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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60岁的人民陪审员卢光正在浏阳市人民法院参与审理一起刑事案件。
2010年浏阳市人民法院陪审员参审情况
卢光正赶场子般忙着参审，人称“卢法官”，他摇头：这很不正常。更多陪审员则不参审，参审也是审而不议，“法官每次问，我都说我同意。”
律师李健称，“我感觉，大多数陪审员庭审时都是配角。”专家认为，根源出在陪审员没有法律基础。怎样提高“陪审自信”，唤醒沉默的大多数？
本报记者张祥 长沙报道
声音
许多陪审员对法官有依赖思想，甚至在审判过程中一言不发，或者发表的意见基本没有参考价值，使陪审制度流于形式。
浏阳法院院长范登峰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法官，即使我提意见，说的也是外行话，法官不会采纳的。
浏阳法院陪审员罗时茂
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大部分是没有法律基础的，这必然导致陪审员缺乏陪审自信。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国海
3月29日上午，长沙雨花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抢劫案，长沙市人民陪审员培训班的120名学员全程旁听。
卢光正就是浏阳市人民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最近，他被一起案子“烦透了”：间歇性精神病人杀人，怎么定罪？
他把公诉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合议庭合议时，他有一票表决权，该不该定嫌疑人有罪？自己的意见法官会不会采纳？老卢“有点拿不准”。
陪审员制度是我国扩大司法民主的举措之一。2005年5月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该制度实行7年来，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问题显现，在专家眼中，陪审员普遍缺乏“陪审自信”。
A “法官的智囊”
在浏阳法院，凡有陪审员参审的案件，法官在判决之前一定要问：“陪审员有什么意见？”卢光正的意见有时候会影响判决，这让他很有成就感。他认为，人民陪审员应该是“法官的智囊”。
判决之前，法官要问陪审员
2005年，卢光正成为浏阳法院首批聘任的18名人民陪审员之一。他第一次以陪审员身份参审，是一起几名未成年人持刀抢劫案件。公安和检察机关提供证据充分，案情也清晰，但卢光正“觉得几个没长大的孩子不会坏到哪里去”。
“不要判重了，以教育挽救为主吧。”合议时，卢光正对法官说，法官“没说话，点了点头”。
2008年春节，一个男孩被烟花突然射出的弹珠击中，眼睛失明。男孩的家人把生产商浏阳市一家烟花厂告上法庭。烟花厂坚称男孩燃放的烟花是假冒产品，认为受害人应向销售烟花的经销商索赔。
合议庭合议时，法官的意见是烟花厂无责，卢光正提出异议：烟花厂说炸伤男孩的烟花是假冒产品，但厂方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这是典型的“举证不能”；第二，如果把责任推给经销商，受害者会被没完没了地踢皮球。
“最重要的是，法律应该保护弱者，相对于烟花厂，男孩肯定是弱者。”卢光正说。经过争论，法院采纳了老卢的意见，认定监护人和烟花厂各负50%的责任。
卢光正的成就感正来自于此，他认为人民陪审员应该是“法官的智囊”。有陪审员参审的案件，法官在判决之前一定要问他们：“陪审员有什么意见？”
从道德和人伦角度确保审判公正
浏阳市人民法院院长范登峰说，人民陪审员的作用是在法律框架内，从社会道德和人情伦理角度提出意见，以确保审判更加公正合理。
人民陪审员各自擅长的专业，亦能为法官提供参考。目前浏阳法院有70名人民陪审员，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负责人，及工人、农民和待业青年等，年龄跨度从62岁到24岁。
按照规定，陪审员能从法院领取一定数额的补贴。在浏阳法院，有公职在身的陪审员每参审一次补贴30元，卢光正等无公职的陪审员每次参审补贴为50元。
浏阳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该院各类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平均参审率达到62%，比2009年增长5%。
2011年底，浏阳法院被评为湖南省唯一的“全国模范法院”，其人民陪审员机制受到最高院肯定。
B 沉默的大多数
2010年，浏阳法院70名陪审员中，有24人没有参与过一次庭审。参审过案件的46人中，卢光正等5人的参审次数就超过其余41人的参审次数。多数陪审员即使赶到法院参审，也有可能只是“审而不议”。
“有的陪审员难得在法院出现一次”
范登峰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所有人都像卢光正一般充满热情，“有的陪审员一年到头难得在法院出现一次。”
2009年3月，浏阳法院通知一名身为村干部的陪审员，要他参加一场民事诉讼案庭审。但他因“村务繁忙，抽不开身”，没有参审。1个月后，法院又通知他参审另一起案件。他推掉工作赶到庭审现场时，才发现因被告人未到庭，开庭取消。
这名陪审员发了脾气：“我本来事情就多，好不容易跑过来又不开庭，以后尽量别叫我来了。”
“卢法官”摇头：这很不正常
按照规定，每次参审的人民陪审员，应该由法院抽签决定，但不少陪审员无法到庭，于是实际操作中“灵活得多”。
