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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不久前，一位教育厅长建议“废除高三”，理由是“高三反反复复复习，把孩子的思维搞得变形了，使他们对知识的欲望、对知识的兴趣磨灭了”。废除高三，只能是把高二提前变成高三。而北京十一学校提供了更现实、更积极的出路：改造出不一样的高三来。
升学率像一个魔咒。以提高这个数字为目的的教育改革，不是理想的改革。但评价一项教改的成败，在当下的中国又无法绕开它。北京十一学校2012届毕业生，三年前入校的中考录取分数线排在海淀区的第6位，三年后，高考600分以上的人数位居全市前三名，这样的成绩无疑将提振十一学校继续推进教改的信心。
上述高考成绩，不是题海战术的“战果”，而是在保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与情感需求的前提下，水到渠成的体现。学校如何保护学生，弱化高考指挥棒的负面影响，如何在这一年保持他们对学习和生活的热爱，如何让高三的教育坚持尊重规律、着眼长远，十一学校的探索给了我们启示。
可能有人会认为，在这所拥有雄厚师资力量的学校进行的高三课改，难以在众多普通中学推广，但毫无疑问，它代表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至少，各地的“超级中学”有条件群起而改之。
6月8日，北京市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一些毕业生又出现在王春易老师的生物教室里，有的翻看教室书柜里没有看完的书，有的在探讨因高考暂时搁置下的问题，还有人就是来看看自己曾经照顾过的花草鱼虫。
十几天后，北京十一学校的这些孩子依依不舍告别了中学时代。在丰富的毕业活动中（包括谢师会、泼水节、毕业典礼和舞会），他们用拥抱、热泪、泼水和动情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学校的情感，并为每位老师献上独特的“答谢词”和礼物（如乌龟抱枕、手工制作的元素周期表、贴有每位同学照片的相册）。
校长李希贵在泼水节上被学生泼得浑身湿透。他很享受这种看得见的“平等”，“反击”起来也毫不手软。
因为高考，高三几乎与“压抑、枯燥、疲倦”等词画上了等号，但十一学校想用“生动、淡定、有追求、很阳光”这些积极乐观的形容词重塑高三的形象。“高三也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学生们愉快地度过。”李希贵说，“如果这一段时光没有过好，埋下痛苦、苦闷的种子，未来就会结出苦恼的果子。”
十一学校在过去一年，致力于改变适合“苦闷的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它大幅度缩减课时与题量，把大部分时间还给学生，激发他们自主探究的活力，使得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中依然保持对生活与梦想的热爱。
高三不改变 不是真正的教改
高三学年伊始，叶大家就向生物老师王春易提出：这一年，我不上你的课，也不做作业，行吗？她如愿以偿。
王春易32岁被评为特级教师，以引人入胜的讲课见长。她还批准了另外几名学生的申请。
在十一学校，符合一定条件的学生有申请不做作业、不听课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灵活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和进度，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学习。大一统的教学方式在这里已经不受欢迎。
总的来看，这所学校的高三显得有点“散漫”，它难免紧张，但压力已明显减轻。许多中学害怕看到学生松懈的状态，会刻意营造一种“高压”的氛围，把这些标语贴在教室：“今日疯狂，明日辉煌”、“血狼精神，与我同在”。十一学校却在高三提出新的主张：“将自主学习进行到底”，“讲给别人听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它重新定义了“课堂”的含义，在《十一学校行动纲要》中指出：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是学生的舞台，并非教师展示自我的地方；减少讲和听，增加说与做；学生已经会的不讲，学生自己能够学会的不讲，讲了学生也不会的不讲。这些观点是全体教师讨论的结晶。
