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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否定苏联式教育的科学家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03日 04:1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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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钱伟长逝世

  钱伟长先生去世了,“三钱”之中,他是命运最坎坷的一位,也是离普罗大众、离我们日常生活最近的一位。

  尽管最初的志向是学习历史,尽管这位生长吴门的书香世家子弟,最初和许多同时代的江南学子一样,重文轻理,大学入学考试物理只拿到百分中的5分,但当国难当头,批判的武器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时,他慨然弃文从理,在一年的试读期间,将自己由理科门外汉变为优等生。

  尽管他转科的初衷,是研究军工,报效国家,尽管早在二战时,他就师从冯.卡门,成为崭露头角的航空航天领域专家,尽管在“三钱”中,他是归国最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力最早的一位,但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他却是“三钱”中从事军工研究时间最短的一位,右派经历,牛棚岁月,工厂生涯,孤独光阴,这些令许多同龄人至今不堪回首的往事,占据了本应写满尖端科学成就的22年日历。迨名誉恢复,他又被校务、教务缠身,虽桃李满天下,却不免拖累了个人攀登科学巅峰的步伐。

  然而正所谓祸兮福所倚,这一连串的不幸,却造就了一个更可亲、更可敬的科学前辈,钱先生固然未能如另外“二钱”那样,令更多的火箭上天,氢弹轰鸣,却为中国当代科学、学术事业,作出了更难能可贵的贡献。

  他的失意,源于学术争论的政治化,而这个被政治化了的学术争论,正在于他在“一边倒”、“学苏联”的非常岁月里,清醒地看到苏联教育、科研体制上的先天不足,并大胆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如今抚今追昔,他在1957年提出的重视基础学科、培养兼才、理工合校等原则,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意义。“察见渊鱼者不祥”,熟读经史的钱伟长先生何尝不知?如果说洞悉先机是一种能力的体现,那么在严峻的氛围中,敢于大胆说出不为时论所容的意见,则是一种品格、一种勇气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曾经提到过那些“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失意者,在失意之后的消沉颓唐,在那段非常岁月里,因为个人的、历史的、时代的原因,遭逢身世剧变,导致学术废弛、意志消沉,或自暴自弃、或随波逐浪者大有人在,这是历史的悲剧,原不能责怪当事人,孟子是个对个人自制力要求很高的人,也只能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认为在这种艰难的氛围下,能够保持操守,做个好人,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钱伟长先生却不然。在“靠边站”甚至下放农村期间,他排除干扰,坚持科学研究,甚至不顾退稿继续撰写学术论文;在工厂下放期间,他和工人打成一片,研制出当时最好的油压机,得到“老大哥”们由衷的尊敬和欢迎。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他用自己的才智和行动,让周围的人认识到知识的价值,知识的力量,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一个有能力、有操守、有思想、有坚持的知识分子,究竟有怎样的价值。

  当他终于被“解放”,重新踏上科学殿堂,却面临着科学体系的巨变,和时代取向的地覆天翻,从“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到重应用轻基础,再到学术浮躁之风吹遍神州,社会、学界和科学界风生水起,波澜壮阔,他却在上海大学校长位置上一坐就是27年。这27年里,他提倡“拆除四面墙”,首倡学分制,将当年在清华提出却未能实践的种种思想逐一落实。尽管“多校合一”的效果见仁见智,尽管他“研究性大学”的理想尚未完全变为现实,尽管他执着的一些做法,如“三学期制”等,曾令许多学子叫苦不迭,但如今许多当年他的学生却坦言,钱先生的不少坚持,要过很多年回头再看,才能更深刻地体味他的良苦用心。

  如今时代在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今天已为许多人视作迂阔,但面对钱伟长先生,这个在饱受不公平待遇岁月里,被匆匆从工厂找来送上出国飞机,没有人敢担保他会回国,他却平静如期返国的“老右”,这样的讥讽显得突然失去了分量。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孟子对士人操守的期许,而钱伟长先生却做到了“穷则兼济天下”,诚所谓其才犹或可及,其德不可及。或许再过10年、20年,人们才能更深刻地体味这位科学界、学界长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