当陪审员因各种原因无法到庭时，法院只能打电话给参审最多或积极性最高的少数几名陪审员。
因此，卢光正几乎每天都“赶场子”一般忙着参审。他和少数积极性较高的陪审员成了“编外法官”。
法院的人给卢光正取了个外号，叫“卢法官”。老卢笑着摇头：“这很不正常。”
“法官每次问，我都是说‘我同意"
然而，即使人民陪审员参审，很多人也是审而不议。
2011年4月22日，范登峰在浏阳法院人民陪审工作会议上说：“许多陪审员对法官有依赖思想，甚至在审判过程中一言不发，或者发表的意见基本没有参考价值，使陪审制度流于形式。”
“可以说大部分陪审员都是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法官，即使我提意见，说的也是外行话，法官不会采纳的。”浏阳法院人民陪审员罗时茂说。
罗时茂是一个媒体记者，从2009年至今“参审得很少”，“法官每次都会问我有什么意见，但说实话，我都是说‘我同意’。”
“我的感觉是，大多数陪审员在庭审现场是配角。”律师李健说，“有些陪审员的热情和严谨态度比法官还高，但这种作用还是有限的，法官只是象征性地征求他们的意见。”
甚至打过官司的原告和被告对陪审员也了解不多。陈树明2011年因一起民事纠纷，将邻居黄某告上浏阳法院。
记者问陈树明是否了解人民陪审员，他有些困惑：“陪审员不是法官吗？他向我发过问，我还以为他也是法官呢。”而被告黄某也说：“不知道陪审员是干嘛的”。
另一方面，每次庭审前，陪审员也没有足够时间熟悉案情，“有些陪审员到了庭审现场才知道案情。”范登峰坦承：“同时不排除存在法官断案时有些霸蛮，不听取陪审员意见。”
C 如何提高“陪审自信”？
为解决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这个难题，各级法院着力于加强培训、强化考核。不过，专家认为，问题出在制度本身，“要一个不懂法的人和法官商量如何定罪，是不现实的。”
缺乏法律基础导致陪审不自信
一方面，陪审员制度要求扩大司法民主，另一方面，案件审理需要陪审员具备专业法律知识，“这是个矛盾。”浏阳法院刑庭审判员林鹏飞说，“刑庭案件比较特殊，必须要求陪审员有比较专业的法律知识。如果对法律一窍不通，我征求陪审员的意见干什么？”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从制度设计来看，陪审员除了事实认定，还对法律适用有表决权，这就要求陪审员具有法律基础。”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国海说，“陪审员没有法律基础，合议时陪审员自然缺乏陪审自信。法官自然不会过多听取陪审员意见。”
从2006年开始，李国海担任长沙岳麓区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我是法学教授，法官对我的意见非常尊重，我也敢于提出异议，但我可能是个特例。”
“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大部分是没有法律基础的，这必然导致陪审员缺乏陪审自信，陪审员陪而不审的根源就在这里。”李国海说。
专家：应只让陪审员认定事实
记者从省高院了解到，目前湖南各级法院共聘任了4004名陪审员。为避免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决”，省高院将陪审员参审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纳入中基层法院司法考评。
今年初制定的《全省法院司法状况考评办法》规定，基层法院适用普通程序案件人民陪审员参审率不能低于50%，中级法院不能低于10%；人民陪审员任期内参审率不能低于98%。
省高院又于2005年制定下发《人民陪审员培训实施方案》，将人民陪审员的教育培训纳入法官培训年度计划，先后举办了5期共520余名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培训班。
省高院还与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管理的通知》，将人民陪审员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开支列入法院经费预算。
而李国海认为，问题出在制度本身，“要一个不懂法的人和法官商量如何定罪，是不现实的。”
李国海说，应变革陪审员制度的目标设计。陪审员制度的目的是扩大司法民主，需要把陪审员选拔任用的分布面扩大，但应规定陪审员无权参与法律适用，只对事实进行认定，“如此一来，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底气参与庭审。”
“浏阳有140万人，70个陪审员显然太少。如果说作秀，70个人足够了；如果要发挥实效，70个人还远远不够。”范登峰说。
[词条]
人民陪审员
选拔 除公检法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以及有犯罪记录和被开除公职的人外，其他人都能经单位推荐或自荐，成为人民陪审员。
任期 五年
适用审判 除适用简易程序，以及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或者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都应有陪审员参审。
权利 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人民陪审员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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