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钢集团传真文件原件。

传真件最后一页日钢集团公章。

　　日照钢铁集团日前公开发布山东首富杜双华致媒体及公众的一封公开信《亲情、法律、金钱的交织负累——我与前妻宋雅红绕不开的那些是非纠葛》。

　　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杜双华与其结发妻子宋雅红的离婚案受到广泛关注。去年9月，宋雅红将他告上法院，要求离婚并分割双方共同财产。此案因涉及高达数百亿的财产切分，成为国内财产标的最高的离婚案。

　　而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此案在审理中爆出，在宋雅红不知情的情况下，夫妻两人10年前就由河北衡水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因而成为轰动一时的“被离婚”奇案。

　　如今，杜双华的万言公开信，将两人的离婚大战进一步推到公众面前。

　　以下是公开信全文：

　　致所有关注我与宋雅红“被再离婚”案件的媒体及公众的一封公开信

　　亲情、法律、金钱的交织负累

　　---我与前妻宋雅红绕不开的那些是非纠葛

　　我是杜双华，近期因我前妻宋雅红女士及其利益关联者在媒体上的炒作，我很被动的成为一起离奇的“豪门被离婚”事件中的男主角并广受评议。不管是维护、诟病还是贬损、声讨，都是大家对我和这一事件的一种真诚态度，尽管这种聚焦于公众目光下的感觉很疲惫、无奈和辛苦，但我仍要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

　　对于这起“被离婚”事件，一直以来我抱着清者自清的态度保持着沉默。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法制社会的公民，应该相信和尊重法律，一切是非曲直应悉由法院依法判理。而且，作为一个男人，把家庭隐私大白于天下，在媒体上与前妻斗嘴争强、让他人评头论足是大失尊严和有碍观瞻的。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孩子成长的保护心理，我一方面不想把他们带到这场闹剧当中，另一方面也竭力想在孩子心目中为宋雅红保留她作为母亲的尊严和形象，毕竟她是孩子的生身母亲，我不想让孩子知道这起事件中那些复杂的阴暗面。我盼望我的孩子们能够阳光的成长，不要在青春期的记忆中留下对母亲的阴影。

　　但是，我的沉默反而换来了宋等人变本加利的中伤。我是一个成年人，怎么攻击都可承受。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通过宋等人的媒体造势，这场风波已经波及到了我年过八十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宋公然将他们的照片资料公布于众。导致老人不堪承受周围的街谈巷议，孩子则每天都要面对来自老师、同学、朋友的询问关心，听他们对这件事说三道四，对自己的父母评点指责。这些都严重干扰了我亲人的精神和生活。宋雅红的这种作法已让我的顾忌失去意义，我的初衷已完全破灭。

　　特别令我受触动的是，通过宋等人在媒体上的片面不实之词，事实真相已被完全掩盖扭曲，社会公论一边倒的认为是我勾联做假、是我绝情弃义、是我对不住宋雅红。前几日就连我的次子都非常愤愤的冲我讲：“爸你别跟她斗了，她要什么你就给她不行吗？你现在是很宽容，可还应该再宽容一点。”言下之意也是其错在我。

　　这给我了强烈震动，我可以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也可以不在意公众的质疑，但我不能不珍惜我和孩子的感情。因为作为我现在的这一个破裂婚姻家庭来说，夫妻感情已经荡然无存，孩子对我的孺慕依赖已经是我感情生活最重要的支撑，我无法容忍孩子对我产生误解、失去信任。

　　所以，当此之时，不管是从维护亲情角度还是对舆论负责的角度，我都不能再继续沉默，我应该站出来说明我与宋雅红之间所发生的真相。这既是对法律事实一个说明，也是对我的家庭亲人一份交待。无论是在法律还是道义层面，我都会为我下面将要说的话承担一个公民、父亲和公众人物所应承担的责任。

　　13年失败婚姻：事业家庭中的感情伤癍

　　结婚与第一桶金

　　我与宋雅红的这些是非恩怨从头梳理，得从1984年在首钢说起。那时我在首钢劳动服务公司跑业务，她高中毕业后在小车队开汽车。1988年1月我们登记结婚。

　　这里面需要向公众说明的一点，就是准备结婚的时候，我还没有到法定年龄，因为结婚去作了更改，我实际出生时间是1966年11月26日，改后身份证登记为1965年11月26日。至于我为什么改年龄急于结婚，个中情由宋雅红是心知肚明的。她现在在媒体上口口质问离婚判决书中我的出生日期有误，纯系明知故闹。

　　1988年8月，我们生下了长子杜秋龙。1990年，我下海从北京到三河做起了钢材加工业务，起步规模很小，就只有我和现在日钢的一位常务副总两个人，当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从手工到机械，从上门推销到订单销售，一步一步开展业务，三年间经过重重磨难积累过千万。这是我掘到的第一桶金。

　　二次创业产生的分歧

　　赚到了第一笔资金以后，我与宋雅红的分歧也随之产生。所以我现在看，跟宋雅红走到这一步，一切都是钱闹的，自打有钱我们就开始别扭，从小闹到大闹到现在全国看笑话。

　　有了一点小钱后，宋雅红非常兴奋和满足，她的意见是有了这么多钱，在北京好好享福就可以，不要再折腾了，万一有风险赔了怎么办？但是我的事业心比较强烈，我觉得还可以做的更大一些。到了1993年，我不顾宋的反对，到老家河北衡水市京华焊管总厂担任副厂长，算是启动了二次创业。

