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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盘锦市兴隆台区，提起周恩义，“土专家”、“百事灵”、“铁人”……他有众多头衔。
但老百姓习惯叫他“老周”或“恩义”，只因人如其名，恩义如山;同事们称他“老部长”，饱含敬仰之情;基层干部则说，他是宣传思想战线上一名永不退伍的“老兵”。
63年岁月人生，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使命、奉献与忠诚。本色———“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1949年11月，伴着新中国成长的脚步，周恩义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在那个划分成分的年代，雇农、贫穷，几乎是他童年的全部记忆。
16岁当兵那一年，正赶上学习雷锋、大比武的年代，成长中的周恩义暗暗把雷锋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并悄悄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由于表现突出，17岁的周恩义入了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旗军旗下发出的庄严誓言，在他的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记。
也是那一年，周恩义所在的团被改编为炮兵团，并奉命进驻中蒙边界。从此，大漠荒原、卫国戍边，周恩义在艰苦的边防部队，一干就是23个年头!
部队期间，老周荣立了3次三等功，熟悉周恩义的老战友都知道，这28年里，他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一次军事演习跳跃障碍时，左膝关节受伤、左腿韧带撕裂，半月板裂开，怀里揣上一份沉甸甸的六级伤残军人证，可他从不声张。
从普通士兵到炊事班长、连指导员、正营职组织股长，再到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28年的军旅生涯，23年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历练，让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一步步成长为肩扛两杠三星的上校团政治委员。
回忆起那段戎马生涯，周恩义显得很淡然，“我对党的感情非常深，一个农村孩子，从不懂事的青年能够走到团政委，而且每个时期都有军功章，都有光环，可这都不单是我干的，而是党培养的结果，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到地方工作后，周恩义对宣传思想工作依然痴心不改。他认为，“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尤其是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不善于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要做好工作是很难的”。
不管工作多忙多累，他总是挤出时间钻研理论。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发现原本宽敞的空间到处堆满了读书心得、讲课教材和调研报告，桌上放着一卷《邓小平文选》，书已泛黄，封面中间手指抓握的地方已快磨穿，里面写满读书心得。
这些年，他先后写下了120多万字的日记和读书笔记，撰写的40余篇理论文章在省以上报刊上发表，有6篇获了奖。
头雁高飞群雁随!
老周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身边的同事们。他常讲，宣传干部一定要注意自身形象，在基层工作要做到帮忙不添乱、干活不吃饭。多年来，宣传部的同志们养成了一个习惯，不仅不吃基层群众的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开会总结座谈，谈经验、谈教训、谈体会。
在他的带领下，宣传部成为了一个团结、和谐、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团队。近年来，宣传部八成以上的同志立过功、受过奖，有14人被提拔到科级以上领导岗位。兴隆台区委书记蒋景晨说：“老周带出的‘兵'素质过硬，肯吃苦，区委选拔干部时，宣传部干部常常是首选。”情操———4次让职，执着坚守阵地
1992年秋，周恩义结束了28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地方工作。这一年，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又一次选择。
在30名转业干部中，他军龄长、党龄长、职务高、荣誉多，是名副其实的“老资格”。可当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意味着职务从正县团级到副科级，连降3级，这是周恩义不得不面对的“落差”。
回想自己在部队时，一路向上进步，如今不仅要连降3级，还当个副职，那一晚，老周失眠了。
可想到那些长眠在塞外草原的战友们，我还有什么功名利禄不能放下，还有什么私心杂念不能抛弃?老周想通了。
第二天，区委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义坚决表示：“职务安排不争官大小，物质享受不争多和少，坚决听从组织安排。”
