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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08月06日 10:3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北京日报
一九三五年清华大学毕业照。
2007年，钱伟长重返母校无锡市荡口中心小学。
2010年7月30日，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消息传来，人们不禁慨叹。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已经悉数与我们别离。虽然“三钱”巨星陨落，但其一生追求知识、不懈进取、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精神之光永存，足为后世景仰，并召唤后生追随。谨让我们在向钱伟长先生最后道别前，追忆其生命往事，探询他98年的心路历程，珍惜他给我们留下来的精神瑰宝，并祈愿这位可敬的老人在另一个世界不再操劳，真正享受安宁。
1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人生的大幕，由选择开启。
让不少当代青年困惑的是，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不知自己该学什么专业，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学。19岁的钱伟长对此却格外笃定。他那一腔青春热血，被1931年“9·18”事变中日本侵略军攻击沈阳的炮火点燃。中学时代，他原本是一位典型的“偏科生”，以中文和历史两个科目分别100分的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受叔父钱穆（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影响颇深的他，本该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分钟450字，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但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钱伟长毅然决然地执意要改学物理专业，目的只有一个——振兴中国的国防军事工业，从而增强中国军队的战力。
“我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这个戏剧性的对于所学专业的激情选择，当然很难被冷静的清华物理系的系主任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所接受。而不接受的理由很简单却很确凿：钱伟长大学考试物理试卷上的得分是可怜巴巴的5分，数学、化学两科成绩加起来也不过20分，而英文则是0分。面对这样一份高考成绩单，别说吴有训教授，就是任何一位大学老师都会相信，钱伟长不是一块儿学理科的料。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课堂基本上是用英语讲授，这就使钱伟长这位英语“文盲”学生面临更艰巨的挑战。但报国心切的钱伟长渴望迎接一切挑战，不惧马革裹尸，何愁几门功课？为了说服吴有训教授收他为弟子，他听从了一位同窗的劝告，针对吴教授心软的特点，每天对吴教授软磨硬泡。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选择。”——没有人能对这样的选择无动于衷，更何况有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吴教授给了他一个短暂的“试用期”，要求他在1年内将考试成绩提升至基准线以上才得“留用”。
常人实在难以想象从考试成绩5分起步学物理，从0分起步听英语课程，并在清华这样一所尽是严师高徒的高等学府里读书，会是怎样一种尴尬、窘迫与煎熬。若不是心里常念——一个四万万人口的民族面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恐怕没有哪一个稚嫩的书生能够承受此种艰辛。为国家与民族生存而战所激发的生命活力，使在入学时仅有1.49米身高的、孱弱的钱伟长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我怕学不好，学不好就不行了。那就拼命，拼命学。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先到背完了。我在物理系呆了4年，我物理学得很好，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1935年，钱伟长不仅成为物理系研究生，还获得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教授做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并从导师开门办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中获益。吴教授鼓励学生提高自学能力，为拓宽知识面，鼓励他们心“有”旁骛，适当选修其它外系课程，也提倡教师在不同学校流动兼课，还邀请英国、丹麦等国家的物理学家来清华讲课。这为钱伟长日后提出中国高等教育要打通“四堵墙”的理论做了铺垫。
国难当头之日，男儿发奋之时。
回首100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有多少中华好男儿以报效国家为使命——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文学）救国，而钱伟长弃文从理也为的是（科学）救国，还有军事救国的实践者、在《国防论》中首次提出抗日持久战理论的蒋百里、教育救国的力行者陶行知、工业救国的实业家范旭东、农业救国的先驱者费达生、体育救国的倡导者张伯苓、美术救国的艺术家徐悲鸿、音乐救国的作曲家聂耳和冼星海……所有这些有志青年一生事业的选择，都是遵从一个神圣的目标——祖国的需要。
2 亲爱的祖国，我怎么能对你说“不”
当时，要为国家“学造飞机大炮”，出国留学是必须的。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钱伟长等22名“中英庚款会”公费留英学生所乘客轮在香港被征用为战争物资，他的留学生涯就应该从1939年算起。之后，这些深感国难深重的留学生，又拒绝登上计划在日本国土停靠的留学客轮，将护照抛进黄浦江而使留洋再次搁浅。直到1940年8月，钱伟长等才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抵达加拿大。9月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迎来了自1827年建校以来的首批中国研究生。
在多伦多大学深造期间，钱伟长在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的同时，其学术成果也为他赢得世界声誉。他的导师是原籍爱尔兰的辛吉教授。辛吉教授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躲避德军空袭而在此任教，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系内教授因费尔得，则是爱因斯坦的大弟子，专著有《物理学的演化》等。钱伟长在与导师辛吉第一次面谈时就碰出火花，双方惊喜地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即弹性力学基本理论具体应用到板壳结构中的一种工程简化理论。辛吉教授认为，他本人的研究所得——“宏观方程组”，与钱伟长的发现——“微观方程组”，两种理论的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但其实质等同。于是，钱伟长融合两种理论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秉理论》，并被收入冯·卡门教授文集。
钱伟长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受到世界力学界、数学界和爱因斯坦的关注，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而且影响深远。1982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会执行主席盖拉格教授向与会者介绍钱伟长时，依然不忘其历史功绩：“钱教授有关板壳统一内秉理论的论文，曾是美国四十至五十年代应用力学研究生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影响巨大。”
1942年，钱伟长由加拿大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郭永怀一起，在有“世界导弹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1946年，他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关于在美国的这段经历，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一个创意曾得到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的赞赏。当伦敦遭受德军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而冯·卡门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受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在此投入火箭和导弹设计试制工作的钱伟长，通过仔细研究德军导弹的射程与攻击目标后，发现其火箭大多由欧洲西海岸发射，而落点在英国伦敦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只在这个有限的距离之间。因此，他提出，在伦敦市中心地区布置多次被导弹击中的假象，诱使德军相信不用调整导弹发射地点也能击中目标，从而使伦敦的要害部位得以保全。英国接受此建议，并有效实施，德军始终被蒙在鼓里。战后，当爱好写作的丘吉尔撰写回忆录时，用感激的口吻说：“美国青年真厉害！”——应该是中国青年真厉害。
1946年，钱伟长从洛杉矶起程，回到了他立志科学救国的母校——清华园。他要向那些曾经和他一样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们传授知识，培养比自己更好的学生，更希望继续搞科学研究。教授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学术研究富有魅力。一般教授一个星期上6堂课，他却讲17堂课，且没有一点儿怨言。
两年过后，“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元。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困难。于是我到美国大使馆注册，办签证。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签证官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能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钱伟长说：“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我们相信，一个不忠于他自己祖国的人，是不会忠于任何人的，当然也不会忠于理想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钱伟长义无返顾地在美国签证上写下的一个“NO”，仿佛在告诉我们他的心志，也是做人的准则：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面对自己的祖国，一个人是永远不能说“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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