　　焊管厂建在衡水市的近郊，当时比较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工人都住在集体宿舍、一起吃大锅饭。特别是交通也非常不便，从北京去衡水仅单程就需要十多个小时，所以我也劝说宋雅红带着孩子到衡水市和我一同生活。但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宋雅红去衡水看过以后，表示那里条件太差根本没法安家。我做了几次工作都没能说服她。最后她提出来：“你在衡水创你的业，我在北京看孩子。”无奈之下我也就答应了。

　　其实那个时候焊管厂正是攻坚过坎的时候，我是打心底里盼着她能与我在一起和孩子共同生活，也算是对我工作之余的一种安慰。可最终她也没有给我这份呼应和支持。

　　由于她和孩子在北京，那个期间我只能北京衡水两地跑，一边顾着家庭，一边顾着事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两人渐起摩擦，开始有明显隔阂。

　　1993年到1995年期间，管厂的效益一直不好，我把手中的积蓄除留出家用以外全部都借给厂里，并且还办理了大笔贷款。这更引起了宋的反对，多次说我去衡水的决定是错误的，要求我从衡水焊管厂撤出来，回北京安生过日子。当时厂里正是上升爬坡阶段，我经营压力非常大，而作为妻子她又不理解，我做丈夫的也是年轻气盛不够体谅，总认为她处处扯后腿。这样天长日久，互相的怨气与日俱增，夫妻感情渐趋淡薄。

　　猜忌、争吵与冷对

　　1996年的一天，宋雅红突然跑到厂里，称听说我与厂里的一位女副厂长过从甚密，在厂内大闹一场，这令我颜面扫地。宋到厂闹过之后，我们的感情就急转直下，但这个时候她已再次怀孕，我们的婚姻就这样不冷不热的维系着，这期间，她搬出我父母的家，住到了她自己购置的一处房子里，我也极少回去，事实上已经分居了。

　　随后又发生的一件事直接将我们的感情降到了冰点。

　　当时，因为厂里经营非常困难，我下血本高薪从大厂县聘请了我以前的经理协助我管理企业，为了突出他的待遇，我又花130万买了一辆奔驰(车号冀T33333)，我坐普桑，奔驰配给这位经理。宋知道这件事后，借故到厂里办事，临走时让奔驰司机送她回家，结果途中她借口让司机下车买水，乘机将车开走，长时间没有露面，自此之后，我也再没有见过那台车。为了把她和车找回来，我当时甚至都报了案。

　　次子出生与“抢子风波”

　　1996年7月，我和宋雅红的次子出生了，在其怀孕期间，我早已经给取好了名字，如是男孩就叫“杜泽龙”，以与长子“杜秋龙”相对应。但是，宋把孩子生下以后没多久就藏匿起来，后来更以“杜则刚”的名字办理了户籍登记。

　　这个时候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宋雅红手里，这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当然时时想念。长子虽然一直跟着她，但我很担心她教养孩子的方式。有一次我母亲看到长子脸颊受伤，大腿内侧有掐青伤痕，孩子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那时我与长子已很少有机会见面，知道这些事以后也让我非常牵挂。次子生下刚半年多又让她给藏起来，在我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通过跟长子的偶尔见面讨好他，就像秋龙自己在电视上也说：“充当了一个小间谍的角色”，确实是从他那里知道小儿子下落的。原来，宋把次子放在安定门蒋宅口一个妇女家里，说是保姆，实际上是寄养，孩子打送过去以后，四个月里再没有接回过家里，宋只是偶尔去看望。

　　知道了次子下落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就安排北京办事处的人观察过那家人对孩子的照顾情况，但是实情让我非常心疼。孩子住的那间屋又闷又热，连个风扇都没有，喝的是凉水，尿布也不及时换洗，孩子身上都起了痱子。听说这些我就坐不住了，直接赶到蒋宅口把孩子带了回来。

　　现在宋在媒体上口口声讨我“抢”了她的孩子，剥夺了一个母亲的权利，这是“抢”吗？我不是孩子的父亲吗？她凭什么把孩子藏起来不让我去看他们？她把两个孩子掌握在自己手里，用孩子的探视权来要挟我，难道不是在剥夺我做父亲的权利吗？

　　我把次子带走以后，宋雅红就出现了。我说生活要回到正轨，长子我带到衡水上学，衡水的教育质量也不错。次子由她在北京跟我父母一起看护。但她不同意。谈不下去了我提出来离婚，可宋仍然不表态，两人又是不欢而散。

　　现在她在媒体上把这事完全颠倒着说，称当年她没有离婚是我威胁她说“只要你敢提离婚，我就让你一辈子见不着次子”。这种说话让人难以置信，相信稍有法律常识的人略加判断便知真伪，我凭什么敢说出这种话？又凭什么能把她给吓住呢？难道她不知道离了婚以后更有对监护、探视权益的法律保护吗？

　　从那以后，但凡我只要打电话给她，一提离婚她就挂断，再之后我电话就打不通了，她也再没有露过面。后来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带着大龙又搬了家，因为这期间我也不止一次到她原住地找过，但她踪迹全无。就这样，从97年8月以后我就与她失去了联系。

　　她那之后的生活状况，直到2008年以后我才听说并得到确认，她那时把长子放在了寄宿学校，自己与一位有妇之夫张某洲若即若离生活在一起。但在当时，我确实没有了她的下落。

　　这么大的北京，茫茫人海寻人殊为不易，何况她是故意躲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