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消息：本周一，3月5号人大开幕，大家自然关注着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天下午，相当多的媒体都把报告中的一个数字当成了大标题，八年以来，GDP目标首次低于8%。还真是，上一次年度GDP目标低于8%还是2004年的时候，说起来巧了，那一年是温家宝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做政府工作报告，当届政府正好履职一年；而今年做报告时，本届政府任期还有一年。也难怪，大家会关注这八年来GDP的“首降”。但其实，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与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八年前的那份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改革”一词出现了50多次，是近些年来比较高的。但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改革”一次出现了70次左右，难怪，它迅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新闻周刊》本期用特别节目的方式，来关注我们要的改革，我们要的改变。

     改革又到窗口期

    温家宝：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结束不久，有心的媒体就统计出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了七十次左右，可以说温总理的政府报告中“改革”这个词贯穿始终。而在会场外改革一词同样是各位代表谈论的焦点。

    人大代表　何达平：只有通过改革，不改革没出路。

    人大代表 姜大明：我们还是用改革来推动发展，来激发活力。

    人大代表 张羡崇：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应该加快步伐。

    人大代表 钱月宝：百姓的期待就是改革的方向。

    政协委员 黄其励：发展和改革必须同步进行。

    据3月9日中青网的统计，自从3月5日“改革”声起，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有关改革的文章。新闻报道的数量最多，有8395篇。其次为论坛文章，有3672篇，短短的几天时间，阅读人数更是达到二百多万。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我觉得改革成为一个热词、成为一个关键词，这一点很好，它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至少在对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强烈的共识。
辛鸣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其实我们中国社会对改革的热度一直是比较高的，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这个阶段改革就是永恒的主题。我们中国社会这些年来我们的发展成就又都是改革带来的，所以改革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前进发展和进步的法宝。

    的确，改革对于我们不是一个新鲜词，从1978年到今天，33年来改革一直伴随着我们，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更是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

    邓小平：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正是这一年，88岁的邓小平讲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等影响中国命运的话语。小平“南巡讲话”，让中国的改革走上了快车道，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崛起。2012年，恰逢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

    赵启正　政协新闻发言人：此时，我们重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回顾九十年代初到今天的历程　使我们懂得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　我们会继续坚定的前进。

    “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这是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表述。在他看来，一方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更加坚实了。另一方面，人们对进一步改革的认识也越来越有共识。

    厉以宁 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改革在今天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后，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比邓小平南巡讲话遇到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而中国的形势已经变了，中国今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所以根据这个新的形势，我们必须有新的考虑。

    温家宝：今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也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我们要克尽职守、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绝不懈怠，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
在这份长达36页，两个多小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坦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政府工作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节能减排、物价调控目标没有完成。同时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PM2.5这样的新词以及GDP增速目标八年来首次低于了8%。

    张平 国家发改委主任：今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的改革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财税金融领域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包括农村的改革，还包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方面的改革，所以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会毫不动摇。

    中央党校的辛鸣教授认为，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谈了一系列改革，这表明中国的改革还需要不断深化。因为经过30年的改革，尤其是近20年的快速改革，我们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一些不足。

    温家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全面推开尿毒症等八类大病的保障，农村中小学布局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就近上学的关系。

    辛鸣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这是什么？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革，改革在今天是在很多的细节上来体现它，究竟做还是不做。我们希望解决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改革，让我们社会公众不断的看到改革的成就，不断的对改革充满希望，不断的对改革提出新的期待，把我们的改革推向更进一步的前进。

    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的了巨大的成就，已过而立之年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又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面对重重矛盾，改革不能退”这是已经达成的共识，面对难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我想今天共识可能正在形成，因为这种利益分配的制度、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不解决　那么那些原来的既得利益其实也是很难持续的，所以有可能获得利益改革的共识

    厉以宁 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探索是间断的、步骤的，已经完成的这是已经都成过去了，但是一定还有新问题我们会发现，甚至会发现以前改的不够的地方，所以改革是个不间断的过程。

    白岩松：“改革”这个词陪伴中国人已经很久了，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来到现在也30多年了。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词，但为什么近一段时间人们屡屡提到这个不新鲜的词汇呢？显然，人们是希望在改革之中添加进新鲜的内容。那么除去经济层面的改革，我们还要在其中添加些什么呢？面对这个问号我想起了一个地方，2000年1月1号那天，它很有名，因为新千年我国大陆第一缕曙光就是从它那儿出现的，媒体都进行了直播和报道，这个地方就是浙江省温岭市。然而近些年很多人关注它、谈论它、走近它，可不仅仅是因为大自然的阳光。

