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注重民生_新闻台

　　中广网北京12月21日消息（记者孙莹）最高人民法院20日发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例。民事和刑事案例各2个。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四个案例是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所确立的标准和程序，从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的案例中精心编选出来的，其案例主旨主要体现在：

　　一是注重关注和保障民生，维护市场交易诚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督促和教育当事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倡导自觉守法、诚实信用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是准确认定新类型受贿犯罪，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依法严厉惩治贿赂犯罪的呼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四是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下发了《关于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组织学习，把握精神实质，严格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以先进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学的裁判方法，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进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呵护。希望法学理论界、司法实务界、新闻舆论界和社会各界理解、关心和支持案例指导工作，形成重视、支持案例指导制度的良好氛围，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确实施和案例指导制度逐步发展完善，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问：此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与以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或者有关刊物编发的案例有何区别？

　　答：此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与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前发布的各类案例有明显不同。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央确定的司法改革举措之一，为了创建并实施该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专门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下称《规定》）。根据《规定》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不仅不同于以往任何单位和部门发布的案例，也不同于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发布的或者刊发的各类案例。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名称不同。指导性案例是规范用语，只有符合《规定》要求并按照《规定》程序发布的案例，才能称之为指导性案例，而以往发布或刊发的案例只能视为有参考作用的案例，具有特定指导性，也没有统一指导性案例的称谓，今后通过其他途径刊发的各类案例也不得称为指导性案例。

　　二是程序要求不同。指导性案例均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编选，必须预先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部门、案件原审法院的意见，必要时还可以征求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的意见，均须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布，其他案例的编选和发布则无此程序要求；

　　三是指导效力不同。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导作用，即在根据法律、有关司法解释做出裁判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并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其他任何形式的案例均无此明确、权威的裁判指导作用，更不能在裁判文书中加以引用。

　　问：指导性案例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应用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请问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

　　答：法官在审判具体案件时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规定》没有作明确要求，主要考虑到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方式是示范性、规范性和引导性的，不宜强行规定某种方式。但是，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我们正在起草具体的操作规范，力求给当事人和广大法官提供更为明确具体的意见。

　　正确运用好指导性案例，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准确把握指导性案例中“裁判要点”所归纳的指导信息，不得超越裁判要点的指导意见借题发挥。比如，本次发布的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其裁判要点就是：中介公司（往往通过格式合同）与买方在居间合同中约定的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同时甩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合意（不得跳单）受法律保护。此约定不属于格式合同中单方设定的霸王条款，其目的是保护中介公司的正当利益，维护交易诚信。但是，当买方通过其他正当途径可以获得相同的房源信息，则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其行为不构成违约。目的是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中介机构更好服务、公平竞争。因此，法官在参照本案例时，只能以上述裁判要点为限，不得扩大适用到对中介费合理不合理等问题的审理上。

　　二要切实把握“类似案件”标准。类似案件不仅指案情类似，更重要的是指争议焦点类似。如果案情类似，但当事人诉讼争议的焦点不类似，如上所述，当事人争议的如果不是“跳单”纠纷，则不得参照上述指导性案例。

　　三是“参照”主要指参照指导性案例明确的裁判规则、阐释的法理、说明的事理，不是比葫芦画瓢参照具体的裁判结果；参照也不同于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必须作为根据、依照，只要类似案件的裁判符合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可以引用为说理的依据，也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具体引用。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中明确要求法院参照某个指导性案例，法官可以在裁判过程中或者在裁判文书的说理中作出回应并说明理由。

　　问：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后，地方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今后是否可以继续发布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

　　答：各级人民法院裁判的案例凝结了法官和诉讼参与人的智慧，是重要的司法资源。长期以来，各级人民法院都很重视通过分析研究案例总结审判经验，制定相关规范，指导审判工作，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开展案例指导工作的沃土和后盾。所以，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以后，仍然需要各级人民法院继续总结案例裁判经验，指导本院或者本辖区法院的审判工作，并注意发现、培育及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

　　为了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工作进行规范，充分发挥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例指导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2月发布的《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第9条专门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

