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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爹”事件频发 “二代”现象或导致社会断裂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3日 12:0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网络电视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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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幼儿园抢凳子‘我爸是科长’;在小学欺负同学‘我爸是主任’;在中学抢女同学‘我爸是处长’;在大学杀女同学‘我爸是局长’”——网络上蔓延开来的“拼爹”流行语,生动展示了社会转型期的“二代”问题。

     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二代”之间出现分化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发展的环境要确保公平、发展的共识要取得统一。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人的发展都存在着“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相比于一般人而言,“富二代”本身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保证机会和起点的公平,这样对社会发展是很危险的。

    专家提出,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人群数量过少等,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直面“二代”问题,需要调整社会结构,使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我爸是李刚”尚且余音绕梁,“我爸是黑社会”打杀声风云再起。近日,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一学生带着自己的父亲和父亲的两名朋友,闯进该校租用的学生宿舍内殴打自己的同学。冲突中,有21名学生受伤,其中一人手腕处骨裂。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多名学生证实,这名学生一边打人一边在走廊上喊:“我爸是黑社会的,今天要把你们都打一遍。”

    不经意间,又一句流行语在网络上蔓延开来——“在幼儿园抢凳子‘我爸是科长’;在小学欺负同学‘我爸是主任’;在中学抢女同学‘我爸是处长’;在大学杀女同学‘我爸是局长’”。

    在当下这样一场“拼爹”的狂欢中,社会转型期的“二代”问题彻底展示在公众面前。仔细考察“二代”现象的渊源,具体是指2009年夏天开始在网络上蹿红的“富二代”、“穷二代”等带有“二代”字眼的新鲜词汇。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二代”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的讨论话题。有专家认为,诸多的“二代”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无法回避的挑战。

  “二代”事件频频刺激社会神经

    “二代”现象之所以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源自一系列社会事件。

    不久前,浙江省义乌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保时捷跑车与一辆宝马跑车高速相撞。

    据了解,肇事的两辆车中,保时捷跑车的车价大约在200万元左右,宝马车大约价值120万元。

    据宝马跑车车主的父亲吴先生所述,他是做袜子生意的,宝马车里的男女是他的儿子和儿媳,车子是两个月前刚买的,目前整个义乌市只有两辆。他还证实,保时捷跑车的车主是义乌市某房产公司老总的儿子。

    “富二代”飙车相撞的说法不胫而走。或许,这仅仅是一起涉及了两个“富二代”身份的人之间的交通事故,尚不足以大惊小怪。但更多时候,“二代”事件频频挑战的却是社会公平的神经甚至涉嫌违法犯罪。

    今年5月,浙江省宁波市警方一举抓获17名吸毒青年。据介绍,被抓的“瘾君子”中,绝大多数为“80后”,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办企业的,家庭富裕。事发当天,这些青年穿着名牌服饰,驾驶名车,躲在酒店里吸毒。

    而在近年来的公职招考中,某些领导干部子女屡屡利用关系剑走偏锋的事件更是屡有发生,已经从招聘过程的潜规则发展到了招聘岗位的量身定制。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有些事业单位招聘,都是内部秘密发布招考通知,考试对象实质上全是某些领导的亲戚、朋友等。“基本定向内部通知,外人毫不知情。笔试内容锁定范围、及格线模糊,为了让参加考试的人都能考上,有关领导可谓是煞费苦心,一是指定专人编制复习资料、考试测试题;二是让参加考试的人员全脱产复习,就如一位领导说的,‘就差亲自替他们做一做了’”。

    据了解,在江苏省,曾由政府出资为“富二代”开培训班,即实施所谓的“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此举更是引起公众舆论的质疑和不安。

    “政府直接插手培育‘富二代’,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越权行为。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用公共资源把富裕人群以‘家族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另一方面,就眼前的‘功利’而言,与其说是在培养企业家后代的经营管理能力,不如说是在完成官商之间‘人脉’的代际转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二代”现象或致社会分化严重

