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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他为“专家”，有人评价他是“傻子”，有人说他铁骨铮铮，有人却觉得他侠骨柔肠……
社区老大娘把他当做解决实际困难的“百事灵”；农村老党员记得他是坐在炕头上和自己唠了大半天的农业“土专家”；在部属的眼里，他是个干起活来没日没夜，不知疲乏为何物的“铁人”，领导们称赞他是爱岗敬业、淡薄名利的好干部……关于他的事迹，不绝于耳。
而被评述的当事人——原兴隆台区宣传部部长周恩义笑着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岗位调动还是职务升迁，他对自己的定位始终不变——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平凡一兵。
永不褪色的忠诚——新时期基层宣传干部好榜样系列报道之一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1966年10月10日，周恩义一生难忘的日子——他在这一天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转眼，时间已经过去46年，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站在党旗前，攥紧右拳，大声地宣读着已经在心里默读了许多遍的入党誓词，他激动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也从那天开始，“忠诚”这两个字就扎根于心，浸入脑海。
排哑炮、毁哑弹，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
入党当天，周恩义兴奋得一宿没睡。想着父亲操劳半生，终于在解放后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想着年幼时，父亲告诉他：能有今天的好日子，要感谢共产党；想着入伍前，父亲拉着他的手，声音哽咽地说，到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党！一幕幕如同电影镜头在周恩义的脑海里闪过，他一直在自问：怎样做才是一名合格的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这是他最后的答案。
28年军旅生涯，其中有23年是在满目苍凉的大漠边塞度过，周恩义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团政治委员，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留给了为国守边。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抢险中，无论遇到多么危急的情况，周恩义总是冲在最前面。部队在大山里打坑道爆破时会出现哑炮，每次排哑炮，周恩义总是“强令”战士到安全地带休息，他进洞排哑炮。每次他成功的排除哑炮，带着满身的硝烟和尘土从坑道里走出来，总有战士要求下次进洞排炮，周恩义只是笑，下次又一个人钻进了坑道。当指导员时，他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过手榴弹实弹投掷时失手的战士。每年炮兵连实弹射击出哑弹时，周恩义又一手“包办”了销毁哑弹的任务。1972年，在一次实弹射击中，一发加农炮弹发射后没有爆炸，如不及时排除，会危及附近牧民的生命安全。周恩义带上文书董荫春、通信员常子华、司机刘帮超快速赶到目标区，找到了弹着点，这发40多公斤重的炮弹钻地两米多深，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周恩义下令让刘帮超、常子华撤到附近的山包后隐蔽，他和董荫春确定炮弹入地的走向后，用铁锹谨慎地挖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终于挖出了炮弹。周恩义小心翼翼把炮弹抱了出来，放在坑边，麻利地捆好炸药，又命令董荫春撤到安全地带，然后他接上雷管，点燃导火索向附近的弹坑飞跑。当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山谷，弹片、泥土像暴风雨一样砸在他身上，他立刻成了“土人”，战士们冲过来，眼含着热泪，和他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至今，周恩义带过的兵还和他保持着联系，习惯性地张嘴就叫他老指导员、老政委。
转业之后，他连降两级，不改初衷
1992年，周恩义从团政委的岗位上转业到兴隆台区担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这相当于在职务上连降两级，身份地位的落差不可谓不大，区委副书记王殿元征求他的意见，他坚决地表示：“职务安排不争官大小，物质享受不争多和少，领导请放心，我从20岁当指导员，一直干到团政委，这么多年都是做别人的思想工作，现在轮到自己了，有啥说的？不用领导操心。”周恩义先后配合三位常委部长开展工作，始终把自己放在副手的位置上，积极配合，团结一致，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周恩义给自己立下了“三讲五不争”的原则：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公共活动讲规矩；不争个人荣誉，不争物质待遇，不争职务高低，不争地位升迁，不争个人说了算。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冲在第一线。为总结区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经验及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他不知度过多少不眠之夜；为了解全区思想政治工作现状，他带领大家连续调研38天；为了检查并辅导基层党委中心组的理论学习，他和学习秘书骑着自行车奔波了半个多月。当了六年副部长，周恩义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
被藏起来的六封电报
无论是日常的细小工作，还是重大的突击任务，周恩义都干在前面。与他共事的人都能讲出他一连串感人的故事。兴隆台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被藏起来的6封电报。
