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例肝移植长期生存者结婚生女_新闻台

婴儿出生后，中山医院医生探望于景梅。陈惠芬摄

　　新生的小女婴乐乐安睡在摇篮里，小眉毛时而紧锁、时而舒展，不知是否在做啥有意思的梦？小嘴巴则不时翘起来，嘬成一团，作喝奶瓶状……妈妈于景梅看着这出生10天的粉嫩东西，早已忘却孕期的辛劳与苦楚，只有说不尽的欣慰——“给她起名乐乐，就是希望她能欢欢乐乐地顺利长大！”

　　与其他许多新生儿有些不同，乐乐来到人世间相当不易：她的妈妈曾是一名濒临死亡的终末期肝病患者。10年前，于景梅顺利接受肝移植；10年后，她已能如常人一样为人妻、为人母。

　　肝移植患者能与健康人一样结婚生子？10天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产房内，乐乐的呱呱落地，打破了世人对肝移植患者的传统认知。她的到来，对于景梅而言，是生命的延续；对无数移植患者而言，更是希望的象征。

　　十年，“浴火重生”

　　“2468克！”中山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屠蕊沁称着新生“小毛头”，兴奋地说：“宝宝又健康又漂亮，你放心吧。”于景梅由衷地笑了，她说自己刹那间觉得，人生突然有了意义。10年前，她一度因重度肝病与死神擦肩而过。把她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的，是中山医院樊嘉、周俭两位教授。命虽保了下来，但小于并未奢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与同龄女孩一样，圆一个“母亲梦”。

　　故事还要从2001年说起。当时，安徽姑娘小于刚刚来沪打工；就在一年前，比她小4岁的妹妹因为患上“肝豆状核变性”，最终不治，花样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7岁。家人尚未从悲痛中走出来，小于的身体又起了异样：她长期面色发灰、腹胀难受，虽然吃了多副中药，暂时减轻了病痛，但病情仍无法抑制地持续恶化。眼瞅着大妹妹脸色越来越差，备受疾病折磨，哥哥于景宏四处咨询问诊，发誓说什么也不能让病魔再夺走家人的性命。

　　终于，他慕名找到了中山医院肝外科樊嘉教授，兄妹俩从农村赶往上海。经过一系列检查诊断，专家发现：小于患的病竟然和妹妹一模一样——“肝豆状核变性”。

　　所谓“肝豆状核变性”，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铜代谢障碍疾病。如不及时治疗，患者在起病后的四年至五年，就会死于肝功能衰竭。而小于的病情，已经被耽搁了几年。检查结果非常不乐观：肝硬化、脾肿大、门脉高压、腹水严重，肚子肿胀得好似十月怀胎。专家们一致认为，想要挽回生命，只有肝移植这最后一条路。

　　作为腹部外科最为复杂精细的手术之一，肝移植手术难度高、风险也大。10年前，该手术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于景梅手术之前，中山医院才成功完成首例肝移植术，尚无大量手术经验和成功案例可供参考；更让人头疼的是，肝源是个大难题。小于和家人虽同意了肝移植，可没有配型成功的肝源，即使一切都准备就绪，手术仍无法开展。

　　“幸运女神”悄悄眷顾了女孩。门诊20天后，于景宏接到樊嘉教授的电话：“肝源有了，你妹妹可以来手术了！”兄妹俩从安徽农村赶出来时，揣上了家里所有的1600元现金，这数目连住院押金都不够。得知于景梅的家境后，樊嘉教授与医院相关部门协商，最终，患者只交了1000元住院费，手术费分文未出。整个肝移植手术中，来自中山医院肝外科、血管外科、麻醉科等多名专家汇集。无影灯下，妙手将女孩坏死的肝顺利换了下来，一条年轻的生命又重新焕发了光彩……

　　就这样，于景梅与妹妹虽患了同一种疾病，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之后的岁月里，她逢人便说：“从肝移植手术后，我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那天起，我又重新活了一回。”

　　圆上一个“母亲梦”

　　时光荏苒，小于在肝移植术后5年顺利结婚，术后10年，又成功当上了妈妈。肝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大剂量抗排异药物，他们如何做到与正常人一样怀孕生子？面对许多人心中的困惑，樊嘉教授给出详细解答。

　　首先，迄今为止，于景梅肝移植已足足10年，曾经的“新肝脏”如今已和机体“嵌合”，机体对这个外来“供体”基本适应，这是怀孕的先决条件。

　　其实，早在小于结婚之初，她便就生育问题咨询了专家。当时由于国内并无相关先例，专家为保险起见，仍建议她暂缓生育，以待更好时机。等待显得有些漫长，去年，医生明确表示：“这么多年过去了，新肝脏已经完全适应环境，抗排异药物服用的剂量也明显减少，此时怀孕，应该没有大碍。”当听到医生的这道“解禁令”，小于百感交集：“我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现在真能与正常人一样怀孕生子，简直出乎意料。”