　　也就是说，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发布具有典型或者指导意义的“参考性案例”，但不得称之为“指导案例”或者“指导性案例”，且不得在裁判文书中引用。至于中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编选典型案例材料供法官学习研究借鉴。这样要求，既保证了指导性案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又有利于各级人民法院注意总结审判经验，不断提高审判工作水平，促进司法公正。

　　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定下发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请问社会公众如何参与案例指导工作？

　　答：我们要构建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充分体现司法民主要求，对社会各界开放并欢迎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的司法制度。《规定》对此作了明确规定：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裁判，认为符合指导性案例条件的，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推荐。之所以要求向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而不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推荐，主要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选择指导性案例时，不仅要看某一份裁判文书，而且要看一审、二审乃至全案的相关文书或材料，了解裁判的法律与社会效果。而这些材料和信息，只有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才可能全面掌握，所以，采取社会各界人士向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提出建议的形式，更为便捷、稳妥。

　　为了体现对社会各界人士推荐意见的重视，《规定》还要求：基层法院或者中级法院对社会各界人士推荐的案例，认为符合指导性案例条件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并建议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高级人民法院对社会各界人士推荐的指导性案例，认为符合指导性案例条件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法院欢迎、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案例指导工作的态度。另外，在具体工作层面，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在选择或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推荐指导性案例时，也注意听取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并拟成立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今后，我们要把征求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前的一道程序，将指导性案例作为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及时回应社会各界关切期待的常规工作机制。

　　问：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了4个指导性案例，能否谈谈这些案例的出台过程和相关考虑？

　　答：如何选好、发好首批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和审判委员会高度重视，有关业务部门和相关地方法院做了大量工作。虽然这次只发布4个案例，但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从各高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部门推荐的100多个案例中遴选出来的，说它们是百里挑一并不过分。

　　不仅如此，我们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工作程序：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对于各方推荐来的案例，要严格依照《规定》确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挑选；案例挑选出来以后，要按照指导性案例的格式和要求进行必要的论证、完善，如要提炼“裁判要点”等，然后送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部门征求意见，听取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照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讨论同意的，才能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

　　这次发布的4个指导性案例，民事和刑事案例各2个。分别涉及居间合同纠纷，二审诉讼期间当事人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对于利用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的认定，以及对实施极其严重犯罪被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具体把握等方面的问题。总的考虑是，一要确保这些指导性案例，是适用法律正确、案件裁判的法律与社会效果良好的案例，尽量避免对之产生不同看法或分歧；二是这些案例要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特别是对于中、基层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三也考虑这些案例要有现实指导意义，比如对于新类型受贿的认定问题、刑法修正案（八）相关内容的理解把握问题，都涉及新情况的处理或新法的适用问题，需要通过个案逐步探索稳妥的处理方法，不断总结审判经验，以为将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创造条件。第一批指导性案例发布后，我们会认真研究各级人民法院、有关方面和社会公众对这些案例的使用、评价和看法，不断完善此项工作。

　　附指导案例：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

　　居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居间合同二手房买卖违约

　　裁判要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代理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产权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挂牌销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带陶德华之妻曹某某看了该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并于同日与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该《确认书》第2.4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六个月内，陶德华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办人等与陶德华有关联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但未通过中原公司而与第三方达成买卖交易的，陶德华应按照与出卖方就该房地产买卖达成的实际成交价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当时中原公司对该房屋报价165万元，而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报价145万元，并积极与卖方协商价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居间下，陶德华与卖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138万元。后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陶德华向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支付佣金1. 38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被告陶德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1.38万元。宣判后，陶德华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华支付违约金1.6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原公司与陶德华签订的《房地产求购确认书》属于居间合同性质，其中第2.4条的约定，属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单”格式条款，其本意是为防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跳”过中介公司购买房屋，从而使中介公司无法得到应得的佣金，该约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应认定有效。根据该条约定，衡量买方是否“跳单”违约的关键，是看买方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如果买方并未利用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而是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同一房源信息，则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而不构成“跳单”违约。本案中，原产权人通过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华及其家人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因此，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故不构成违约，对中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2号

