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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黄花机场。（资料图片）
经过连续6个季度的调整之后，“软着陆”态势基本确立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短短一个月内，湖南、贵州等省连续出台了投资规划的“大手笔”。有人戏称，经过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如今地方省份即将上演“4万亿2.0版”。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依然疲软，中国经济指望不上“外需”，而国内消费短时间内不可能有突破性增长。这时候，常常被指责效率低下的“铁公鸡”项目仍然成为“香饽饽”，对地方经济而言，投资拉动这个“老办法”，仍是解决发展瓶颈的法宝。
围绕投资拉动利与弊的“口水战”格外热闹。反对者认为，中国经济比下滑更危险的，是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雾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任”，甚至可能变成“定时炸弹”。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坚信，中国基础建设的空间巨大，未来10年甚至20年，投资拉动都还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益”。
经济学家李才元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可能正在经历“中央向地方转移”、“政府向民间转移”两个重要的转型，中国经济的“内需战略”正处于关键时刻，“从前是长胖了，长高了，现在要长肌肉，长结实”，因此，首要问题是克服“内虚症”。
地方版“4万亿”的非理性？
7月以来，各地在中央“稳增长”的宏观经济定调后表现出“百舸争流”的架势。
据报道，7月20日宁波市出台《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政策内容包括减税、降低中小企业成本、鼓励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强化区域业绩考核等措施。
7月23日，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会展消费、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等10个方面。
长沙市的规划格外“惊人”。他们在7月末公布了195个项目，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投融资邀请。其中包括“四十”个重大项目和155个一般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292亿元，其中“四十”个重大项目总投资为3748亿元，包括“十大片区建设项目”、“十大基础设施”项目、“十大中心镇(小城市)”项目和“十大产业项目”。
贵州省也不甘落后，《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中提出，计划投资两万亿至3万亿元，涉及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投资冲动并非个案，而是很多地方“集体行动的逻辑”。其实，早在中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希望中央再次出台“4万亿2.0”的刺激计划，通过新一轮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马光远对投资拉动经济的批评态度很有代表性。他表示，过去几年，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今年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涂鸦”，大胆投资，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这样，“债务黑洞越积越大，这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
他甚至用“天使抑或魔鬼”的比喻，来提醒人们要警惕地方新一轮投资泡沫。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则认为，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
他还从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在机理分析“投资拉动”的不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以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循环链条，并且顺利带动了投资增长，消化了产能扩张。近10年来，我国已经遭遇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在于按照从前的经济运行逻辑，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不但解决不了，而且麻烦越来越大。
这中间，根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既有的经济循环链条运转失灵：首先，世界经济整体下滑，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其次，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在上述因素联合挤压下，企业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也就是说，“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三者之间的链条衔接出现了问题。
赵晓表示，由于政府投资往往缺乏效率，再加上大部分项目是基础建设等民生项目，项目的经济回报短期内难以还本付息，这就注定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追求总量而不追求质量，投资过快、投资效益低下一直是我们没能解决的难题”，若此时推出地方版“4万亿”，只会恶化这一趋势。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的批评更直白。他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都喜欢上大项目，因为他们需要政绩，需要花钱，更因为来自中央政府和商业银行的钱多数是不由那一届政府归还的，甚至还可能永远不还。而以现有税制为例，如果地方政府对企业不是以产量或者销量定税额的话，投资冲动自然就少多了，因为GDP一旦不等于税收，投资再多也未必等于钱袋子，地方政府自然没有了积极性。可是，目前的实情决定了中国经济还是“投资经济”，一旦中央政府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就是风向标，就是荣辱榜”。