    温岭之路

    发言者：首先，我感觉科技局的预算不是一个完整的预算，三公经费在哪里？
答：我们局里的经费正常的就在这里，正常支出里面。其他的经费，包括外面的专家请来，经费多少我们再安排多少？

    发言者：有几个企业在一年里有不同的项目，你们科技局给他奖励了两笔资金，那么在全市就没有比他们更需要钱的企业吗？

    答：10万块钱是我们市里的，25%到15%是国家的，是国家政策，主要是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发言者：就像钱江摩托这种大的企业，你20万奖给他，我觉得九牛一毛，一点用处都没有。还不如去支持那些真正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

    两会前夕，浙江温岭市“2012年预算编制民主恳谈”又拉开了帷幕。和其他地方在两会召开时才审议预算不同，温岭有5个部门已经推行了会前预算的民主恳谈，从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审预算”，提前到普通民众参与“编预算”。参会者有经验丰富的人大代表，也有随机抽取的村民和企业主。他们提出的意见，将成为预算最终稿的重要一环。

    问：我是温岭市(绿丰)生猪养殖场，是养猪的，我很想生产出无公害的猪，钱不钱我们还是不想要多少，关键是科技局能不能牵线搭桥，请专家给我们讲课。

    答：这个我回去之后马上给你联系，中国科学院或者浙江农科院，我们给你联系。

    绿丰生猪养殖场场长 吴林生：第一次(参加)，没有参加过。这次听了之后，我想这个办法是好的，如果不征求大家的意见，你科技局以后开支是不是还走老路子？

    后炉村村委会主任 阮浩波：最早的时候，实话实说，那些部门一听说叫他们编这几预算，很多部门都是诚惶诚恐，叫他们编个预算，他们编好长时间都编不出来，现在这几年下来，部门编预算水平我觉得是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民主恳谈”，这已经成为温岭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大到拆迁安置、道路修建，小到村里要不要买垃圾桶，都要去“恳谈恳谈”。温岭这个100多万人口的东部小城，一直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温岭农民也是市场经济大潮中最早的探索者之一。

    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陈奕敏：温岭这个地方是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人有钱以后，他就可以不依赖于政府，自己可以生存的比较好，这样的话他就敢于对政府提出要求，就不怕政府。第二个，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就想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输入到政府。

    20多年的发展，让温岭人富裕了，也让矛盾慢慢显露出来。1999年6月，正苦恼于村民上访频繁的松门镇干部，为了让村民有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提出了一个新想法：能不能改变过去“政府说，农民听”的模式，让村民和政府面对面交流呢？

    原松门镇党委书记 朱从才：一到松门工作以后上访的多，天天给你办公室围住，不好弄。所以就搞一个开放式的形式，让群众自己来，让他讲，群众有一个讲话的平台，有一个讲话的机会。

    1999年6月25日，松门镇第一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论坛”召开，闻讯赶来的村民坐满了整个会议室。邻里纠纷、液化气价格、村镇规划……提问之踊跃，大大超乎主办者预料。

    原松门镇党委书记　朱从才：提建议，提要求，你必须要举手的，举手之后有几个工作人员配在那边，看谁举得高话筒就给谁。我们台上的领导，就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当场的解释，当场答复，当场许诺，是这样子下来的。一些解决不了的，给你记下来，交办哪个单位给解决，多长时间。

    村民：我们村如果和xx村合并了，那我们的范围就变小了，我们利益受损，我不同意。

    原松门镇党委书记 朱从才：有一次我记得，在民主恳谈的那天进行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下来以后，有的菜场里面卖菜的，同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陈奕敏：她说我们是卖酸菜的，我们在菜市场门口卖酸菜，结果工商所的人赶过来不让我卖，把我们的称搞断了，而且把我们的工具都没收了，说我们没有交管理费。但是她说我们自产自销是不应该交管理费的，她说我们有话说，我们要提意见。

    原松门镇党委书记 朱从才：群众就跑到这里，在民主恳谈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搞的工商所那个领导不好下台，最后处理了这个事情，向群众做了赔礼道歉，把称赔给他。

    提出的问题竟然真的能解决，有回应，村民们反响热烈，民主恳谈很快就在各个乡镇推广开来。2010年，城东街道楼山村要整村拆建，补偿方案却有争议。9个遗留户之一的张福土，就是在村委会这间会议室里，参加了关于拆迁安置的民主恳谈会。

