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老父：这么多人都来采访应该是个挺大的奖_新闻台

　　莫言旧居吸引了大批中外记者。

　　莫言获奖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他的出生地——山东高密“东北乡”。高密历史悠久，也出过几位名人，春秋名相晏婴、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清代东阁大学士刘墉。但相比故人，活生生的莫言似乎更能带给老乡们亲切感。

　　高密“东北乡”，几乎是莫言文学作品中永恒的故事背景地，有很多人甚至误以为这就是莫言家乡的名字。其实，“东北乡”更多是一个文学概念，莫言的家乡在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原“大栏乡”），由于在地理上位于高密东北方，因此被当地乡民称为“东北乡”。莫言有句名言——童年的苦难是创作的摇篮。走进“东北乡”，就走进了认识莫言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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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废20年种菜送家人

　　在东北乡一个名为平安庄的村落就是莫言的故乡。直到今日，他的父亲管贻范和二哥管谟欣还住在这个小村庄里，过着普通农民的安静日子。莫言儿时旧居就在平安庄的一角。

　　屋后是老农晾晒的金灿灿的玉米棒子，隔壁是新建的砖瓦新房，显得这五间土房毫不起眼。二哥管谟欣回忆，当年他们家和二叔不分家，全家13口人就住在这个老屋内，“二叔在供销社工作，两家一堆孩子父亲都得管着。父亲比较耿直，也比较严肃，莫言那时并没受到特别的宠爱。”

　　老屋已荒废了20多年，家人在前两年为它更换了瓦片，房子外观看上去还算保存良好，莫言的童年都在这里度过。甚至1979年，已经参军的莫言回家与他在棉纺厂工作时的同事杜芹兰结婚时，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老屋的院墙是土垒的，经不起岁月，南院墙已倒塌，家人在倒塌的土堆上插上树枝、木棍，并栽种了瓜类蔬菜（方言叫“方瓜”，但不知学名叫啥）。大个头蜘蛛毫无忌惮地在临时篱笆上织网、扑食，哪管这是谁的家。

　　小屋仍保留着旧时的格子窗，屋顶没有吊顶，光线昏暗，有不少当年的老物件：落满灰尘的收音机、拉门已坏掉的小橱柜、狭窄已破损的土炕……仿佛一切还是几十年前。进门是房子的堂屋，面积很小，右侧是一个老式锅台。堂屋西北角桌子上摆放着一台青岛“海燕”牌收音机，是1979年莫言结婚时添置的大件。

　　院落里没有其他建筑，显得四四方方，几棵香椿树和一棵柿子树有些突兀，不过倒是给这个小院增添了几分生机。地上有一片胡萝卜苗，和已经拔出根儿来晾晒的黄豆。“是老爷子闲着没事儿，来这里撒的种儿。”二哥管谟欣的儿媳妇朱绍英口中的“老爷子”就是莫言的父亲管贻范，今年已90岁。

　　“他是看这块地空着心疼，就捣鼓点东西来种上，我们也不拦着，算是让老爷子活动活动，对身体也好。”朱绍英说，有时大伯（管谟贤）、三叔（莫言）回来，老爷子就让他们带点胡萝卜啥的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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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个挺大的奖”

　　13日上午，周六，在高密当老师的朱绍英回到老屋，在门口接待着一波又一波记者。“老爷子交待过了，再累也不能怠慢了人家（指记者）。”朱绍英说，三叔得奖那晚，村里人来祝贺，记者来家里采访，一直忙活到晚上11点，正准备休息，又接到电话，说有几位记者乘坐飞机刚抵达青岛正往这里赶，“老爷子听后，坚持要一直等着，说‘孩子们是为了咱而来，不能怠慢了'。”次日凌晨1点多，几位记者找到了村里，90岁的老爷子一直熬夜等着。

　　“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头脑却很清醒，说话我们得听。”过门已十多年的朱绍英对老爷子至今仍保持着一份“敬畏感”。

　　因为莫言，在平安庄，随便一个人都能指出他的老屋和二哥管谟欣的家。老父亲管贻范跟着二哥管谟欣住，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农村小院里，管贻范正坐在院里晒太阳，9岁的重孙女管文心在太爷爷身边的玉米棒子堆里转来转去。因为来的叔叔阿姨太多，并不断询问小家伙名字，她干脆在影壁墙一侧用粉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再有人问起，她就用手一指，“看那里！”

　　老爷子幼时读过6年私塾，是乡里出名的文化人，解放后一直担任村里的会计，一直到63岁退休。90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走路不需拐杖，耳朵稍微有点背。

　　老爷子说，他对多年前管教莫言的回忆，已记不起太多，“当时孩子也多，没有特别照顾哪一个。后来他就去当兵了，回家就少了。”因为莫言开始文学创作时已在部队，管贻范坦言自己对莫言写作并无任何指导性意见，“他也不跟我聊这个。”在他记忆中，莫言自幼对书就兴趣十足，“上学后就开始看书，各种各样的，有名著，有小说，甚至连我的账本都翻出来看。”二哥管谟欣回忆，莫言为了弄到更多的书，甚至跑到别人家中推石磨帮人家干活，博得邻居好感后借书看。

　　记者问老爷子是否知道诺贝尔奖，“知道，知道。”不过，老爷子紧接着就幽了记者们一默，“这几天你们都来，我是才知道的。”逗乐了现场不少人。

　　“他得奖了，我高兴。”老爷子如是说。不过他始终未搞清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是个啥奖，“这几天听记者们说是个国际大奖，看你们这么多人都来采访，应该是个挺大的奖。”也许，对老人家来说，啥叫诺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子有出息。

