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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信用体系，即对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法院办案工作人员在诉讼过程中的失信行为进行记录；结案后司法及诉讼失信信息被分析甄别后，由法院审委会报送县征信中心并录入信息库。

　　◎目前，被法院列为不诚信诉讼行为有12项，包括伪造、变造虚假诉讼材料，进行虚假诉讼，不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等。

　　□南方日报记者 赵琦玉通讯员 林晔晗 卢广明 朱迅垚统筹：南方日报记者 戎明昌

　　“以前官司打赢了，‘老赖’的欠款却追不回。”今年5月，云浮市云城区创业家居厂李某拖欠云浮市国有同乐林场30多万元，逾期未付，这让同乐林场副场长李志洪心急如焚，他做了最坏的打算，“钱又跑了”。

　　一个陌生的诉讼信用体系，让李志洪的生活“彻底改观”。

　　郁南县人民法院从银行获悉李某准备转移财产，立即查封了李某的财产，并在调解时告知李某：一旦出现转移财产等不诚信诉讼行为，将会在征信中心留下“案底”，给日后生产经营带来诸多不便。李某被说服，终于还清欠款。

　　从今年4月起，郁南县人民法院建立的诉讼信用体系，进入试运行阶段。法院在诉讼、执行、调解程序中，涉及案件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信用信息，定期汇总报送县征信中心，与银行、工商、公安、国土、房管等17个职能单位部门配合，诉讼失信行为将受到规制。

　　这意味着，当事人如果上了诉讼不诚信的“黑名单”，到银行、工商、电信等部门办理业务可能遭拒。一下子，当“老赖”的成本成倍增加——— 不仅名利双失，衣食住行可能都成问题。

　　诉讼信用体系的探索，打破了政府行政许可部门和公共事业管理机构各自为营的壁垒，诚信社会管理一盘棋的郁南格局初见端倪。

　　“老赖”贷不到款限制购房

　　严重的后果被明文告知：“你的借贷会进行风险评估、不予以发放贷款、限制购置房地产、承揽工程、注册新公司或限制出境、限制参与司法委托、评估、拍卖业务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提交的提案，让讨论已久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有了一个具体而微的雏形。

　　在这份提案中，郑鄂指出：“对于执行工作中遇到的‘老赖’，要建立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的执行指挥中心。指挥中心与房产、车辆、税务等十几个部门数据库实现联网，即时查询。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对‘老赖’进行快速‘精确打击’，不但让‘老赖’跑不了庙，连和尚也跑不了。”

　　两个月后，郑鄂的构想在云浮郁南县变成实践，一张诉讼信用体系运行示意图挂上了县人民法院的大厅。

　　诉讼信用体系，即对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法院办案工作人员在诉讼过程中的失信行为进行记录；结案后司法及诉讼失信信息被分析甄别后，由法院审委会报送县征信中心并录入信息库。如果法院办案人员有失信行为，则由法院纪检、监察、政工部门介入，进行查处、纠正。

　　“一旦出现不诚信诉讼行为，后果将会很严重”，这是郁南县人民法院诚信诉讼及信用风险提示希望传递的印象。

　　目前，被法院列为不诚信诉讼行为有12项，包括伪造、变造虚假诉讼材料，进行虚假诉讼，不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故意躲避、拒绝签收法院传票、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不在法定期限内如实申报财产；隐匿转移财产，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义务，不按期履行已达成的调解、和解协议等。

　　严重的后果也被明文告知：“你的借贷会进行风险评估、不予发放贷款、限制购置房地产、承揽工程、注册新公司或限制出境、限制参与司法委托、评估、拍卖业务等。”

　　诉讼信用体系，开始从法院体系的微循环，融入到全县社会管理的大循环之中。

　　“仅仅依靠法院力量难以有效解决。建立诉讼信用体系，法院通过征信中心与其他职能部门共享社会信用信息，共同挤压失信者的生产生活空间，使其因失信行为成本高昂而不敢逃避、抗拒执行。”郁南县人民法院院长吴宏逵认为，诉讼信用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啃下“执行难”这根硬骨头，尤其如此。