    尽管各种“二代”现象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挑战社会神经,但有关专家还是呼吁,应理性看待“二代”现象。

    “最近一个时期,媒体上出现了一股‘二代’热,常见的有‘富二代’、‘垄二代’,还有‘贫二代’等等,公众和专家学者都对此议论颇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会导致公众对某些社会人群的‘刻板印象’,最后走向事实上的歧视。”唐钧说。

    一名地方工商联的负责人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其实,无论是“富二代”、“穷二代”,还是新近出现的“黑二代”,都是社会贫富差距在代际问题上的一个突出显现。但是,在“富二代”中不见得都是坏人,在“穷二代”中也不见得都是好人。

    “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害怕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优质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并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二是担心社会竞争的公平性下降,使得社会垂直流动性降低,不同人群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三是疑虑分化后的代际之间是否能够形成共享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断裂得到有效弥合。”这名负责人说。

    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二代”之间出现分化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发展的环境要确保公平、发展的共识要取得统一。“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人的发展都存在着‘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相比于‘穷二代’而言,‘富二代’本身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保证机会和起点的公平,这样对社会发展是很危险的”。

    “如今不论贫富,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如何安身立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问,但关键在于改革分化后,代际之间能否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会断裂,这是社会成长的重要方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检测这个国家未来活力的试金石。‘贫’、‘富’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说相对的穷或富,如果大家都不去力图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都从自身所处的相对优越的环境和既得利益出发,那么终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不公平竞争的牺牲者。”这名负责人说。

    一名地方团市委的研究人员向《法制日报》记者证实,当地青壮年农民工流动的总体情况是:流动半径较小,流入地主要为迁移成本低、文化隔阂少且容易获取和创造效益的邻近城市,流入行业主要是第三产业。“总体而言,二代农民工利益边缘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权益保障状况堪忧”。

    有专家认为,这样一种平行的流动,让不同的二代之间没有交集。而正是这种没有交集的流动,让“二代”现象成为转型期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政府部门应当对目前的情况予以警惕,让贫困在代际之间传递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政府部门应当维护好各类人群向上流动的通道。”唐钧说,“社会学理论认为:在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个人或社会人群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发展的。如果一个社会从下层向上流动的管道都被堵塞,人们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显然,这种社会现象与当今中国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调整社会结构直面“二代”现象

    随着“二代”现象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应对。

    “我们关注‘富二代’问题,因为这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虽是家庭问题,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却是个社会问题。在中国贫富分化持续扩大的社会背景下,‘富二代’如果一味炫富会激化社会反应,因此要将‘富二代’的健康成长纳入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一名地方工商联的负责人说。

    这名负责人认为,企业家们也要改变企业家族传承的陈旧思维,应考虑培养和聘用职业经理人,开放用人。政府部门应当致力于建立更完善、更透明和更公正的市场环境。而良好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会自动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坐吃山空”者。

    对于当前的“二代”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但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和社会现象,要从长周期和一个国家大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转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是正常的。

    “多元化的社会人群其实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比较明显的是中产人群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3万个体工商户,1995年至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万个私企业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这也为中产人群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产人群。根据我们课题组的测算,2007年,中国的中产人群占总就业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每年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人群,这都是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流动,‘穷二代’进入中产人群的机会应该有很多。”陆学艺说。

    同时,陆学艺还认为,直面“二代”问题,需要调整社会结构,使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十多年。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人群数量过少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

     【报道】长春重点高中保送生考试遭质疑 被疑是“拼爹游戏

    近日,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一场保送考试引发家长和同学的广泛质疑,据同学和家长举报,不少平时成绩平平甚至经常排在全年级倒数的同学,成绩突飞猛进,凭借这次考试一举获得了保送资格。

    一些高三学生告诉记者,“飞跃”而上的同学有些平时爱打麻将、打桌球,有些成绩一直垫底。但他们要么是教职工亲属,要么家境殷实。为寻找真相,部分高三学生家长曾去找过学校。当着家长的面,学校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这一情况“疑似作弊”,并允诺彻查,争取重考,但次日就表示不再重考。 >>>详细

