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28日，江西井冈山砻市镇，朱德、陈毅率领历经辗转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暴动保存下来的队伍胜利会师。就在当地的这座龙江书院前，朱德、毛泽东这两位红军领导人第一次见面，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此刻距离八一南昌起义，时间不到一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已经组织发动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武装暴动，其中的广州起义还率先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新旗号。

1928年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第一次正式把各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定名为“红军”。因此，井冈山会师后的部队新番号，也在同年6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来的“朱毛红军”由此得名。

这是当时全国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因此，红四军的一举一动，势必引起中共中央和各地红军的关注。

肖克

朱毛会师之后，军事影响大，国民党要来井冈山，我们就在新城区和老城区，把国民党三个团打垮，这在全国的红军里面，当时最有战斗力的，影响最大的。

朱毛两军会师后，全军兵力扩展到近5000人，共编为四个团：第二十八团以南昌起义余部为骨干，第二十九团为湘南起义农民军，第三十一团为秋收暴动余部，第三十二团为井冈山的地方武装。革命力量得到了发展壮大，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参加三湾改编的人数比例下降，不足全军人数的六分之一。

在红四军中是否还能保持和发扬三湾改编的建军精神？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个话题伴随1929年春天红四军从井冈山转向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逐渐在红四军党内、军内开始传播……

1929年春天，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混战停止了，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随即转入对各地红军发起进剿和围剿，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作为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力量，自然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1929年1月，井冈山根据地因敌众我寡而失守，红四军主力开始向赣南、闽西转移。

此时的红四军，已经发展到近万人马，然而部队人员的成分却十分庞杂：大部分官兵来自旧军队，长期游弋于农村区域、分散开展游击斗争，农民及各类武装源源不绝的加入队伍，使得红四军内部充斥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由于个人人员构成和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因此必然带来思想上的复杂，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倾向，旧军队封建制度的习惯逐渐升温。

1929年3月，红四军攻占福建长汀，恢复了战略主动，但是部队却弥漫着一股失败情绪，对红军能不能在农村中存在、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条道路，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还有的红军指挥员，虽然身为党员，但却对党领导军队这条建军原则不习惯。

曾志原红四军前委工作人员采访时间：1997年3月

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就是说军队军事长官对外，还是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对外，不赞成党的领导，发布什么命令、签字，应该都是军事长官来指挥。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问题，在紧张的转战间隙，他曾做过调查归纳，各种错误思想共有十四种之多，比较突出的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严重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腐蚀着红军的肌体。

当时，红四军肩负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任，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同时展开，前敌委员会工作异常繁重。但是，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对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建军核心问题，采取了坚持原则、毫不退让的态度。

分歧和争论从春天一直延续到夏天，直到红四军临时军委会作出了前委与军委“分权”的决议：要求代表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前敌委员会，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至此，这场争论已经凌驾于军事行动之上，直接关系到红四军的命运和前途。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毛泽东强调绝不是简单的分权问题，背离了三湾改编确定的政治核心，从而危及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坚决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

1929年6月22日，利用游击战争中难得的几天休整时间，在福建龙岩这所公民小学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开了一天，要解决的就是从井冈山下来一路上争论的问题。焦点有两个：一是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二是红军是建立农村根据地，还是走州过府、流动游击。

参加红四军七大的毛泽东，原本想通过争论，弄清原则，统一认识，然而他的观点没有被多数人认识和接受。

罗海曦国防大学教授

（红四军）七大批评了毛泽东搞家长制，说他一个人说了算，当时有一个错误的倾向，说一切通过党的领导，甚至说一条枪也要管，马弁没有饭吃，就是勤务兵没有饭吃，也要党来管吗？

红四军七大最终作出的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决议，“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朱毛两同志的走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仍为前委委员”。

大会未经中共中央许可，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被撤消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临行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的毛泽东做了最后陈述：“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他还决然表示，不取消七大的折衷主义决议，他决不再回红四军。

此后，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又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虽然开了三天，但因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治工作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加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泛滥，甚至有人提出“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红四军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事无巨细都要交由群众讨论，只要民主，反对集中，使得很多问题都议而不决，陷入无休止的讨论、争执之中，凸现出当时红四军党内、军内极端民主化倾向已日趋严重。

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却从实践中认识到，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离开了毛泽东和他所坚持的原则，红军就象迷失了方向，于是纷纷要求毛泽东重回红四军主持工作。