　　平时，莫言在北京和高密翰林书苑小区的家中待的时间较多，一般只在逢年过节时回平安庄探望老父。“回来就一起吃顿饭，晚上再回高密住。”父亲说，10年前，莫言曾接自己去过一次北京，“待了10天就待不住了，赶紧回来。他高密那个家在5楼，太高了，也不愿意去。”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管贻范还是习惯老家的小平房和小院落。“但他很孝顺，每周都打电话。”

　　多年来，管贻范已养成固定习惯。每周六早上8点前，他就会坐在电话机旁，等着铃声响起。“有时候莫言打，有时候他家里（指莫言夫人）打。我耳朵不好，就说几分钟，他们听听我说话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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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子拿我当原型是好事儿”

　　在经历《红高粱家族》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新的突破。莫言新作《蛙》荣获2011年茅盾文学奖。《蛙》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姑姑”这个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

　　《蛙》的主人翁原型就是莫言的亲姑姑——75岁的管贻兰，一位当地有名的中医。由于历史原因，一名中医被推上了特定历史舞台，管贻兰在医院从事儿科、妇产科工作四十载，她一生接生过20000名新生儿，“一年就是500例，而流产的数量还不止这些。”

　　姑侄的血缘关系让莫言在作品中毫无顾忌地引用姑姑的人生经历，并加以文学加工，“写作之前没有告诉我，都是亲人嘛，能为他提供素材是好事儿。”管贻兰说，作品问世后，侄子曾给她一本《蛙》，她也大概看过一些。“至少有一半内容就是我的经历。当然毕竟是文学作品，肯定要加工，要完全照搬我，干巴巴的，估计也没人会喜欢了。”

　　当然，莫言也承认，作品中“蝌蚪”身上确实有很多他的影子，“这可能也是我自己心里的想法。”莫言自己评价，这是一部很低调的小说，和过去红高粱时代语言的张扬、情绪的张扬的小说有很大区别，“我把调门降到很低，用一种很克制的基调来写。”

　　老乡>>>

“他就是地道的高密农村人”

　　在高密市第一中学，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因为说话太多，嗓子都有些沙哑了，但他仍乐此不疲。

　　1985年，一次偶然机会，毛维杰阅读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也是莫言成名作。当时刚分配到原大栏中学教语文的毛维杰读到文章后，感觉风土人情和地理风貌都倍感亲切，“当时就预感到写的就是我们的家乡。”毛维杰心头始终萦绕着这个想法。直到有一天，他的同桌告诉他，“他们村有一个叫管谟业的，听说在部队写文章挺好。”

　　获悉莫言回家探亲，毛维杰登门求证，两人一见如故。“饭桌上，我俩就文学观点进行了探讨，当时他有几句话我至今记得，比如‘真正的文学在民间'、‘童年的苦难是创作的摇篮'、‘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等。”

　　1993年毛维杰当上校长，在学校为莫言专门开辟了一个“莫言资料室”，搜集莫言的大量手稿、图片、研究文献等，直到1999年毛维杰离开该校，资料被全部转移到高密市教育局。2009年莫言文学馆开馆，这些宝贵资料又被转至该馆内。

　　莫言文学馆坐落于高密一中校园内，通过大量文字、图片和实物资料,全面介绍了莫言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特别是他的成长道路和创作轨迹。但就在建设之初却遭到莫言强烈反对，“他就是这样的人，不想张扬。”毛维杰说。

　　说起文学创作，毛维杰透露，除了来源于身边生活，还跟儿时的熏陶有关。他透露，儿时的莫言虽然好动，但特别喜欢听老人讲故事，哪里有人群扎堆说故事，他都喜欢凑上去。“他大爷爷等人也都是说故事高手，内容不少是神魔鬼怪，跟聊斋里的情节很相似，莫言作品中的魔幻色彩很多也是受幼时熏陶。”

　　近三十年的交情，让毛维杰成了莫言的挚友，每次莫言回到家乡两人都会见面，毛维杰成了莫言的司机兼秘书。走亲访友，甚至理发他都陪着一起去。“他穿着朴实，他说自己夏天破衣烂衫，冬天棉裤棉袄，现在回来抽空还赶农村大集，就像他的作品一样，反映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生活，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高密农村人。”

　　■记者手记

　　我是高密人采访显神通

　　这次回高密，心情格外不同。这里有我采访的对象，有我要探访的陌生村落，更有我熟悉的人和味道。“真给咱高密人争脸，想想就振奋。”27岁的的哥王涛这样评价莫言获诺奖。对啊，我也是高密人呢，我也应该一同“振奋”一下吧。

　　虽然高密方言不难懂，但还是让很多南方记者抓耳挠腮，而他们的非典型性普通话又让采访对象摸不着头脑。相比之下，我的方言优势瞬间显现，在采访莫言老父亲和姑姑时，香港同行不得不以“回京请吃饭”等诱惑性承诺请我帮忙。此时此刻，我竟顾不得“行业规则”，甘愿当起了翻译，甚至一度让人怀疑我的身份。家乡话的亲切是不可抵抗的，以至于没几句交流，9岁的管文心就和我成了朋友，临走时还让我多待会儿。

　　高密人好客，虽然我一再表示可以单独去莫言旧居采访，但家乡的亲戚朋友还是坚持带路，即使他们是在忙碌着。

　　高密不大，但也有好吃的。大包子、大饼、大炉包、大萝卜……总之不大就显不出热情来。同行本报摄影记者就对大萝卜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于回京时还要拉上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