“铁公鸡”被妖魔化了吗
一谈投资拉动，人们就会想到以基础设施为主的“铁公鸡”项目（铁路、公路、机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在本轮长沙市的投资“大手笔”中，引人注意的要算花714亿元重点建设的黄花机场和轨道交通等基建项目。
相应的，国家发改委近期表示，将按照《“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对国内原有机场布局规划进行调整完善，规划布局新增运输机场82个，预计到“十二五”末建成通航的运输机场将达到230个左右，全国80%以上人口在直线距离100公里内能够享受到航空服务。
不过，外界对中国扩建机场的热情表示担忧。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称，2011年中国有大约130个客运机场，亏损额达20亿元，而未来经济态势处于下降通道中，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急于扩建机场并不合理，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为了刺激经济而“浪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钱”。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反驳了这种批评。他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现在的机场建设，不是超前了，恰恰是大大滞后了。他举例称，美国有各类机场1.9万个，而中国现在真正运行的航空机场才182个，加上通用航空机场还不到300个。而像巴西、南非这些国家，他们的客货运输运营的机场有700多个。
李家祥还举例称，去年日本发生地震以后，中国民航要派飞机赴日接中国公民撤离，这才发现，日本能够起降飞机的机场，除了一些大城市之外，县、市，都有机场。
他说：“民航是基础性产业、战略性产业，事关基础、事关长远、事关全面的事，那就要率先，率先就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对“铁公鸡”项目的争论一直没停止。经济分析人士张捷认为，“铁公鸡”建设有所超前，但这些基础建设的效益会在中国进入老龄化后发挥重大作用。
比如，公路建设收费许可一般是20年到25年，最长也不超过30年，但这些道路的使用寿命要远远超过这些年份，20年后，现在我们大力建设的收费公路将逐步进入“基本免费时代”，中国经济压力会在这些基础建设的效用下减缓。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相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先发优势”，因为当年的“浪费”，长期来看就是节省。
从数据上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其实仍然巨大。
中国机场数量仅居于世界第15位，相对第1位的人口、第3位的总面积来说，差得还很远。按国土面积平均的公路网密度看，中国每万平方公里只有74.89公里，而德国为1009.2公里、英国为699.1公里、法国为538.3公里、日本为533.62公里、印度为191.73公里，中国排名大概在60位之后。
按人口计算，中国铁路网密度为每万人0.56公里，而加拿大为16.18公里、俄罗斯为5.9公里、美国5.55公里、法国5公里、德国4.4公里、英国2.85公里、日本1.59公里、印度0.63公里。有分析人士戏称，中国这个经济总量第二、制造业第一的大国，其实铁路密度指标仅为加拿大的3.5%、美国的10%，人均才5.6厘米，不及半根铅笔长，世界排名在百位之后。
从绝对数量看，尽管2011年年底中国铁路里程数突破9.9万公里，可这只相当于美国1870年代的规模。美国铁路系统扩张在20世纪下半叶回归理性，而在2009年总里程数也达到22.6万公里，为中国的两倍有余。正因为铁路建设总量与经济发展增速并不匹配，中国铁路才成为世界上最繁忙和最拥挤的铁路系统，铁路网络占世界铁路总网络的6%左右，但运量占全球的24%。
反映一国工业化进程最基础的指标是钢铁。目前，即便中国以每年6亿吨的钢产量雄踞世界第一，但从钢铁蓄积量（即该国工业化以来的钢铁积累总量）看，中国2008年年底达45亿吨，日本当时为47亿吨，而美国在1988年钢铁积累量就已达60亿吨，这还不包括美国大量进口产品所带来的钢材消费量。这意味着，美国比中国早数十年完成了重工业化，即便再干10～20年，中国也不一定达到美国的水平。
从人均指标看，中国人均钢铁蓄积量大约不到3吨，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数是8～10吨，日韩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可达到15～20吨。
经济学家杨帆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重工产品，包括基础设施、交通工具和住宅上，因此，中国经济还应“以钢为纲”。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尽管新中国前期已经大体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至少在中西部省份，一些工业企业使用的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日本生产的设备，甚至是上世纪洋务运动时引进的设备，起点较低的乡镇企业设备陈旧问题尤为突出。
近年来，基础设施领域有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居民稀少的“鬼城”、长期人流稀疏的机场，但中国基础设施需求增长极快，某些需求增长堪称“爆发式”，大部分新增基础设施不存在长期闲置问题，更常见的是，在比预期短得多的时间里就达到了满载。
这其实意味着，个别投资项目的失误或“超前”，并不能改变中国基建投资长期总体不足的大局。
县域经济崛起拉动中国“内需”
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投资比例较高，这似乎正在形成共识。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表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刻一定程度上需要“凯恩斯主义”。他认为，要走出全球经济困境，就应增加投资，尤其是那些能消除瓶颈、增加生产率的投资。他在公开场合赞扬去年11月G20峰会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因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即为基础设施建设。
在该次峰会之后，新加坡与世界银行共同召开东亚基础设施融资高层会议。在会上，新加坡准备用主权基金承诺5000亿美元的东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支持东亚基础设施发展。