在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周恩义一干就是6个年头，先后配合3位部长开展工作。他的工作标准就是，“始终把自己放在普通一兵的位置上，有第一就争，有排头就站，有红旗就扛。”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准备第二天参加市里研讨会的发言稿，他连夜加班，光白开水就喝了两暖壶;为总结工作经验，他度过不知多少不眠之夜，写废掉的油笔芯有满满几盒子;为了解全区思想政治工作现状，他曾经连续调研38天;为辅导基层理论学习，他和学习秘书骑着自行车奔波了半个多月……
当了6年的副部长，周恩义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
1997年，周恩义开始担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到了2001年，区党政领导班子部分调整，区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的位置出现空缺。
凭借自身的资历和威望，周恩义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两个岗位。此时，区里领导和身边朋友也都来劝说老周“动一动”，但他却主动向组织表态，要求留任宣传部长，并且支持和推荐年轻干部走上副书记和组织部长的领导岗位。
2002年，周恩义服从组织安排，担任区委副书记，而到了2006年区委换届时，副书记的职数需要减少1人，周恩义再次主动找到领导要求退出，并把担任组织部长的机会也让给了年轻干部，重新回到宣传部长的岗位上。
几次选择，4次让职，老周就是不离开他钟爱的宣传战线。即便退下来，他还是活跃在思想政治研究工作第一线。
“他是为了做事，不是为了做官。”与周恩义相交共事20年的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伟说。
“我出身贫寒，政治上没有过多要求，生活上没有太多欲望，只有为党做好工作的义务，没有伸手向党要待遇的权力。”很少谈及自己政治追求的周恩义曾这样说。
精神———只为守住这条生命线
在周恩义看来，宣传思想阵地，就是他的生命线。
实际工作中，周恩义总是率先垂范，带领他的团队冲锋陷阵。他说：“领导干部要做到上班上岗第一个到位，下班下岗最后一个撤退，有突击任务要第一个受累，有新生事物要第一个学会。”
上世纪90年代盘锦遭遇的两次特大洪水，让人们充分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1994年8月，洪水来袭，周恩义带领抗洪宣传组冲在最前边。连续八天八夜坚守在抗洪大堤上，让他患了急性角膜炎，眼睛红肿疼痛，连路都看不清。
为了把在抗洪中以身殉职的李家村党支部书记刘英福的事迹尽快报道出去，他趴在地上，打着手电筒，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眼睛疼得看不清东西，他就用毛巾蘸着凉水擦擦眼睛接着干。第二天，刘英福的事迹在《盘锦日报》发表，周恩义却又投入到抗洪抢险中。
那一年，周恩义带领抗洪宣传组在省市各类媒体上发表新闻稿件110篇。
1995年，洪水再度袭来，周恩义和两名报道员吃在堤上，住在车里，下到最危险处拍摄，蹲在堤坝上写稿。他要时刻记录人们与洪水奋战的感人画面和险情的最新变化，并及时向外界传递最新消息……
考验不止在此!
与洪水八天八夜的对抗中，6封“母病危，速归!”的电报一封紧似一封地捶打在周恩义的心头。
当年为周恩义送去电报的刘伟回忆说，第一封电报送给周恩义时，只见他擦了一下眼角，就把电报揣进了兜里。“我劝他去看看老母亲，他却告诉我，绝对不能把电报的消息告诉别人。”
更为让人动容的是，洪水刚刚过后，省里前来听取汇报，并不知情的上级领导把整理汇报材料的任务，再次交给这位内心充满焦虑与牵挂、但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的铁汉。周恩义二话没说，他一天一夜奋笔疾书起草完汇报材料，才匆匆赶回老家。但老人家已经过世了，周恩义在灵前大声痛哭，长跪不起。
未见慈母最后一面，让他留下了终生的憾事。
闻者泪湿襟衫，周恩义的目光却依旧清澈如水。他知道通情达理的母亲一定不会埋怨他的选择，“脱离了抗洪前线就相当于逃离战场一样!做母亲的一定不愿看到儿子当逃兵。”
除了母亲，老周觉得亏欠最多的是相濡以沫30多年的老伴儿。在部队常年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到地方后无论工作多么辛苦、多么繁忙，他都挤出时间陪着老伴儿唠唠嗑。
2002年10月，老周的爱人患了多发性脑梗塞，瘫痪在床，常年住在医院。10年来，不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都亲自下厨做好热腾腾的饭菜小心翼翼地放在饭盒里，步行好几里地送到老伴儿床前。
洗澡、擦身、梳头、染发……老周样样都干，老伴儿尽管言语有障碍，目光中却时常流露出对他深深的爱恋。
多年超负荷的工作，使周恩义左腿的旧疾越发严重。2007年他正在准备元宵灯展，突遇特大暴风雪。为检查灯展筹备情况，周恩义带领宣传部的同志们，在没膝的雪地里走了近4个小时，膝关节的剧痛让他在大冷天里冒出了一身汗。左膝关节严重积水，肿得不能打弯，回到家里，他一头栽在了床上。
当年“五一”长假前夕，周恩义悄悄来到北京301医院等待手术，“可以少耽误点工作。”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3天下地，7天回去上班。
做手术时，连医生都感叹：“腿伤成这样还能走路，真是奇迹!”
其实，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品质，谁能做到这份坚持?而如果没有愿意为党的事业奉献一切的信念，又哪来的这般意志。
支撑他的，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信仰的坚守。
退休后，周恩义仍身兼数职———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评价这名在宣传战线上永不退伍的“老兵”，也许更贴合这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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