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一看到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一想想自己头发都白了，人家都进入到90后都开始大范围的从今年开始，明年尤其重点就要走向职场了，每一代人有的时候很难选择自己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走向这个社会，有的幸运，可能有的不幸。比如说70后当他们大范围走向社会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挺幸运的，为什么呢？你想想在1992年他们拉开了走向社会的脚步，而1992年的时候恰恰是邓小平南巡，因此到了1993年、1994年的时候是一股创业的热潮，很多人从国家机关离开进入到了创业者的行当当中，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的很多大企业的领导者都是在那块时间离开国家机关而为社会去创造财富的，比如像冯仑，或者更多的时候王石等等，都是这样的一种变化，否则就不会有他们这样的创业故事。

    到了2002年的时候，正好2001年我们是入世、申奥成功，还有打进世界杯等等也是在一股激荡的情绪当中，但是2012年的时候似乎现在有一些平静，可能很多人在期待新的改革。不过，面对90后来了的时候，最想说的是，他们今天来了十几年后、二十年后，他们会变化成怎样的一群人呢，他们会不会也开始说空话、说套话，他们会不会也开始今天反腐败，明天成为腐败当中的一个，他们会不会也是慢慢地由英才，但是被岁月磨去了这种痕迹变成了庸才。很多年前我们都唱过一首歌，叫《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我们都希望说是我们改变了世界，我觉得可能不取决于90后们，不要在他们的肩上压更多的担子，希望60后、70后、80后好好地带带这些孩子们，给他们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并且让他们一起参与到新的一轮改革当中，让他们不至于说空话、套话，而且都清政廉洁，而且都能够去愿意为人民服务，那才是最好的。

    这当然是一种期待了，说完这种期待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国考”热有很多人觉得，“国考”热可能短期不会降温，也有人觉得应该降温，那么我们就听听刚才的案例当中那位老师，他会怎么样判断，他觉得“国考”热会降温吗？或者说“国考”热如果要降温的话，应该有什么先决条件吗？一起听一下。

    唐钧：因为从国际经验来讲，在一个社会里面，可能最受尊敬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当教师，当医生这种是走受尊敬的，然后是企业家，公务员可能是排的相对要靠后一点，这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中国要重视专业技术人员。因为从理论上讲，大学毕业他就是一个准专业技术人员，要不然你干嘛要去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它本身是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我们大学生出来就应该是准专业技术人员，那么他发展的路子，应该是往专业技术人员的方向去发展，而不像北大的书记说的，卖猪肉、修鞋都行。现在大学生最不值钱，甚至于比农民工都不如，你到企业去打工的话，老板宁愿要农民工也不要大学生，所以大学生就这么惨，整个社会你看这种职业等等，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大的变化，没有这个大的变化，仍然是公务员一枝独秀的话，大家还是会一窝蜂考公务员。

    白岩松：探讨到这里的时候，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国家公务员招考出现了如此大的热度，背后其实社会有很多的变革必须开始进行，而且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要不断地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我们现在依然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发展阶段，既然是劳动密集型，农民工可能就比大学生值钱了，农民工只要1500元，你大学生管人家要2500元，可能干得活你还不一定有人家能吃苦，所以，当然就不愿意要你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这种创新型产业，向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去转变的话，恐怕刚才这位老师所说的这些，新的就业的急需要的人才不再是仅仅是一个打工的一族了，这样可能他就开始占优势了，他一旦占优势的话，大学生的就业这个路就变得更宽了，所以这里的背后真的涉及到改革和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转变。否则的话可能就像这个专栏作家谭相彬说的一样，“对于社会一窝蜂报考公务员来看，弊大于利。政府本身不能创造什么社会财富，它不过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当更多的精英人才通过层层筛选加入到这个队伍，意味着分配蛋糕的人在增多，而把这块蛋糕做大的人却在锐减。”

    一方面我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呢，也有一点小小的期待，不那么太同意，目前对于中国的挑战来说，能把蛋糕分好也可是一个相当大的命题，我觉得现在是花钱比挣钱还要难，怎么去制造公平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新来的90后的公务员们，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活力，而不是被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