1995年，周恩义奋战在抗洪大堤上，接到了妹妹接连发来的6封电报，都是一样的内容——母病危，速归！“病危！速归！……”这几个字在周恩义眼前无限放大，揪得他心疼。从16岁参军离家，他和母亲聚少离多，想起他每次回家时，母亲紧紧拉着他的手，上看下看怎么也看不够；想起每次离开时，母亲站在大门口一边挥手一边悄悄抹眼泪，直到他走出很远，那个瘦小的身影依然保持着不变的姿势……可转念一想，眼下正是抗洪的关键时期，溢洪区内多处套堤、民堤决口，肆虐的洪水正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怎么走得开？薄薄的一张电报此时在他手里仿佛有千斤重，攥紧、松开、再攥紧……在两难选择中，周恩义把电报揣进了口袋，转身上了抗洪大堤，拖着受过伤的左腿一瘸一拐地走遍了所有险工段。等到洪水退去，周恩义匆匆赶回家，母亲已经去世。妹妹哭着诉说：“哥，母亲在弥留时，嘴里一直叫着你的小名啊！”周恩义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感情，跪在母亲的灵前放声大哭，“妈，我对不起您，可我身后还有那么多老百姓……” “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何等的人生遗憾？几个孩子中，母亲最疼他，他一直想着有时间多回几趟家，多陪老人说说话，没想到母亲竟这样匆匆走了！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成了周恩义的终身憾事。多年以后提及此事，他的眼圈仍然泛红：“那是什么场合，当兵的人还不知道么？脱离了抗洪前线就相当于当兵的逃离战场一样！做母亲的一定不愿看到儿子当逃兵。”
能上能下中，他赢得了敬重
有几个人能面对职务升迁的机会不动心？周恩义在十年间曾数次让官举贤，这个常人看来有点“冒傻气儿”的行为使他赢得了上下一致的敬重。
第一次“让官”发生在2001年，兴隆台区党政班子部分调整，区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的位置出现空缺，组织上希望他到这些岗位工作。朋友们也劝他动一动，可周恩义主动向组织建议，推荐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市委组织部和辽河油田组织部经过考核和群众测评，推荐他任组织部长，他又找到领导再次表明心迹，力荐青年干部。大家都不理解他的举动：你在宣传部干了那么多年，咋还呆不够呢？周恩义诚恳地说，我在宣传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近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如果调整工作岗位，势必会给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让给青年干部干更合适。
2006年兴隆台区区委换届，副书记的指数减少到1人。大家都认为周恩义堪当此重任。周恩义主动找到领导，要求退出，他说，“应该把机会给年轻人。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多一次机会，就多一些积累；多一些积累，就多一些工作的财富，这对党的工作有益。”市里有意调他到市委宣传部，又被他推却了。他在区委中心组会议上郑重地表态：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都会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地把工作做好。省级媒体听说他“拒官”的故事，要采访他。周恩义一听，悄悄躲了。后来组织部长拿着市领导的批示来找他，他才接受了采访。
时任盘锦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李旭评价周恩义说，“很多人当官是能上不能下，周恩义是能上亦能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无论上还是下，都能一如既往干得那么好。”
多年军旅生涯，一次次特殊环境下的抢险，周恩义数次受伤。转业时，他怀里揣着六等伤残军人证。超负荷的工作使周恩义左腿的旧疾越发严重。2007年，他利用“五一”长假，悄悄到医院做了左腿半月板摘除手术。出院前，医院的专家建议周恩义换掉膝关节，否则后果严重。临近退休时，领导、同事、朋友都劝他：保重身体，有时间把手术做了吧。周恩义摇摇头，“我不想躺在病床上退休。除了我的党性修养不允许我这么做外，我的人格也不允许我在最后的环节偷懒。”他的工作表依然排得满满的，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儿，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儿。白天忙着工作，晚上要照顾患病的老伴，周恩义连整理办公室的时间都没有。
有人不理解：“你都快退休了，这么拼命，图啥呀？”周恩义回答，“不图啥。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难道我不应该为党尽心尽力地工作吗？”他拿出国家发给他的伤残军人证，“有了这个证，我可以享受市内乘公交车免费，所有旅游景点免费等很多优惠待遇。党给的够多了，我还图啥呢？”
人在工作、生活中总会面临诸多选择，也常常因为难于选择而产生困扰。在各种选择面前，周恩义的衡量标准很简单——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他数让官位，多次把评功授奖的机会让给了同事。在他的帮助带领下，宣传部14名青年干部相继走上了科级和县处级领导岗位，而他仍坚守在宣传工作岗位上。他常说，“党给我的荣誉已经不少了。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只有勤奋为党工作的义务，没有向党伸手要待遇、要名利的权利。”
美国诗人惠特曼曾经说过：“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正是对党、对事业的坚定信仰，支持周恩义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奋战在宣传思想战线上，塑造出共产党员的伟岸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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