不过，要在高三继续这种“课堂”,一些老师担心高考成绩会受影响。普遍存在的观点是：教改只是高一高二年级的事，而到高三，放弃之前的探索，重新回到应试的老路，带着学生们一头扎进题海，是正常而现实的选择。
但王春易说：“如果高三不变的话，自主学习的改革就不是真正的变革。”她和生物学科组的同行，此前一年都在探索自主学习课堂，在高三是该坚持还是放弃，她也经历了犹豫和纠结，最终在去年6月18日的高三年级会上坚决表示：“我们绝对不会回到从前，绝对不会重新占领课堂，绝对不会像过去那样事无巨细地串讲每个知识点，不会再由老师总结梳理知识网络图，一黑板一黑板地写。”
学习有了动力 学习就会快乐
学校在争议声中以大幅度减少课时的方式，迫使教师们寻找新的教学策略：高三的每门课每周由6课时减少到4课时。晚上与周末都不补课，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安排学生自习。
一些从教二三十年的老师声称，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心里很不踏实”。
但化学组的一项统计表明：做完一套试题，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有问题，“如果在全班统一讲题，三分之二的学生只能是陪读”。而大部分问题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就能得到解决，十道题中真正需要老师讲解的，可能只占五分之一。
老师们告别了“从头讲到尾，口吐白沫，还觉得时间不够”的状态，以前需要讲授8个课时的内容，现在只需讲两三节课。
事实证明，把课堂交给几十人主导远比一个人的表现更加精彩，而且避免了在高三反复炒“冷饭”的枯燥与低效。教学方式的改变能使旧知识焕发新活力。
十一学校的毕业班学生不能只顾自己的学习，他们还需要承担起指导同伴的责任，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譬如叶大家，她复习生物的方式就是为同学“答疑”，她经常在教室里大喊：谁有问题就找我啊。
而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成为某堂课、某份试卷的“主讲者”。在马莱丝的班上，他们会按照名单轮流讲解英语试卷。“把一套试题分析透彻，比做很多套更有用。”她说，当时有“拼命要把别人讲明白的冲动”。
高三让人诟病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急功近利，“高考考什么，就学什么”，使得它成了机械应试的“重灾区”。但十一学校大胆提出“不唯高考，赢得高考”。他们认为，在高三还需要继续为“培养有想法的学生”努力。
有想法的学生都“有问题”。高三年级的老师乐于看到孩子身上萌发的问题意识。一些人开始质疑权威、教材或命题，让王春易感到欣喜。在她的课上，有价值的问题会得到表扬，而提不出好问题的小组则要接受“命5道题的惩罚”。生物课像它研究的世界那样多彩，由阅读课、小组讨论课、动手实验课、习题分析课、师生问题讨论课、教师精讲拓展课、试卷讲评课等组成。
语文教师黄娟在高三思考的，是如何让这门学科“植根于生活，关注人的内心感受，让学生有自己的想法，而不单纯为了高考”。
她引进“时评”训练学生的思考与写作，先后编成10个专辑，包括小悦悦事件、乔布斯之死、虎妈狼爸现象、动车事故等。在这些专辑中，没有“一言堂”，她提供观点鲜明的文章，以及深入多元的信息链接，供学生讨论。
十一学校也有高考前的“百日宣誓”，但它的主题耐人寻味，带着调侃的味道“来真的”。誓词出自学生之手，但强调“心无旁骛，乐学为先”；“成败何惧，但求无憾”。
十一学校希望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当他们有了动力，学习就会变成快乐的事情”。 事实上，近些年该校一直致力于课程开发和试验走班选课，希望建立起适合每一个学生的分级分类课程体系。
高三学部副主任杜志华老师介绍说，这些学生从入校之日起，就被要求学会管理目标、时间、方法、毅力和身体。高三正是检验这一学习成果的时候。他们各自制定并努力执行与众不同的课表，那些独特的学习计划常常精确到“分”。
从期待老师写下一黑板、一黑板的知识点到自己通过研究、分析、归纳、总结，把书“由厚读薄”，再 “由薄读厚”，马莱丝说，这种感觉很美妙。“原来是画重点，到高三下学期，开始往里添东西，看到一句话，能想到某道题，以及对某个知识点的深入理解。”她强调说，“就是在看的时候，脑子里会蹦东西。”
樊世奇则表示，她已具备这种能力：对于历史、地理与政治几门课，只需要三四张A4纸就能归纳出一本书的重点内容。
把题海变成游泳池
生物组组长王春易和她的同事发生了争论。她主张每天布置给学生的题量，只能打印在一张A4纸上。但其他老师坚持选用B4纸，它比前者要大一倍。“我是组长，必须听我的。”王春易说。但老师们在排版上动了脑筋，把A4纸排得很密。
