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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直视强大而令人无奈的力量：衰老和死亡。
几乎同一时间，两组来自老人的梦想被放入了公众的视野。
一组老人的梦想显得有些胆怯。他们想要电视，却没听过液晶和LED，只会着急解释“16就够了”；最宏大的愿望，不过是拥有一辆三轮车，能让腿脚不灵便的自己离开福利院，“出去转转”。
相比之下，另一组老人的梦想要盛大得多。在养老院年复一年的生活中，一位退休公交车司机提出，大家应该组队参加天津举行的一场选秀节目。为此，他们排好节目，偷偷溜出养老院，开着报废的公交车，豪情万丈地欢呼着，奔驰在草原蜿蜒的公路上。
迥异的梦想来自两个不同的老人群体。前者是一群农村的孤寡老人，住在山东一家普通的福利院里，并被清华大学学生房洪英记录于自己的毕业作品中；后者则是一群虚构的人物，生活在导演张扬的电影《飞越老人院》里。
我在这儿干嘛呢，不明摆着是等死吗？
那是一段苍老而动人的旅途。破旧的大巴车行驶在公路上，金色的牧草、旋转的风车、疾驰的骏马在两侧不断后退，轻快的音乐中，老人们在车里大笑、欢呼、放声歌唱……
相比之下，房洪英所记录的另一群老人，生活则显得暗淡而冰冷。
不过，在“飞越”之前的日子里，两组老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多不同。电影里，老人们每天也重复着相同又毫无希望的生活：扶着铁架练习走路，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瞌睡，按时吞下一把花花绿绿的药片，或者，自己给自己打针。
他们的皮肤干瘪，布满一条一条的纹路，就像晒干的橘子皮；他们双手颤抖，喝水的时候，水会从杯口漏出来，沾到衣服的领口和前襟。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双手搭着拐杖，昏昏欲睡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的时光。
“我在这儿干嘛呢，不明摆着是等死吗？”老周说。他由73岁的演员吴天明扮演，是电影的“男二号”。
75岁的“男一号”老葛甚至经历过更加绝望的时刻。在进入老人院的第二个晚上，他大便失禁，弄脏了床单。手忙脚乱地用卫生纸擦掉身上的污物之后，他抱着床单被罩悄悄跑进洗手间里清洗。最后，情绪崩溃的老人靠在洗手池的镜子上，压抑地哭了起来。
“我这辈子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他声音低沉地哭诉，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缓缓流淌下来。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扬曾经领着剧组，在天津一家养老院里做了两个多月的记录。这些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生活，正是他所观察到的真实场景。在那里，很多老人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不说话、没有表情动作，连目光都是呆呆的，汇聚在墙壁上某处。
他甚至还拍到了一位老人的死亡。她挣扎着，维持沉重的呼吸，随后被救护车带走，再也没有回来。直到最后，子女也没有出现在她的身旁。
在此之前，张扬已经意识到，养老院会是一个“陈暮”的地方，但眼前的场景仍然让他受到震撼。相比之下，20岁出头的房洪英则在家乡的福利院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刚考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时候，她曾无意间见过家乡福利院的老人们，并且在那些老人的眼神和皱纹里“读到了心酸的感觉”。这一次，她希望在自己的毕业设计中，把这些老人的人生和梦想，写成一本书。
两个月的采访中，她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已经瘫痪的老人，每天窝在床上，死死盯着对面一个不断跳动的电子表——那是这个弥漫着霉味的房间里，唯一会动的东西。
老人的生命曾经充满希望。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到处跑着做小买卖，“一个轮、两个轮、三个轮的车都骑过”；现在老了，他住进福利院，又摔坏了腿，却仍然希望能骑上“更高级”的电动三轮车。尽管，他和在超市打工的养女，谁也负担不起这笔开销。
在瘫痪之前，他还时常说笑，努力锻炼身体，并且嘱咐房洪英多给自己拍两张照片。可几个月后，病情恶化，老人也整个儿“垮”了。他不再梦想从没骑过的三轮电动车，也不再愿意面对镜头。
“要死的人，不要拍了，浪费电。”老人说。
绝望的气息很容易感染给院墙里的每一个人。一位老人曾经告诉房洪英，自己住的地方名义上叫福利院，但外面的人却戏谑地称呼这里为“宰杀厂”。
至于老人们自己对这里的称呼，则是“等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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