　　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诉讼执行和解撤回上诉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

　　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仟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

　　裁判结果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3号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刑事受贿罪 “合办”公司受贿低价购房受贿承诺谋利受贿数额计算掩饰受贿退赃

　　裁判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

　　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某为其支付的房屋差价款和相关税费61万余元（房价含税费121.0817万元，潘支付60万元）。2006年4月，潘玉梅因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其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而补还给许某某55万元。

　　此外，2000年春节前至2006年12月，被告人潘玉梅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兼南京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某某人民币201万元和美元49万元、浙江某房地产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范某某美元1万元。2002年至2005年间，被告人陈宁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高某某21万元、迈皋桥办事处副主任刘某8万元。

　　综上，被告人潘玉梅收受贿赂人民币792万余元、美元50万元（折合人民币398.1234万元），共计收受贿赂1190.2万余元；被告人陈宁收受贿赂559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25日以（2008）宁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玉梅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宁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潘玉梅、陈宁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30日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2009）苏刑二终字第00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潘玉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与陈某共同开办多贺公司开发土地获取“利润”480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时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陈宁时任迈皋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对迈皋桥创业园区的招商工作、土地转让负有领导或协调职责，二人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为陈某低价取得创业园区的土地等提供了帮助，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此期间，潘玉梅、陈宁与陈某商议合作成立多贺公司用于开发上述土地，公司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陈某，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潘玉梅、陈宁利用职务便利为陈某谋取利益，以与陈某合办公司开发该土地的名义而分别获取的480万元，并非所谓的公司利润，而是利用职务便利使陈某低价获取土地并转卖后获利的一部分，体现了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属于以合办公司为名的变相受贿，应以受贿论处。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没有为许某某实际谋取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请托人许某某向潘玉梅行贿时，要求在受让金桥大厦项目中减免100万元的费用，潘玉梅明知许某某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贿赂；虽然该请托事项没有实现，但“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不同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就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潘玉梅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应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只是受贿的情节问题，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的房产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购买的房产，市场价格含税费共计应为121万余元，潘玉梅仅支付60万元，明显低于该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潘玉梅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产的行为，是以形式上支付一定数额的价款来掩盖其受贿权钱交易本质的一种手段，应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涉案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开发的房产，在案发前已将房产差价款给付了许某某，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2006年4月，潘玉梅在案发前将购买许某某开发房产的差价款中的55万元补给许某某，相距2004年上半年其低价购房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及时补还巨额差价；潘玉梅的补还行为，是由于许某某因其他案件被检察机关找去谈话，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潘玉梅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后，出于掩盖罪行目的而采取的退赃行为。因此，潘玉梅为掩饰犯罪而补还房屋差价款，不影响对其受贿罪的认定。

　　综上所述，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潘玉梅、陈宁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同时鉴于二被告人均具有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认罪态度好，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余罪，案发前退出部分赃款，案发后配合追缴涉案全部赃款等从轻处罚情节，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指导案例4号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刑事故意杀人罪婚恋纠纷引发坦白悔罪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

　　裁判要点

　　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在山东省潍坊市科技职业学院同学期间建立恋爱关系。2005年，王志才毕业后参加工作，赵某某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继续专升本学习。2007年赵某某毕业参加工作后，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事宜，因赵某某家人不同意，赵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赵某某的集体宿舍再次谈及婚恋问题，因赵某某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绝望，愤而产生杀死赵某某然后自杀的念头，即持赵某某宿舍内的一把单刃尖刀，朝赵的颈部、胸腹部、背部连续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时30分许，王志才服农药自杀未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王志才平时表现较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与其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

　　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4日以(2009) 潍刑一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王志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以(2010)鲁刑四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复核确认的事实，以（2010）刑三复22651920号刑事裁定，不核准被告人王志才死刑，发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重新审理，于2011年5月3日作出（2010）鲁刑四终字第2－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改判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裁判理由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系因婚恋纠纷引发，王志才求婚不成，恼怒并起意杀人，归案后坦白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且平时表现较好，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考虑到王志才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被害人亲属不予谅解，要求依法从严惩处，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处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作者：孙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