高三学部主任田俊说，精选习题，不搞题海战术，避免学生自主钻研和消化的时间被架空，是十一学校高三课改的重要思路之一。
克制厌恶情绪，反复做题，是无数考生的学习常态。6月8日，河北某中学的一名毕业生，在网上展示了她高中的大部分考卷，堆起来高达2.41米。
即便北京的中学，大都也不敢轻视题海战术。邓琪君的初中伙伴在另一所中学读书，她在电话中抱怨“每天除了听课就是做题”。“她连上一份卷子错在哪里都不知道，就开始做下一份了。”邓琪君说，“他们的作业是我们的好几倍，每天晚上还要补两节课。”
方习鹏是一位有27年教龄的物理老师。他说：“每年的高三，师生都很辛苦。就考那么点东西，做了太多太多的无用功，得不偿失。”
他在去年暑假迎来变化。高三年级组奋战两个多月，打破知识点的条块分割，编写出各学科的复习规划书，把精华浓缩在一至两本册子里（如化学规划书仅140页）。“如果老师能够对考点、试题进行有效的提炼，就能有效减轻学生负担。”方习鹏说。
要让学生跳出题海，老师必须跳进题海。老师们浸泡在茫茫题海中，打捞最有价值的习题。有人一天的睡眠不足4小时。
“不做题不行，傻做题也不行。”数学老师崔君强说。他布置的作业很简单：“每日一练”的几道基础题（不会超过15分钟）和每个专题精选出的6道题（一次仅留1～2道解答题）。对有额外需求者，针对性地再提供两道题。
“不规定必须做多少，把选择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有的题就印10份，叫‘餐后甜点'，谁需要就提供给谁。”崔老师说，学生们在高三“快乐地累着”。
“做老师给的题目，觉得很爽、很有趣。”张蕾说，她在英语作业的记录表上，几乎每天都画一个“笑脸”，表达内心的感受。
“老师把大的题海变成了游泳池，很大幅度降低了我们溺死的风险。”张蕾笑着称赞那些“救生员”。和很多同学一样，她每天只做老师布置的题目，平均一门课的作业时间只需半小时。校方对15个班作业量的一次随机抽查显示：他们花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学科上的时间平均为39分钟、38分钟和35分钟。
十一学校的这些主张曾让一名记者感到疑惑：难道你们不重视高考升学率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是它重视的方式与别的学校不同。“我们特别关注优异的成绩是如何获得的。”李希贵说，这关乎学校的育人目标。
他认为，研究学生20年后需要什么，比关注多少学生考上北大清华重要得多。“必须给学生时间，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这一年里学不一样的东西，学他需要学的东西，学对他最重要的东西”。
高考不能替代生活与梦想
也只有跳出题海，学生才有时间和心情在高三过自己的生活。
“在十一学校生活期间，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王宇橙的回答是：养薄荷的经历。
他在调查问卷上写道：“我承担了养薄荷的责任，起初并不上心，偶尔浇浇水。一次放假归来，发现它们几乎干死了，我很后悔、很自责，之后悉心呵护它们，每日浇水、松土、梳叶。此事让我学会了担当和负责。”
他认养的薄荷与绿萝、虎刺、岁岁红、蟹爪兰、巴西龟、青蛙等动植物一起，被放置在生物教室。高三一年，学生与生灵一起成长。他们中有人会在两个多月里每天去观察一条金鱼“怀孕”的情况，结果发现它是饱受腹胀之苦。一名女生在紧张的学习中还为一只小青蛙的死亡，“伤心了好几天”。
“我希望从我们教室走出去的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热爱生活、关爱生命、敬畏自然。”王春易说。
但历史老师赵文龙在网上看到的另一种高三生活，却更有代表性：一所中学的晨练，学生一边跑步一边看书。“我感到震撼和悲哀。”他说。在沉重的高考压力下，一些中学生选择撕书、烧书的行为发泄内心的压抑。
十一学校的毕业生却舍不得扔掉自己用过的书，他们在校园里摆起地摊，低价把书卖给师弟师妹们。蒋欣则把书搬回了家，其中包括30多本他在高三买的中英文小说。他的另一个同学则喜欢与龙应台、韩寒、沈从文等人在文字中相遇，她每月要看两三本书，每天中午还要奉献45分钟给唱歌、跳舞。
一些学生认为，他们不只是在为考上好大学而努力，而是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睡在樊世奇下铺的同学，想当作家，一直在写小说，高三下学期还创作了一个清朝人与蛇的故事。另一名女生，以后“想在一条街上开无数个铺子，每个铺子都能满足人们对不同职业的需求”。她找政治老师分析试卷，却花了很多时间和他谈论这个梦想，得到了老师的认同，“回到宿舍后激动得一边叫一边跳”。
