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当年那个在上海采访的俄罗斯摄影师，就无法拍到这段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影像，而蒋介石也不会是这样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1927年的春寒，似乎没有影响蒋介石同共产党合作的热情，因为他率北伐东路军出击江浙、攻占上海，本来就是在共产党领导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取得的。不过，这副笑脸没有保持多久就突然变了，蒋介石开始对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痛下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六天后的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宁汉分裂”。

一时间，国民党新军阀们纷纷仿效，反共事变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4月15日广州粤系、桂系军阀发动了反共屠杀，5月下旬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杀戒大开，血流成河，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面临危急关头。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陈独秀作了洋洋三万言的报告，但对东下讨蒋、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三项最重要的议题，却只字未提。毛泽东曾向中央和大会提出“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提案，也被陈独秀否决。

毛泽东仰天长叹：亡党在即！愤然退出会场。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则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没有武备，人家就会用刀枪对付书生的空谈，这个时刻当不会太远！

1927年7月15日，这一时刻降临了。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翊、几天前还称共产党为亲兄弟的汪精卫、悍然发出反共屠杀令，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仅在武汉，八千共产党人三个月内只剩下区区六百！

翟清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革命力量要强大得多，革命阵营当中的资产阶级的右翼掌握了相当大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这一部分人基本上都跑到了反革命阵营当中。

“七一五”反革命事变，标志着国民政府“宁汉合流”，国民党左派右派联手反共。从此，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与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共产党之间，转入了你死我活的血战交锋。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昔日的同志多已惨死，自己也要回湖南迎接新的斗争，此时的毛泽东心情苍凉，他独自漫步，登上武昌江边的黄鹤楼，写下了这首沉重的诗篇。

面对国民党刀枪以对的严峻局面，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党内有识之士，对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和建设自己的武装力量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此时此刻，能否抓住武装、能否建成军队、进而能否用武装的革命反击武装的反革命，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革命的生死存亡！

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中共接替原总书记陈独秀、共同主持中央工作的“五人常委”痛下决心，立即发起武装暴动，地点初步选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路上，暴动骨干力量为叶挺领导的第24、25师和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为确保暴动成功，“五人常委”中有三位先后赶赴九江和南昌……

这幢占地1200平方米的建筑，当年叫“江西大旅社”，是南昌城里最气派也最坚固的建筑。1927年7月下旬，它被包租下来，成为了南昌起义的指挥部。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7月27号，周恩来从武汉来到南昌，就在这个房子里成立了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担任了前委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南昌起义原来定于早上四点钟举行，但是贺龙部队的一个副营长突然叛变，周恩来当机立断，把起义的时间提前了两小时。

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两万多起义部队按作战计划在南昌城展开进攻。起义官兵颈系红领带、臂缠白毛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33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纪念日；后来，人民解放军也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建军纪念日。

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的象征，但南昌起义部队所走的道路，却是一条充满坎坷、命运多舛的探索之路。起义部队在南昌城只停留几天，便启程南下，奔赴广东，准备积蓄力量再度北伐。然而，仅两个月后，起义部队就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

1927年11月，起义部队参谋长刘伯承受中央委派，来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写下了这篇《南昌暴动始末记》。50年后的1977年，有关部门在整理共产国际移交中国的档案中发现了它，党史专家们认为，这是众多研究南昌起义的论文专著中，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重要文献之一。

“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我是参加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一人，报告此次军事上之经过，为的是供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以作为今后革命进行之取鉴。”

就在南昌起义策划、发起过程中，中共中央同时还在酝酿着一次地域更为广阔的暴动——秋收暴动。

1927年8月7日这天，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酷暑难耐。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此时，紧张的会议气氛使与会者们忽略了窗外的酷热。一个星期前，南昌起义像流星划过夜空，此时部队正在南下途中，吉凶未卜；接下来的秋收暴动如何进行，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上，毛泽东总结过去的教训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所以，他特别强调：“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八七会议”确定了“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是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结束后，在湖南已被国民党重点通缉的毛泽东自告奋勇，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返回长沙，部署秋收暴动。

而就在这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遭受了严重挫折。

翟清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就是由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薄弱，再由于天气炎热，逃兵非常多；蔡廷锴率领10师在江西吉县地区，脱离了革命队伍，部队士气是雪上加霜。

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这样反思：“暴动时因要戴著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地拿出来，农民之未能充分起来一起奋斗……”这位“革命暴动专家”的见解，与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不谋而合。

秋收暴动究竟打什么旗帜？是像南昌起义那样继续打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还是亮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号？在这份1927年8月20日湖南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

对这一重要提议，中共中央很快批复“暴动成功之后……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这就意味着同意秋收暴动亮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这就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代表农民阶级的镰刀和代表工人阶级的斧头，叠加在代表武装力量的五角星上，明确表明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8月30日，湖南省委最后确定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暴动，并派前委书记毛泽东组织领导这次暴动。

这一决定无论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还是毛泽东本人，意义都十分重大。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有过半年的从军经历，这一次是他军事指挥生涯的开端，也是他直接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欣然受命的毛泽东，换上旧青布工装，星夜从长沙向湘赣边界进发。

