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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08月04日 09:13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南方日报
陈垣故居
1960年9月,陈垣在励耘书屋院内劳动。
1924年与北大国学门同仁。
1937年与胡适。
1970年和启功。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垣就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当时他与王国维齐名,王国维去世以后,他又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傅斯年说过“静庵先生(指王国维)驰誉海东于前,(陈垣)先生鹰扬河朔于后。”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骘藏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后,很快发表评论,称陈垣是现在中国历史学者中“犹为有价值之学者”。而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师和我在校散步时,自称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庵(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
他自学成才的经历于今已成传奇,他的苦学博学、教育实践对今天有何启示?南方日报为此专访了陈垣长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先生。
真正把宗教当作历史文化来研究,是从陈垣开始
南方日报:陈垣在国际汉学界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概括地说,他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什么?
陈智超:陈垣在史学上有3个方面的成就:元史、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
中国史学虽然发达,但是严格意义来说没有宗教史。之前佛教史、道教史都有,但都是从“卫道”的目的出发,对其他宗教采取攻击的态度。真正把宗教当作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是从陈垣开始。他对现在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中国道教等等,都有研究。别人没有他这么宽广的视野。另外在他看来,宗教史也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史。元史方面,不论他对元史的基本资料《元典章》、《元秘史》,还是对元代的整个评价,一直影响到现在。他还把历史文献学的校勘、避讳、年代、目录学等,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过去校勘从汉朝就开始了,但是把前人和自己校勘经验总结上升到规律性高度,只有他做到了。现在的人都遵循他的基本方法。避讳也是一样。他不仅研究各个朝代避什么讳,还根据避讳反过来鉴别一个文献的年代。这就是比别人高明的地方。所以我们说陈垣,不仅是他的精神可以给后人启发,他的成果也一直可以为后人所利用。
周少川:伯希和对一个学者的评价标准首先是看这个学者有没有对旧学有深厚的根基,全面的把握,而陈垣先生对传统史学有着深度全面的继承；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史学有很多新的发现,包括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物的双重发现,如甲骨文、汉简、敦煌史料等发现即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天地。陈垣先生当时能够在继承旧学的情况下在新史学的前沿阵地与外国学者争雄,因此征服了伯希和。
花大价钱买清人手稿,研究其修改过程
南方日报:陈垣深得清代朴学之三味,而史家邵循正在悼念陈垣的挽联中评价其“不为乾嘉作殿军”。陈垣在治史时,是如何超越乾嘉学派的?又是如何实现传统史料与新史学的嫁接的?
陈智超:祖父在给我叔叔的信中写的一句话,我认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20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
周少川:乾嘉学派的考据手段比较零散,如运用文字、音韵、训诂、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等方法,但在乾嘉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专学。陈先生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将零散的考据手段加以总结,形成具有法则和范例,可供后人传习和发展的专学。如校勘学,清朝对校勘的说法有很多,陈垣总结为“校勘四法”,使校勘学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法则和体系,直到如今仍然沿用不衰。概括地说,陈先生继承乾嘉学派的方法,又使其上升成为专学。
陈先生充分把握传统史料,同时开辟新的史料范围,运用很多新发掘的材料如明清档案和敦煌经卷,甚至一些为人习见而不知利用的材料,如地方志、碑刻、楹联等等。陈垣先生的考据,能够通过考证贯通史实,说明不同历史现象内在的联系。如果说以前的史学多是一个问题零散的考证,那么陈先生则将这些考证串联起来以对历史做出全面的解释。陈寅恪评价其“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意指陈垣先生不是简单的考证而是将考证结果加以贯通和综合分析,以解决一些历史问题。
南方日报:和很多学术大师不同的是,陈垣是自学成才,他治学的门径对今天的学子有何启发?他曾10年如一日埋首《四库全书》,这对今天日益浮躁的学界又有何借鉴?
陈智超:当时陈垣的地位已经相当高,他能这么坚持地埋首《四库全书》,难能可贵。但是对于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治学态度来说,又是最正常不过的。对一个学者来说,不应该把知名度看成一个目的。像现在有抄袭、假学历的现象,因为规定一定要博士文凭,一定要在什么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所以滋生出学术腐败、欺诈等怪现状。傅斯年对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青年人说,好好读3年书,不要急着写文章。现在做得到吗?3年不写文章怎么办?肯定被踢出去了!
