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强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度，“听审制”所能起到的只是间接推动而非直接作用。

　　东莞中院开始试行的“庭审听审制度”，舆论对其赞美有加。不过，笔者目前对这一新鲜事物持谨慎态度，因为在我看来，“听审制”不宜承载太多的使命。

　　必须承认，扩大司法公开范围，拓宽司法公开渠道，是保障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方面，也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民主水平，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庭审公开是司法公开中重要而关键的环节，必须而且应当切实抓好。现在的庭审公开形式主要有群众旁听、媒体报道以及少数情况下的庭审直播，这些形式是必要的，但这些方式往往是单向度的，即由法院向外展示庭审情况或实况，却往往得不到及时、认真、理性的反馈，有些社会议论也多因为道听途说或只言片语而发生扭曲或变形，对法院特别是法官及其他参与庭审人员的帮助不大，不利于他们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并切实改正。

　　尽管“听审制”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司法公开的渠道，但由于听审员人数的限制及法院的单边选择性，必然影响和制约司法公开的范围，因而，听审制只能作为司法公开的一种“扩围”形式，决不能影响和取代普通公众对庭审的自愿旁听，法院不能因为“听审制”的实行而减少群众旁听的机会，只能作为司法公开的“增量”。只有这样，“听审制”对司法公开才是有益的，才值得认可和推广。

　　至于增强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度，“听审制”所能起到的只是间接推动而非直接作用。公开推动公正，公开促使法官提高法律素质和司法水平，自然有助于公正的实现，司法越公正越能得到公众的认可，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事实上，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认可，根本原因可能是我国目前多数判决“不说理”，赢得莫名其妙，输得一头雾水，结果是输赢皆不服。“听审制”恐怕难以直接有效地解决这些存在于当事人思想中的问题。对法官而言，如果“听审团”的意见仍旧“只进不出”，法院判决仍然是“原告诉称、被告辩称——辩护人意见——本院查明——证据罗列——判决如下”这样的生硬模式，结果依然是输的一方不接受，赢的一方也不买账。

　　另外，允许听审团对案件实体发表意见，并将其提交合议庭，作为合议庭裁判该案件的重要参考，更值得商榷。按照司法中立和审判独立原则，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回避外界的意见和观点，因而西方国家往往要求法官生活低调，深居简出，远离尘世喧嚣，从而保证在做出裁决时尽可能少地受外界舆论影响，实现司法公正。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要求法官“深居简出”，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也明确规定，法官应当保持中立，应当避免受到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的不当影响，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把听审团意见作为重要参考，明显有悖于这些要求，毕竟听审团制度没有法律依据，听审团组成上也没有体现回避原则，将其意见置于“重要地位”显然无法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怀疑，因而不应赋予听审团实体评议权。法官与听审团之间的交流，应该放在案件判决之后，作为纯粹的业务研讨。面对面讨论比书面评议更能说清说透问题，更有利于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

　　（作者为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