而此时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中共中央也正在起草一份后来被称为“九月来信”的重要文件。负责这一工作的，正是继毛泽东之后当选的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

早在8月初，陈毅作为红四军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党的全国军事会议。这期间，他向中共中央和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客观汇报了红四军的历史、现状和认识上的不一致等诸多问题。

罗海曦国防大学教授

当陈毅到上海向我们党中央周恩来汇报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这是一个好书记，好书记才把大家不同意见综合成建议，这是出色的书记，你们应该请他回来。

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后，联系整个红军建设的实际情况，针对红四军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在信中，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要求红四军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信中还特别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1929年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从上海辗转回到闽西，原原本本地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当即提议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陈毅则代表红四军前委和朱德，亲自来到身患疟疾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住处，请他重新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

曾志原红四军前委工作人员拍摄于1997年3月

毛泽东原来去的时候是抬着去的，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走回来了。他就很高兴，他就一路走一路开玩笑，他喜欢开玩笑，他走路的步子就很长，他走一步我们就小跑一步，就跟着一起走，他就讲，我现在身体真好了，真轻松了！

在闽西汀州临江楼前的这棵大榕树下，朱德与毛泽东的手再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朱德还意味深长地说：“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开毛过不了冬。”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毛红军”才真正成为红四军的代名词。

生性耿直、一生坦荡的陈毅，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曾这样说道：“我们都是游击队长谁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所以我就放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很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支持毛泽东”。

再次担负红四军前委领导责任的毛泽东坚持要开一个党代表大会，搞出一个把无产阶级建军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制度上进一步系统化的决议，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9年的12月下旬，在福建古田镇上这座叫做“北廓清风”的宗祠里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不仅为一场红军内部的争论画上了句号，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警示和思考：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到底在哪里？什么才是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赖以生存、无往不胜的军魂？

当年，出席会议的有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妇女代表共120多人。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代表们讨论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大会气氛热烈，和谐团结，与会者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大胆尖锐地揭露党内、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表现，思想逐渐统一到“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样一个全新的认识上来。

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是毛泽东在主会场左侧的一间厢房里主持起草的。为了写好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毛泽东带着秘书谭政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毛）主席从那时候就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开了不下十几次的座谈会。不同层面的开，战士开，班长、排长、机关，战斗连队，包括有的炊事员都找他聊两句，所以说他写了以后让官兵一看很对，存在的问题找到点上了。

决议案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从红军建设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了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回答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决议案首先规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和领导制度。

在肯定党对军队领导的基础上，全面规定了党委在红军中的地位和对红军实施领导的内容，指出党委是部队领导的中枢，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而且还要领导军事工作，党委例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坚持集体领导，党委一旦形成决议，部队便须坚决执行。

决议案重申了三湾改编所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从三湾改编中的初步提出到古田会议决议的最终形成，党的政治建军思想终于较为完整地确立起来。

罗海曦国防大学教授

如果把三湾改编的政治建军用最简单通俗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支部建在连上”、“民主进入基层”，这是党的政治建军思想第一次付诸于实践。而经过两年多的革命斗争磨砺，古田会议对三湾改编确立的两项基本制度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发展，系统阐述了政治建军思想的实质，就是“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和“怎样建设这样一支军队”的问题，对党的政治建军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和系统，从根本解决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化这一历史性课题。

不久，中共中央把古田会议决议转发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它对各地红军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这些印刷于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的不同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共同证明了古田会议是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她不仅是人民军队铸造军魂的历史性标志，也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开端。

1930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人、地方红军3万人，创建了赣西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赣东北、左右江等十几块范围较大的革命根据地。在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之后，各地红军进行了建军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整编，分别组建了正规的红军军团。这次整编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红军部队都健全了党的组织系统，连队建立了党支部，营团设立了党委，班排有了党小组，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限，有效地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今天的英雄团队、驻港部队等阵前宣誓的画面）

“我宣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敢当尖兵、敢打头阵、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严守纪律、再创辉煌。以上誓词，我坚决履行，绝不违背！”

直到今天，人民解放军每个建制单位在训练、演习、执行战斗任务之前，你都会看到这样热血沸腾的向党宣誓的场面。它不仅证实着在这支人民军队今天的战斗序列中还保留了许多红军连队，“支部建在连上”使得一名党员就是一个标杆、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而且证明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在八十多年的时空中注入了一代代后来人的血脉，成为这支人民军队不可失落、永不改变的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