    张福土：老房一共300多平方，开始只给我132平方，所以我感到太吃亏了。

    张福土：都也让步了，当时给我三间通天，现在给我两个小套。我更喜欢小套，一套66平方(占地面积)。我家五口人，给了两套。

    像这些老房子，十几户人家，基本上都得到解决了。像这个地方这个区域，两个月之内就要新建了。包括下一步引进天然气轨道，还有小区里面建设的道路硬化了各方面，都要召集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见，跟他们协商。

    从最初的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渐渐发展到拆迁、教育、环境卫生等公共事务的讨论，民主恳谈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村民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深，面对的阻力也越来越大。

    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陈奕敏：民主恳谈在运行过程中它确实存在干部造成很大的压力，精力上、财力上，还有干部直面群众遇到了一些挑战　所以我想这个民主恳谈做到这一步了必须要进行深化

    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学明：到2005年，参与式预算跟民主恳谈就对接上了，当时党委提出来，既然我们各个方面都可以谈，为什么预算不交给代表和民众去谈呢？新河的做法主要是在人大会前，以公告的形式让民众通过各个渠道来广泛的参与政府预算方案的编制讨论；泽国的形式主要的就是通过摇号，按照千分之二的具有选民资格来确定民众来参与城市建设项目的民主恳谈。

    王锡锌：温岭所做的这种早期的个体化的民主恳,谈到后来发展到集体性、决策的这种民主恳谈，以及到今天这个参与式预算，整个不同的形式，其实他的核心是一致的，这种一致的核心就是一个对公共生活的参与。

    2005年，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温岭民主恳谈开始与基层人大制度相融合，把民主恳谈引入人大预算审议环节，通过“参与式预算”来监督政府行政，新河、泽国等6个乡镇成为第一批试点。而在本周，代表们也对温岭各部门的预算进行了审议。

    陈奕敏：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在推广的时候阻力更大，因为预算的编制以前完全是党委和政府的事情，老百姓根本没有参与的机会。因为决策型民主恳谈要求基层的党委政府让出一部分决策权，让群众来参与政府对公共事项的决策，这样对政府是一个制约和挑战。

    王锡锌：参与式预算和民主恳谈这种形式最重要的是要落实一种责任机制，其实它就是培育两个理性，一个是政府的管制理性，一个是民众的公共理性。我们现在因为有的时候对民众的参与权、知情权没有充分的落实，所以最后一旦问题出来了，可能大家的怨气都撒向了地方政府。所以我想这种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的核心机制一个是公开的、第二是有效的，第三是责任。

    陈奕敏：民主恳谈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确实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方法。以后随着民主恳谈不断的完善，参与的公众越来越多，我想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它的效果可能会呈现的越来越好。

    白岩松：今年2012年，是两个历史事件的20周年，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一个是当年的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路径。对于中国改革进程来说，这都是标志性的大事件，而这样的事件，它都与广东密不可分，毕竟在中国改革的进程当中，广东扮演着“南风窗”的角色。然而近几年，广东重新面临挑战，各地土地财政占上风，可广东剩下的地不多了，环境、资源都是问题，富了之后的下一步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摆放在广东面前。从某种角度说，又一次历史抉择是广东必须要面对的，这个抉择不仅仅只是发展经济这一单纯的使命，而就像广东自己提出来的“幸福广东”这一目标一样，幸福可不那么简单。

    广东破题

    3月5日下午五点，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广东代表团向中外媒体开放，超过150家媒体记者赶来采访。今年记者们在广东团频繁听到一个说法：行政体制改革。说白了，就是如何调整政府自身权力，这被认为是当下中国改革的“深水区”，也是广东正在进行的实践。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小平同志，已经早就指出这种弊端，就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决进一来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一轮的改革要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理顺市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这两种最关键的关系。

    行政体制改革中，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部分，人们很容易理解，全国都在探索。但广东真正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是在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上，也就是社会管理创新。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组成的庞大社会内，经济急速发展带来带来的社会分化，已经使得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话题。2010年，中央党校第55期地厅级干部进修班，曾就这个问题专程到广东调研，在事后形成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社会管理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许多不稳定因素不断产生并很多不能及时化解，刑事犯罪高发，社会矛盾大量增多。--面对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我们希望在广东率先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会自治体系，它的主要依托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中介，这个做法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包括我们身边的香港，都有很成熟的经验，该学的我们也得学。