周少川:第一,陈垣先生自言:“治学无捷径,唯一的体会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恒。”第二,他提倡“言必有据、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强调写文章不要哗众取宠,而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提出搜集材料要“竭泽而渔”。第三是他要求“不说闲话、力求创新”。看到很多论文空话太多,于是就特别反对这样的文风,提倡“理要讲清楚使人心里服,话要讲明白使人看得懂,闲话不说或少说。”在学风上则力求创新。教子“凡论文必须要有新发现新解释方与人有用”。第四,陈垣强调谦虚谨慎精益求精。他自己曾经花大价钱买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过程,了解前人是怎样做学问的。而且做完文章都喜欢拿给朋友看,胡适,陈寅恪等学者都是他的朋友。他拿文稿给不同水平的人看,认为给水平高的人看受教益,给水平低的人看则有新知。且“文章写成之后要多置时日”,认为如此一来,一者或许有新的材料补充,二者或许有所修正。精益求精。于今难得。
上期回响·点击陈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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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山大学的学生,经常从陈序经先生故居前走过,看着小小的红楼遮隐在绿树之中,真的感慨其曲折而又瑰丽的一生。
———天涯网友“迷途人mm”
我不懂全盘西化是好是坏,对我们民族来说是福是祸。但是我知道,一个民族如果容不下不同的思潮、不同的声音,那么将是一片思想的死海。———天涯网友“风雅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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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不是纯学院式学者,但不能跟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划等号
南方日报:陈垣解放前任辅仁大学校长,解放后又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一生树人无数,桃林芬芳。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一直坚持上课,从不迟到和请假,破格录用启功这样学历不高的老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形象。同时陈氏一门三代,自陈垣至陈乐素至陈智超,皆为良史。能不能谈一下他在教育方面的独到之处?
陈智超:陈垣先生作为一个大史学家,了解的人较多；作为一个大教育家,大家了解认识得还不够。当过几十年老师的人不少,这个基础上,他有科学的教学理念。他对学生一方面严格要求,一方面以鼓励为主,身体力行。他培养出的很多学生成了各个领域的带头人,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一些全国知名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他的学生。启功虽然没听过他的课,但耳提面命,受他的影响很大。他在课程上很多创新,有几门课程是他开创,一直延续到现在。值得一提的是,他开了大一国文课。当时在辅仁,不论文理科,一年级学生都要学习这个课,有时是他自己亲自教课,也选拔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老师来教,比如启功和周祖谟等等。现在的大学很重视英文课,但哪一个开了国文课?又有哪一个大学校长亲自教这门课?
周少川:陈垣先生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在中小学教书时就带学生采集标本,在医学院教课也特别重视解剖课的教学。在教授历史学时,特别重视史源学的学习,专设史源学实习课指导学生。
陈垣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教育,认为“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他把教育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非常投入,曾写诗云“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
南方日报:陈垣被毛泽东誉为“我们的国宝”,他的史学贡献有目共睹,但我们也知道,他在早年曾经做过报人,并且和他同时代的不少学者也曾经做过报人,如梁启超等。反观当下,也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频频在报纸上发言。请问二者有何区别?您如何评价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陈智超:梁热心于政治,他是个天才,精力旺盛,在政治方面确实有所作为,学术上也有很多成就。“新史学”就是1902年他提出来的。陈垣不是纯学院式学者。不过他们跟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都不能划等号。普及历史知识很重要,当年有个大学教授叫黎东方,抗战时期讲三国很出名,要卖门票的。后来他去了台湾,前几年才去世。他当时讲历史的稿子出了书。这也是一种形式。不能要求每个学者都是一样的。但若是为出名而哗众取宠甚至歪曲历史,当然不可取。既然讲历史,就不能超过一个底线,迎合听众低级趣味。这个底线就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周少川:陈垣先生从1917年写《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始做历史研究。事实上,他同梁启超一样不仅仅是学者,也是社会活动家。解放前他在清理故宫、保存国家文物、典籍等方面为公众做了很多事情。解放后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许多贡献,他既是学者又是社会活动家。儒家有“退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说,西方则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学者如果能够在做好学问的基础上发扬人文精神,关心社会现实、民生疾苦,这些都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