这不是一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高考书的的学生，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事件、南海局势、毒胶囊、足球、电视剧《心术》、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都会成为他们课余谈天论地的话题。
但高考来临，他们还是不得不放弃一些爱好。樊世奇从四年级一直写到高二的日记被迫中断了，只能隔三差五“记一记”。另一名女生周末回家也很少再串门。小姨甚至不敢轻易给她家打电话，怕影响她的学习。
体育课还坚持上，每周两节，自由选择喜爱的运动。但在海淀区组织的第一次模拟考试结束后，一些同学想占用体育课复习，被班主任“轰了出去”。
高三学生大都把自己的社团交给了学弟学妹们“经营”，但继续受到学校大型活动的青睐。去年年底，他们和打扮成“加勒比海盗杰克船长”的校长、扮演哈利·波特、佐罗、唐老鸭和米老鼠的老师们一起，加入了校园狂欢的队伍。
在模拟五洲城市运动会上，高三年级也奉献了精彩的创意和节目。薛柳君所在的10班代表悉尼，她花两周时间设计、制作了一个高三米、宽六米的悉尼歌剧院模型。当它挺立在操场时，全班同学拼命鼓掌。“那一刻带给我的激动和兴奋，在我的心中永远都不会消失。”她说，“我居然还有时间在高三做了这样一件事。”
他们还组织了“成人礼”，每个班自行设计蛋糕，排练一个节目。马欣然所在的文科五班经民主投票后，决定设计车型蛋糕、演唱改编版的《老男孩》。她的母亲特意从黑龙江飞回北京，和丈夫一起，见证那个时刻。家长们给各自的孩子写了一封信，祝愿他们今后的人生如成人礼的主题：怒放·光芒。
会最怀念“老师、同学，高三快乐的日子”
6月5日，高三年级的最后一课，任课老师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学生们的关爱。文科5班的老师给他们送去了巧克力、贺卡和贴心的鼓励。历史老师赵文龙有感情地朗诵了他为学生们写的《九万里风鹏正举》。
在下午的班会上，孩子们要求对中国教育持批判态度的历史老师“用5句名言表扬中国的教育体制”。“他很囧，憋了半天也没说出来”。5班的同学熟悉每位老师的特点，“要抓住老师们好玩的地方，给他们出题表演”。
地理老师赵蓓擅长心理辅导，同学们请她“抚慰班上的一条抑郁的狗”。平时很安静的英语老师则被要求用印度式的“咖喱英语”介绍十一学校。数学老师是游泳健将，他假装和语文老师喝得大醉，还要去游泳，但被语文老师想尽办法轰出了泳池。
学生们的这些创意看起来是对师道尊严的“冒犯”，实际上折射出了师生感情的融洽。《十一学校行动纲要》强调，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确保师生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应该亲情如父母子女，友情如同伴朋友，严而有格，爱而不纵”。
李希贵为这种师生关系的孕育提供了某种条件。他甚至很少出现在高三年级，“不想让老师感到很有压力”。 他说，如果学校总是强调升学率，哪怕只提高一个百分点，老师都会压力很大，“势必伤害学生，伤害教师，丢掉许多东西”。
只有当教师不是紧盯着升学率去追求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去关注其它。蒋欣则同情他过去的一位同学，他所在的学校把尖子生都集中在一个班，每次大考，淘汰一批，吸纳一批，“完全唯分数是举”。
不久前，樊世奇和另一所高中毕业的老同学一起玩，正好遇见同学的老师。“她就拉着我跑。我觉得不可思议。”樊世奇说，“如果我碰到老师，会拉着她的手一起玩。”
“我们的老师不是用高压来赢得尊重，而是用尊重赢得学生的尊重。”蒋欣则总结到。
他们喜欢私下里找老师聊天、撒娇，或者哭诉自己的成绩。老师们提供的大都是鼓励而不是压力。有同学说，在老师身边待一待，随便聊几句，心情就会放松。
过去一年，王春易没再像以前那样抓学生补差，但主动找她的学生却不少。她和同事们渡过了“一对一交流次数最多的一年”。他们每天晚上待在办公区，恭候学生上门提问。
校方对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想了解他们以后“将最怀念什么”，王玉勍同学的答案是：“老师、同学，高三快乐的日子。”
6月7日，高三年级的老师穿上红色衣服，与学生击掌、拥抱，把他们送进了考场。高考后，一些学生还惦记着教室里的动植物，此时，薄荷、青蛙和小金鱼们已经有了新的主人：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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