    全国人大代表 陈舒：过去什么事都是由政府包干，政府大包大揽，实际上很多事还没落下好。现在老百姓自己的事由老百姓自己去做。

    陈舒是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也是广东团一位以“敢说又懂行”著称的人大代表，她曾建议全国总工会允许农民工入会，后来全国总工会修改了章程，接纳农民工入会；她曾批大超市乱收“入店费”涉嫌商业贿赂，得到国家工商总局认可并着手调查；对于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管理，陈舒深有体会，因为她长期任职的广州市律师协会，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全国人大代表 陈舒：曾经以前有一段时间，房地产是不好的，有个词叫烂尾楼，结果就涉及到很多的拆迁户不能回迁，这一点当时我们的市长，/就提出来是不是能够由我们律组织我们的律师来出面，动员帮助这些拆迁的受害居民，来帮助他们打官司，走法律程序。后来搞了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律师主动和拆迁户联系，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很低的收费，帮助他们起诉发展商，然后来促发展商，把这个项目通过再转让，采取一些商业的变更等等，来解决。结果通过两三年的时间，再加上市场也慢慢逐步向好，现在的广州亚运会前，所有的烂尾楼，起码在市中心全部都解决了。就是社会组织在这里面发挥作用。

    在律师协会介入烂尾楼处理之前，大量回迁户持续不断地到政府部门反映问题，而这样的商业纠纷政府又不宜直接插手，最终依靠社会组织介入，问题得到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 陈舒：我们现在说在社会管理上，我们认为要创新，不是说我要什么革命性的措施，其实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让人民群众的事让人民群众自己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他自己来好好地管理，政府就是提供好服务。

    在广东，除了律师协会这样高素质的专业社会团体，近年来，许多普通公民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

    全国人大代表 陈舒：像我们广州番禺发生了垃圾焚烧事件，大家又写信，又向政府反映，而且我们广州的政府也都解决的很好。它就是一种公民权利，关注自己权利的一种表现。

    2009年初，因为垃圾围城的困境，广州市环保局决定在番禺兴建一座新的垃圾焚烧厂，但因存在环保隐患，项目遭遇当地居民反对，环保部门组织多次座谈会，最终与当地居民达成一致：停建垃圾焚烧厂，转而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以便减少垃圾总量。这一事件，成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范例。而类似的例子在广东还有很多--大四女生区佳阳为了看到耗资1.5亿的广州光亮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多次去政府部门举牌，并在个人微博发起签名，最终得到市建委主任约谈并当面解答疑问。高一男生陈逸华反对广州地铁公司耗资9000多万改造车站，并连续多日在繁华路段举牌收集签名。面对公众压力，地铁公司一周内三次回应陈逸华，最终表态会本着节约的原则翻修。

    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学系教授 任剑涛：广东自己有一个命名，2011年叫社会管理创新元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制订了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决定，围绕这个决定作为核心，又颁布了七个配套性的文件，这个在各地省委省政府这个层级上，如此严肃、认真地在一年时间内有一个重大的推进还是很罕见的。

    2011年12月1日，广东东莞，一个名为“千分一”的公益组织正式挂牌成立，这家由东莞市民张坤创立的公益组织，此前20年里已经资助超过4000名贫困儿童上学，在东莞乃至全国的公益组织中都有不小的影响力，张坤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坤叔，从2005年开始，坤叔想给他的公益组织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连续6次遭拒，在2011年10月，第七次申请终于获批。省委书记汪洋还专门就此事批示：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却疏于监管。

    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学系教授　任剑涛：如果是30多年系统广东是为市场经济在开垦出一条道路的话，广东现在必须以社会建设来为中国进一步示范，如果国家第二步和第三步走不出去，仅仅是一个市场机制的改革，不仅是广东落后，而且是中国的改革缺少探路者。

    白岩松：两会之前，经常听到有人在反复轻松地说一句话，“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会不会现在石头摸习惯了却忘了过河？这看似轻松的语言中蕴藏着人们对新一轮改革的期望。其实，从上到下，人们应当是没有忘记过河吧？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强调，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危险，第一个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指的就是好多人觉得改革30多年了，差不多了，歇会儿吧，急什么呢？真不急吗？真能歇吗？还有，改革到了这一步，仅仅摸石头就够了吗？要不要从更高层面去想问题，去冲破阻力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呢？

    3月5日 广东代表团 媒体开放日

    汪洋：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我们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我想只要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有关部门，真正能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那些少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