　　于景梅顺利怀孕了。她把这个喜讯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发给樊嘉教授。翻阅国外文献，肝移植患者怀孕案例并不少。但考虑到申城尚无先例，中山医院的专家格外当心。随后的“怀胎十月”，中山医院妇产科、肝外科专家齐心协力，共同帮助这名肝移植患者迎接新生命。

　　与普通孕妇相比，肝移植患者怀孕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樊嘉教授解释说，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后，母体本来就会产生排异现象，这一般表现为孕早期反应。小于因为长期使用抗排异药物，从孕早期的排异反应来看，应用药物反倒帮她减轻了痛苦。可是，药物剂量到底该如何把握，这成为核心难点。专家进一步补充说：“应用少了，母体排异反应会加剧；应用多了，又怕药物对腹中胎儿产生不良影响。”于是，整个怀胎十月过程中，实时监测患者病情变化、调整药物剂量，成为最主要的任务。

　　就此，樊嘉教授的电话，成了小于的热线咨询电话。能不能吃巧克力、能不能吃冰淇淋……事无巨细，于景梅只要有担忧，都会一个直拨电话求援。教授更会不厌其烦为其讲解。怀孕5个月时，准妈妈出现了明显排异现象。当晚10点，她又一个电话拨给樊嘉教授。在仔细询问生命体征后，当即安排次日住院检查……孕期34周，小于终因“转氨酶过高”药物治疗无法控制，不得不提前剖腹产。

　　12月7日上午9点16分，中山医院75号手术室内，伴随着一声啼哭，乐乐安然降生。当于景梅的“救命恩人”——樊嘉、周俭两位教授抱着小宝宝时，两人乐得合不拢嘴，“肝移植患者非但能生存下来，现在能有孩子，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一定的保证。这，正是医疗发展前进的目标。”

　　出院回家了，由于于景梅仍需服药，无法母乳喂养，中山医院妇产科专门送了她一整箱奶粉。如今，在家里坐月子的小于，正享受着人生最美好的时光。“10年了，如果没有中山医院的医生，就没有我的今天，更没有我宝宝的今天。”新妈妈由衷感激。

　　“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1963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斯达沃兹教授完成了全球首例临床肝移植手术。自此以后，肝移植始终是医学界的前沿技术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而今在我国，肝移植技术正不断完善，日趋成熟，原本无药可救的肝病患者，因为移植技术而重获新生。

　　“让患者活下来，更要像正常人一样活下来。”这，一直是移植医生的最大梦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作为肝移植开展较早的医疗机构之一，迄今已完成1000余例肝移植手术。这些肝移植患者中，终末期肝病肝移植的总体5年生存率可达90％，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癌肝移植5年生存率可达75％至80％，医学水平已居国际前列。近些年来，在患者生存率不断提升之后，这里的肝移植团队也将如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视为一大任务。于景梅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早在肝移植手术结束的一刻，她与医生的不解之缘就此开始。10年前，刚出院之时，樊嘉教授就帮忙张罗她工作上的事。“都有什么特长呀？”“高中没毕业，也不会打字，工作很难找。”“女工怎么样？”……经过牵线搭桥，这名农村姑娘当起了电梯操作工。她的病情稳定了，定期随访时教授又打趣说：“你要是病好了，结婚可别忘记请我。”一句玩笑话，可结婚当天，教授专门托人送来了红包——这个婚礼红包，小于珍藏至今。

　　其实，像小于这样“换肝”后又回到正常生活的患者，早已不是少数。医院肝外科贺轶锋医生专门负责肝移植患者的随访工作。他告诉记者，迄今，上海范围内肝移植随访患者已达300多名。在这些患者中，绝大多数半年以后就返回了工作岗位。一些患者在术后顺利地结了婚，还有几名男患者已经当上了爸爸。这次于景梅当妈妈，又为女患者点燃希望。“劫后重生”的患者们，自行组成一个大家庭般的“肝友会”。在“肝友会”里，彼此都是兄弟姐妹，大家还“发明”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年龄算法：每人的年龄都以手术成功后的存活时间来计算。按这种算法，于景梅“5岁”结了婚，“10岁”生了女。

　　“社会上总有一些误区认为，‘换肝’之后人就不行了，其实不然。”贺轶锋医生澄清说，“对于肝硬化患者，换肝之后一年病情基本稳定；对于肝癌患者，两年之后肿瘤复发率会明显减少。临床已总结发现，肝移植患者在一年内各种适应症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但过了一年的‘分水岭’，他们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融入工作生活。”

　　生命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医生与患者们正用各自的努力，不断探索实践。而今，中山医院肝移植患者中，生存时间最长的已达10.5岁。这里的“肝友会”患者，代表我国参加了“世界移植患者运动会”，赢得不少荣誉。近两年来，患者们先后前往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参赛，在羽毛球、乒乓球等领域荣获了骄人名次——

　　“你能说，这样的生命没有活力吗？”（记者顾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