史观陈寅恪,史法援庵老,南陈的“独立精神”和北陈的“关注现实”都应该被尊重
南方日报:陈垣和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请评价一下二人的史学路数和学术贡献。
周少川:史学路数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二人都在中国的传统学术方面有非常深厚的底蕴和积累,也都对民族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陈寅恪学术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民族文化的。陈垣先生也是如此,他们都有关于宗教史的研究,当然陈垣先生研究得更多。
解放后有“史观陈寅恪,史法援庵老”之说,此说虽不全面,但也有可取之处。陈寅恪对文化史观有独到的看法,而在史学方法上陈垣用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等的方法十分独到。当然此说也并不绝对,陈垣也有丰富的史学思想(史观),陈寅恪也有很多笺证、笺注的方法,如以诗证史的方法等。
现在有人推崇陈寅恪“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这个当然是好的,但是若据此扬南抑北便显得偏颇了。抗战时,二人都在做学问,都坚守民族气节,彼时陈寅恪给陈垣写序曰:“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陈寅恪(南陈)在解放后专心学问,而陈垣(北陈)更关心社会,关注当时社会文化的建设,如古籍整理,点校《通鉴》、点校二十四史,参与中科院历史所的建立等。作为一个文化老人,陈垣对于全面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两个学者一个比较关注社会现实,一个更为关注书院式的学问。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家。北陈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对极左的思潮也采取批判的观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式主义狂热的时候还是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因此,对二人最合理的评价还是回到学术层面。南陈的“独立”和北陈的“关注”都应该被尊重。
陈智超:两人在史学上都作出了很杰出的贡献,所以并称“南北二陈”。但路数不太一样,过去有人讲,陈寅恪的东西很难学得到,但陈垣的东西是可以学到的。陈寅恪做学问,有一些是天才的猜测,类似霍金,这是天赋。陈垣则是“大匠示人以规矩”,只要老老实实遵循研究的规范,总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
南方日报:陈垣和陈寅恪在解放后“立身处世,各走极端”,二人也不复有书信往来,陈垣选择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论著寥寥；陈寅恪以盲衰之躯《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煌煌巨著,对此您怎么看待?
陈智超:两个人的交往并没有断,过去两人通信很频繁,因为后来陈寅恪眼睛失明,没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两个人还是互相关心的。在最近出版的《陈垣全集》的书信部分中,有很多信是写给冼玉清教授(岭南著名女诗人、学者)的,冼玉清跟二陈关系都很好。1950年,冼给陈垣的信里就讲到某次她跟陈寅恪的唱和,并附上两人的诗词。1953年12月,陈垣给冼的信中写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当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间商酌,同人意见以为所长一席,寅恪先生最为合适。今闻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颇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陈垣问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闻其女公子调粤工作,可以照顾,甚善。”可见对南陈的关心,而南陈也有和冼致北陈的诗。
陈垣在1949年解放后的几十天,思想就发生了巨变。因为他解放前没读过共产党的书,只有自己的直观感受。有人问他,你见到什么新的东西?他说:“不说见到什么新的东西,就说没有见到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这些虽只是表面的现象,但这表面的现象,说明了政府实质上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不只是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垣是真地感觉到解放初期这种极其鲜明的对比。当时的解放军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这是晚清出生,经历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占领等这么多变化的一个老人的亲身体会。1948年底,国民政府3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来接他南下,都被拒绝。因为他对国民党已彻底失望。
周少川: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陈垣是真心拥护新社会的。他在思想和学问上确实有所改观,力图将书斋里的学问变成为大众服务的学问。但是只能说思想上有所变化而已,“脱胎换骨”却是未必。陈垣先生的论著在解放后较少,这是肯定的,一方面是年纪大了,一方面也是由于关注社会文化和社会现实,一些会议和活动,耗费了一些精力(如主持影印整理《册府元龟》等)。但也并非毫无著述,他还是写了三四十篇论文,其中纯考证就有26篇。陈先生去世后,香港出了《陈垣先生近二十年史学论集》。总之,他对于史学研究始终没有放弃。
本版采写(经受访者审定):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陈祥蕉
实习生解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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