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院校师生代表在“生命”纪念碑前肃穆，向刻有遗体捐献者的石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与敬意。本报特约摄影孙山

　　临近清明，长青园墓地中“生命”纪念碑前摆满了菊花，寄托着人们对用血肉之躯支持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遗体捐献者们崇高的敬意。然而，“大体老师”虽受尊敬，但能鼓起勇气志愿捐献遗体的人却凤毛麟角。去年，本市三家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共接受142名捐献者的遗体，创历史新高，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市医学教育和研究中人体解剖学标本过于紧张的状况，但遗体捐献数量缺口仍然很大，医学院校的临床专业，平均每10名学生才能解剖1具遗体。

　　丧葬习俗影响遗体捐赠

　　尽管公众对遗体捐赠的观念在发生转变，但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和丧葬习俗的影响下，当前还是很少有家属能够接受把亲人的遗体捐献出去。甚至很多人明明已经申请捐献遗体，却因家属反对而临时变卦。

　　记者了解到，目前志愿者捐献遗体前，家属必须签字，还要在公证处进行公证后才能实现捐献。之所以要求家属签字，是因为一旦捐献者去世后，如果亲属不同意，遗体登记接受站同样无法接到志愿者的遗体。

　　市民林女士就曾断然否定过母亲想要捐献遗体的想法。“亲人没了都讲究入土为安，真要把遗体捐出去，说难听点不就连个‘全尸’都没了吗？”林女士皱着眉头说，“这一点我坚决接受不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林女士想法相同的市民不在少数。不仅如此，市民还普遍担心捐献的遗体能否被妥善保管、安置，能否真正用在医学研究等方面，这也是市民对捐献遗体的主要顾虑之一。

　　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吕仕杰表示，遗体捐献本身是一种完全自愿的行为，首先是捐献者本人有意愿，并且和亲人沟通好之后才会提出申请。目前，国内遗体捐献尚无法律法规保障，只能靠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来保障。遗体捐献应尽快立法，有了法律保障，就可以遵照捐赠者本人的意愿，依照法律程序捐赠遗体，避免因亲属不同意捐赠而产生的矛盾。

　　遗体稀缺影响临床教学质量

　　捐献的遗体主要用于医学院的解剖课，遗体的稀缺严重影响医学教学质量。

　　“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可用于解剖教学的遗体非常少，每年大约只有30具左右，数量远不能满足学生课堂教学内容。”多年从事解剖学教学工作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于恩华透露。据介绍，现在学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大概平均每10人只能解剖1具遗体，一些非临床医学专业的医科生则根本没机会动手操作。理想状态下应该4至6人解剖1具遗体。“没经历过解剖实践，学生会缺乏人体形态学的概念，会严重影响医学教学质量。”

　　而在医学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一个医科学生本科阶段至少要解剖过一具遗体，一名医生从学生到成长为教授要解剖10具遗体。

　　“解剖学是现代医学教育中最基础的课程，一名医生、特别是需要进行临床手术的医生，如果求学时没有进行过尸体解剖，那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于恩华说。

　　捐献者多为老年人

　　北京市红十字会自1999年负责开展遗体捐献工作以来，已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设立了3个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现已接受13441人申请志愿捐献遗体，其中近一半人办理了公证，并有1230人实现了遗体捐献。近年来，三家接受站每年大约能接到100余名捐献者的遗体。

　　遗体捐献者中一半以上都是老人，年龄最大的甚至已过百岁。市红十字会相关工作人员透露，这种比例符合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遗体捐献这一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接受。申请捐献遗体者数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正在从最早的医生、教师为主，逐步扩展到工人和农民等普通人。

　　“遗体捐献工作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广大患者的生命安全。”于恩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