     【评论】“拼爹”游戏,毁掉了多少弱者的希望

    又见疑似“拼爹”事件,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这种事情往往会“空穴来风”,或许只等时间检验。保送成“拼爹游戏”,这明显戕害了公平正义,公众总会为之愤怒:怎么能这样呢?本来穷人家孩子的上升渠道就挺窄的,还“拼爹”,这如何点燃弱势群体的希望?这也正好印证了前不久的报道:弱势群体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没机会。

    类似的事件也不胜枚举――200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某省上千名体育特长生造假事件;2010年1月,媒体曝光了在厦门举行的国际马拉松比赛群体作弊事件;2010还曝光了浙江高考“三模三电”加分事件……这些所谓的“好老爸”,总能帮助孩子获得优势资源,“优越性”暴露无遗。只是,如此境况下,公平正义显然是被无情地摒弃了,比的不是实力、能力,而是钱力、权力。

     【评论】“拼爹时代”谁给你撑腰

    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周末开锣,乌泱乌泱141万人报考,最热门职位的招录比例创下4961:1的新高。不怕公考热,也不怕竞争激烈,只要所有的参与者在同样的起跑线上过同样的门槛,在机会与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就好。可惜近年来在少数地方,公务员招考黑幕不时曝出,一些“官二代”总能通过蹊跷的路径顺利“上位”,这样的事闹多了,曝光后当事人似乎也无需支付相应的代价,其结果,将严重动摇公众对公务员考试公平公正的信心。公平公正若不存,不小心“掉进”了“拼爹时代”。

    盘点一周新闻,最能体现“拼爹时代”特色的一句流行语是“恨爹不成刚,恨娘不成玉”。前半句说的是前一阵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官二代”李启铭在肇事现场喊出一句“我爸是李刚”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他老爹的名字;后半句说的是上周最热的一条新闻:宁夏吴忠市某官员××玉之子马晶晶在2007年公务员考试中的不正常现象遭大学室友王鹏多次举报。虽然王鹏的爸爸不是李刚,连王刚都不是,但他显然并不缺人撑腰。媒体的连续报道和微博网友的“围观”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逼”着有关部门迅速纠正了这一起错拘案。

    上周,和王鹏一样备受公众关注的另一个新闻人物是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同样爸妈无权无势无背景的他,在潍坊老家的祖屋遭遇深夜强拆之后,找到了法律这个撑腰的“靠山”。

    这位学了10年法律的名校博士,自称“绑架”了清华、“绑架”了博士帽、“绑架”了法律,给潍坊市长许立全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公开信。如他所愿,公开信为自己赢得了与政府部门公开对话的机会,潍坊市潍城区区委副书记王兆辉第一时间进京与他当面沟通。

    由此我们想到了最近的另一位博士——复旦大学的孟建伟。他也是因为老家遭强拆而走进了公众视线,在其平民父亲死于暴力强拆后,这位寒门学子以“奔丧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拆迁之恶。最终,毒打孟建伟父亲的“黑保安”被抓获,太原市晋源区副区长等相关领导受到严肃处理。

    清华博士王进文在他的公开信中写道:“推不出和谐社会,也推不出真正的城市化,反而可能推出不和谐,推出不稳定,推出上访,推出流血,推出官民对立,推出对政府尤其是基层工作人员的不信任,推出潍坊市数十年来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出来的良好的形象毁于嚣嚣众口。”这番话虽是说给当地市官听的,但这番道理在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面前都讲得通。

    “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人民日报》前不久的一篇文章曾这样追问我们身处的“拼爹时代”。面对“身份壁垒”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谁来给“没有一个好爸爸”的弱势群体撑腰?遭遇不公,像王鹏、王进文、孟建伟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个案,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有赖于权力受到有效约束、“法治”理念得到广泛普及以及阶层固化的壁垒逐渐被打破。  (综合法制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   

    编辑:许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