翟清华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是师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大部；第二团安源工人和 # # 农军；第三团警卫团一部和浏阳农军组成；还有余洒度收编的黔军残部、已经是土匪的邱国轩部为第四团。

王新生中央文献办公室

但是，这个部队迟早肯定要走向反动的一面，他不是党掌握的部队，所以，这个隐患就是在后来秋收起义的时候，他就是倒戈，给警卫团造成重大损失。

颇具意味的是，暴动部队驻扎的修水、安源、铜鼓均分布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一侧，按常规应由中共江西省委指挥，但这三支红色武装却由毛泽东为首的湖南省委直接领导，这不能不说历史对毛泽东的垂青，同时也是中国革命之大幸。抵达安源，毛泽东对秋收暴动做了具体部署；即修水、铜鼓、安源三路人马会师浏阳，然后在城内工农暴动的策应下，攻取长沙。鉴于三路人马铜鼓居中，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中枢，毛泽东又星夜兼程从安源赶往铜鼓，以便坐镇指挥。

铜鼓是闽西的一座山城，暴动指挥部就设在城内的萧家祠堂。毛泽东到达的当天恰逢中秋佳节，激情满怀的毛泽东挥毫写就了《西江月•秋收暴动》：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秋收暴动的工农革命军却出师不利，从一开始便遭遇了挫折和失败……就在暴动万事俱备的关头，新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却突然阵前叛变，再加上通讯联络不畅，会攻浏阳的三路人马作战先后失利。坐镇指挥的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叫停“会师浏阳、直取长沙”的暴动计划，命令剩余部队转向文家市集结，并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前委会议。

毛泽东指着从学校临时找出的一幅旧地图，划出了工农革命军的前进方向：沿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南下，寻机向湘南发展。

刘波国防大学副教授

秋收起义以后到底去哪里？前委还是有争论的，以师长余洒度为代表还是坚持城市中心论，还是想去攻打长沙、浏阳，打城市；但是卢德铭这些委员，他们就支持毛委员的观点，要到罗霄山脉的中段去，到农村去开展革命根据地。

第二天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做了政治动员。他形象地比喻道：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可以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

刘波国防大学副教授

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毛泽东还告诉大家，过去我们吃了亏，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武装，现在有了自己的部队，事情就好办多了。虽然现在我们失败了，但是暂时的失败并不可怕，失败是成功之母，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

然而，从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途中，工农革命军又频频遭到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不断出现伤亡；特别是在萍乡以东的卢溪与国民党军一个正规团发生遭遇战，部队损失近三分之一，总指挥卢德铭也壮烈牺牲，部队开始弥漫起悲观失败情绪。

褚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因为伤亡比较严重，另外再加上疟疾流行，官兵情绪低落，有不少人经受不住恶劣环境的考验，离队出走，也就是开小差，部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这几乎同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出现的情况一模一样，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写道：究其原因是，“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所以，“我们的党，无论何时都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而于暴动时尤然”。

面对秋收暴动部队濒临溃散的严峻局面，毛泽东一路上都在思索着怎样化解危机，解决军队建设问题。失败连着失败，挫折接着挫折，工农革命军何时才能出现真正的转机？

罗海曦国防大学教授

秋收起义部队南下之所以遇到大量减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组织在部队没有切实掌握士兵，所以再不进行改编，这个队伍就很难生存下来，更不要说承担今后更艰巨的革命任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下决心改编部队。

9月29日，秋收暴动整整二十天后，经历了太多失败和变故的工农革命军，拖着疲惫的身躯，到达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

这里是井冈山下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当地人说，三湾是个“鸡叫听两省”的地方，村里的公鸡打鸣，毗邻的湘赣两省都能听到。部队到达三湾村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村里的协盛和杂货铺，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

“部队不能再跑了，如果再乱跑，剩下来这些人也要全部垮掉，这样还革什么命?” 接着，毛泽东说出了他思谋已久的决定：工农革命军必须改编。就在小山村的这个夜晚，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通过的改编方案，成为了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罗海曦国防大学教授

三湾改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整编部队，对不纯分子作了清理，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使部队更加纯洁、精干，战斗力是大为提高。第二个就是健全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连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并在连、营、团设置党代表。这样就在部队中形成了完整的党的组织系统，废除了以将领为军队核心的传统惯例。第三个方面就是废除了军阀作风，在部队中建立了民主制度。规定连以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等等，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

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形成了完整的党的组织系统，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后来在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时说：“经验证明，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湾改编后，秋收起义部队安然走进井冈山的怀抱。第二年春天，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也来到这里。等到1929年春暖花开的时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了宁冈、永新、莲花等好几个县的面积。

而此时，刘伯承再也无意欣赏莫斯科河的春色了，国内传来的有关湘赣边界斗争的消息，使他对罗霄山脉心驰神往，他对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们说：“我很想现在就回国去，上井冈山，和朱德毛泽东一起去战斗。”

然而，就在刘伯承准备动身回国之时，正在赣南、闽西转战的朱毛红军，却发生了一场关系到红军命运和前途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