　　试水逾两个月，诉讼信用体系的效果如何？吴宏逵直言，目前真正的实践很少。“目前，除了成功制止了一单执行中转移财产的案子，还未有诉讼失信者被限购房产、限制出境等情况出现。”

　　当事人被征信中心录入的其他失信记录，是否会反过来影响诉讼？吴宏逵强调，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在其他领域的不诚信记录，不应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裁量。而法律对征信体系也未出台相关规定。

　　实际上，诉讼信用体系只是整个郁南县构建全县诚信体系版图上一块新鲜的拼图。这个粤西农业县诚信构想的铺开，始于金融领域，启自郁南桂圩镇勿坦村。

　　征信体系最难的是统筹

　　各部门很难有足够的动力来帮助征信中心更新数据。国外成熟的做法都是有偿服务。但是如果依靠行政手段要各部门无偿提供，对方的积极性肯定不高

　　郁南县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2010年，郁南县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县级征信中心，依托人民银行总行现有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政府牵头，法院、工商、税务等17个部门参加，对在册登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非银行信用信息数据进行采集。

　　到去年末，郁南县企业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共收录全县所有8800家企业和个体户的2.87万条非银行信用信息；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收录了全县所有11.2万户农户共41.3万人的户籍信息、4019条农户违法违纪信息、1333条计生处罚信息及部分农户法院诉讼信息。

　　郁南县征信中心信息统筹负责人陈伟才表示，个人信息目前未录入征信中心信息库，原因是5.5万名县城居民收录工作量太大。没有模板可供借鉴，郁南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路线更像“农村包围县城”———从勿坦村的熟人环境过度到县城这一陌生人社会。

　　然而，摊子越铺越大的征信中心，难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即是，激励社会诚信体系建立的“胡萝卜”和鞭策社会各部门严施其责的“大棒”是否存在？

　　目前，郁南县征信中心信息的使用权限主要向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有条件开放，对它们来说，诱使它们无偿为征信中心提供服务的，无疑是从征信中心可获取的便利和效益。

　　陈伟才介绍，2010年当地工商局评价“重合同企业”时，就曾从征信中心调取企业的诚信记录作为评价依据，这种方式远比过去高效。然而，截至目前，各部门通过征信中心“获利”的实践十分有限。

　　郁南县人民法院民庭法官陈婉坦言，自己办案至今还未从征信中心调取过诉讼当事人信息，也没有当事人提出相应的要求；如果在执行案件过程中，需要了解涉案企业有无缺信记录，一般也应当由当事人主张，法院再开具公函。“征信中心权限主要给政府部门，个人领域运用得比较少。”

　　如果说，“胡萝卜”吸引力暂未施展，那么握在县委书记手中的“大棒”是否已经足够驱动这套新体系继续前行？

　　“征信体系最难的是统筹。在目前的背景下，由执政党统筹是最有力的。相关部门不配合怎么办？那就换个局长！”郁南县征信体系的设计者、郁南县委书记黄志豪强调，郁南诚信最重要是解放思想，创新制度。“建立郁南诚信体系，没有用郁南县财政一分钱。在城市不能简单用贷款解决问题，不同地方要用不同机制引导。”

　　肇庆市农信社信贷部经理黄永滔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说，各部门很难有动机来帮助征信中心更新数据。“国外成熟的做法都是有偿服务。但是如果依靠行政手段要各部门无偿提供，对方的积极性肯定不高。”

　　在寻找“胡萝卜”和“大棒”的过程中，无论是法律人士，还是政府工作人员，都将希望寄托于立法保障这一最基本落点之上。

　　无论最终郁南社会诚信体系能否从蓝图嬗变为现实，无论郁南模式是否能摘下“农业县”的标签，成为可供全国借鉴的样本，诉讼信用体系的试水，还是让人们清晰地看到背后的社会管理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