林毅夫将类似举措与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称如能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将可望为全球经济复苏奠定更牢固的基础。他坚信中国经济在未来长时间内仍会以投资为主，并且可以保持GDP增速8%20年。
事实上，如果仔细查看各地方的“4万亿”计划，其侧重点并不相同。在中西部地区，“铁公鸡”类的基础项目偏多，这是因为这方面本来在偏远地区就“欠账多”。而东部省份，把投资方向主要选在市政、公共设施等有关民生的项目上，东部省份多年来集中精力建工厂搞外向型经济，回归公共建设也相当于是“补课”。
梅新育认为，在国内成本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订单流失等压力下，中国迎来新的、范围更广泛的全面产业转移与升级时期。在微观层次，向中西部布局生产已经在企业界蔚然成风；在宏观层次，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
比如，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48.1%下降到42.7%；中部地区占比从20.6%提高到23.2%；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9.8%提高到2007年的21.0%，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22.8%；东北从2004年的8.1%提高到2007年的10.3%，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1.3%。
从工业生产总值来看，2007年～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57.8%下降到52.9%；中部地区占比从18.2%提高到20.3%；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3.5%提高到17.8%；东北从2004年的9.6%下降到2007年的8.7%，2010年回升至9.0%。
他的结论是，我国投资产生的新供给和新产能具备较强的需求，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远远超出一般的估计。同时，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中、西、东北部地区发展迅猛，进一步化解了固定资产投资账面数据过高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在外需不振的大前提下，中国经济正转向“内生性循环”，完成这个重大战略转型，必须统筹协调投资和消费这两驾马车。如果说上一轮经济增长，主要由中央政府牵头推动，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实现“软着陆”之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让地方经济唱主角”。
在他看来，这种驱动模式的改变，恰恰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正在“深入到肌肉和骨头里去”。因为，中国基层经济的状况，相比于已经与世界接轨的大城市而言还相当落后，不要说乡镇，就算县城的基础建设和城市化进程，都大大落后于我国工业化水平，如果能够调动地方和基层的发展后劲，实现“县域中小城市的大面积绿色崛起”，中国经济一定能扭转长期外向型经济造成的“内虚症”，真正的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必须改变以前的‘农村为城市生产，城市为国外生产'的扭曲循环，城市资源、资金和生产能力，要‘下乡'到县，而乡村的劳动力、消费能力，要‘上行'整合到县，县域经济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节点。”他说：“这样中国经济肌体才能生生不息。”
以地方为主角的经济发展如何避免债务扩大难题？李才元认为，这必须调动包括国企、民企在内的大多数闲置的“民间存量资金”，以银行信贷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为代价的发展不可持续，长期看会出问题，而事实上地方政府手中都握有大量资产，可以用这些资产来置换企业的投资，吸引央企、民企等各路社会资本，加入到地方基础建设和各类投资项目中。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近两年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增至62.1%，远高于2010年5月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出台时的51.2%。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称，民间投资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投资中的比重一直较低，随着民间投资“新36条”和相关实施细则出台实施，近期这些行业的民间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均值，民间投资已成为支撑投资增长的重要“稳定器”。
能够证明民间存量资金实力的案例，还有刚刚开工的蒙西华中铁路项目。这条从内蒙古到江西全长1837公里的铁路，总投资超过1500亿元，由中国铁投、中煤能源、伊泰煤炭、中国神华等16家企业投资兴建，被认为是铁道部建设权和经营权下放的典型案例。分析人士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投资方式缓解了铁路部门这些年“大扩张”带来的债务压力。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张捷称，应该在中国有人口红利和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时候进行，等中国发展到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的时候，还可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铁公鸡”建设吗？他提醒，别忘了这些“铁公鸡”恰恰是社会发达的基础。
而对于那种地方投资会“乱花钱”、“效益低”的担忧，李才元认为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地方经济和民间存量资金，将是下一轮经济高潮的‘双主角'”，他说，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在注重投资效益的同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向下延伸”的时刻，“大城市病”正在透支中国经济肌体的体力，而在以县区为主的小城镇的广阔天地中，可以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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