    在3月5日的媒体开放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很坦然地提到了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在3月6日的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提出，广东各种社会组织超过3万个，但是政府该管的和不该管的没能搞清楚。对此，汪洋的回应是，政府放权，首先要改法，要理清法律法规规定了部门有什么权力。或许，在深化改革的探索中，广东已经触碰到了某些实质性的壁垒并意图寻求突破。

    辛鸣：我们第一不应该再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我们想摸石头已经摸不到，这个水太深了，第二我们也没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我们30年改革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让我们对改革的规律认识得越来越深刻，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改革设计框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未来的路朝哪儿走，又该怎么走，已经不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就在今年两会召开之前，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并提出了中国应对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风险的措施建议。但这份长长的药方带来的，除了借鉴的思考，还有激烈的抨击。

    2月28日，报告发布的第二天，独立学者杜建国闯入世行新闻发布会现场演讲抗议，并指出报告中关于银行私有化并减少监管、国企私有化等建议，会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造成极大危害。对此，世行行长佐利克的回应是，“改革的主动权在中国，决策由中国自己做出。”显然，一份并不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报告，其引发的争论却说明，亟待突围的改革，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王锡锌：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民众，其实大家都渴望改革，那么，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改革的方向共识，也许还在酝酿的过程中，今年之所以提得特别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它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至少在对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强烈的共识

    厉以宁：形势已经不一样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很多改革还是刚开始，所以那时候很多都是在民间一种自发的在做实验、做探索，今年就不一样了，今年更需要的是统筹安排，顶层的设计

    顶层设计，一个脱胎于工程学的概念，却迅速演化为中国的热门政治词语。这个词语背后，是分税制度改革、金融改革走向、汇率制度改革、地方金融问题等一系列中国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辛鸣：　现在大家一谈顶层设计谈什么？就说我们能不能中央有一个部门，拿出一个改革的方案来，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案去搞改革去，我说不是。其实顶层设计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为顶层理念的确立，我们中国社会的改革必须是为了整个中国社会全体民众的改革

    王锡锌：如果我们把第一次经济改革做一个分析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确可能大家都会鼓掌，就是我们一起大家同心协力把蛋糕做大，因此刚开始大家都会皆大欢喜，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的确可能难度更大一些，这种难度更大要注意不是在技术层面上难度大，而是可能因为有一些阻力

    辛鸣：为什么越来越难了？就是我们中国社会这30多年的改变，客观上形成一个利益结构，或者我们说叫利益框架，获得利益比较多的那些群体，他就希望把这个框架维持下去，但是我们说再难中国的社会改革必须继续往前推进，如果不往前推进，那么也许我们真就会走到一个不归之路上去。

    王锡锌：我们过去看到中国改革的路径一直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来推动，这里有他的优势。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改革到一定程度，如果担心改革会影响到既得利益，可能就不改了，因此在这时候引入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式的推动，我觉得可以为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接下来的改革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度拉回到温岭这个浙江东南沿海的县级市，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所带来的变化。作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诞生地，温岭在市场经济方面步子迈得更远一些，如何解决利益分化这已经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温岭似乎已经摸索出了至少是现在看来行之有效的方法。

    王锡锌：你是不是真正的激活了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承认他们参与的权利，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是有责任的，这个参与权这是核心。我觉得大家来关注温岭这样一个模式，其实是关注我们改革中所面临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政府如何来配置资源、行使权利、民主如何参与公共生活。

    厉以宁：改革始终两方面是不能分的，既要有顶层的决策，统筹的考虑，也应该有群众的智慧吸收进去，任何公有制上面跟建筑是不一样的，建筑实际是物，怎么利用材料把它建设更好，一定要科学。但是改革就不一样，假如没有群众的积极性，民间的积极性你不把他调动起来，光靠那司机有什么用？

    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健全 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稳步推进地方财政预算、决算公开......

    厉以宁：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所讲的，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而且改革的路是这样，如果改革就此止步的话，可能前功尽弃

    白岩松：回头看这20年前的邓小平南方讲话还是时常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并且感慨改革的巨大推动力。从某种角度来说，这20年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20年前邓小平南方讲话及十四大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还需要用改革再推中国一把，让20年后面对今天有感恩和感慨。改革不能再靠哪一个人，而要靠更多的人形成共识，并让这改革的共识变成新的推动力。因为不管过去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但我们都应当相信更好的中国在未来，不是吗？好，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