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胡锦涛同志把和谐理念带给世界_新闻台

　　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条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就能对中国道路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选择

　　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开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间他在新民学会的两次发言。

　　穿越时空隧道，这篇文献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

　　1921年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只是那个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毛泽东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的10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做过各种尝试。

　　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值得称道，但试图在不变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性，不能和不敢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时，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它像一缕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国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一批先进青年最终的选择。

　　有人认为，当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手段是不可取的，甚至认为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破坏和延误作用，似乎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会更早些到来。这种看法完全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事实上，选择革命，并不是他们的本性对革命有什么特别的喜爱，根本原因在于那个时期的中国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实在太尖锐了，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而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其他的路都试过了，结果统统失败了，都走不通。1961年，毛泽东同志曾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是小学教员。”

　　历史常常是这样，在看似山穷水尽时为人们展现出一线生机。91年前那个夏天的晚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13个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革命实践、民族复兴道路的新探索由此开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成为了先进的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外国人。他的理论成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帜。在中国道路的每一段历程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这面飘扬的旗帜。

　　1936年，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曾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92年，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陷入低谷时，邓小平同志说：“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探讨中国道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只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国道路如果说是一幅蓝图的话，马克思主义就是描绘这个蓝图的一个底本。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理解和开启中国道路的一把钥匙。

　　奠基

　　中国人就这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信仰不等于实践，实践也不等于成功。当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这个理论武器去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如何运用它与此前选择它一样艰难。

　　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又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

　　最初，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发动城市工人罢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中国共产党转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风暴。然而，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但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继续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各路起义军在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接连失败。

　　第一个发现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新理论的，是毛泽东同志。

　　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同志把工农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开始在农村创建根据地。然而，在四周都是白色政权的包围下，这条道路能走得通吗？

　　为了回答和解决严酷环境中一个又一个的紧迫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确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伟大创造。不论是从国际共运的理论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在讲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夺取政权时，都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当时已有的实践来看，国际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以巴黎为中心，通过城市起义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首先是从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开始的。

　　创造新的理论不容易，让人们接受新的理论更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实践的检验。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就认为，中国革命就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里组织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跑到山沟沟里去搞武装割据，站不住脚，是注定要失败的。受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当时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搞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再次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对抗中遭到严重失败，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根据地，并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也重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理论的正确。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步骤、领导阶级、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得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建立起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并依靠这“三大法宝”，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理论引领着实践，实践又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则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彼岸的独特道路。坚持与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他反复地读，读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他从长期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但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搬。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艰难曲折中的砥砺奋进，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点毫不动摇；同时，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但他对《反对本本主义》这篇4000多字的文章却情有独钟。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同志1930年5月在江西寻乌写的一篇文章。原来题目叫《调查工作》。这一诞生在枪炮声中的文章，战争中一度散佚。毛泽东同志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一直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想念和寻找着她。他后来曾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认为：不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都不能够“一味盲目执行”，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典故。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党内取得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创新都源于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中国道路最关键的一个概念。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坚定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写入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党的七大就这样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心路、心得，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我们党开始领导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毛泽东同志豪迈地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里所说的“奠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质基础，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第三点尤为重要。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已经深深地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胜利前所预言的，建设的道路更长，更艰苦。为了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了大量艰辛的探索。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论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那一代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创造才华。然而，后来这一探索却出现严重错误。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内乱，经济社会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开辟

　　1978年，中国道路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会议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邓小平同志在为这个会议作准备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被誉为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伟大历程。

　　今天再来看这篇文献，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大胆地思考问题，大胆地进行改革尝试。

　　在当时的中国，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搞了二十几年，人民生活还是很贫困。这就说明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同时在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也有不对头的地方。

　　翻开《邓小平文选》，在他改革开放初期的谈话中，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

　　“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要搞的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但并没有对怎样搞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具体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从时代条件和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照搬书本和别国的经验从来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了成熟的想法和清楚的表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从此有了一个自信而响亮的名字。

　　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我们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呢？当时的中国最具体、最严峻的实际，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穷”，也就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从这里破题。

　　翻阅1980年4至5月间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后来，这些谈话就以这句话为标题集纳为一篇文章，收入《邓小平文选》。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理论上的答案是如此简单、清楚，但现实中却为此费尽周折，走过不短的弯路。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政治运动的办法，“大跃进”的办法，“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都不行。鉴于深刻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另辟蹊径，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一条路，是没有别的办法之后的选择。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大声疾呼的那样：“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新的实践总能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惊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首先在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迅速摆脱贫困状态。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杀出一条血路”，在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原有的国营企业也开始放权让利，进行承包经营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改革开放试验的成功，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1985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这样的谈话：《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在这一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信心满怀地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子。但正当我们加快改革步伐，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中国道路却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干扰和冲击。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局面。但在纠正“左”的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右的倾向。社会上极少数人片面夸大党在历史上的失误，散布种种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对这种思潮进行反击，否则，人们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中国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为了保证我们的目标和步骤不受干扰和冲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此后，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述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理。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他多次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理论和他领导开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为三句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我们进一步把它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内容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也成为了中国道路最基本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1992年他视察南方的谈话。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谷。中国道路的发展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的改革还要不要继续？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集中发表了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本质，他为改革开放实践划定了一个尺度、方向和标准，即：判断一项政策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发，邓小平同志对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回答，进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10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在历史的关口处，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胆识、睿智和远见、阅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国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别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谈话，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但他从不迷信自己的著作，从不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不变的教条。1981年，他在英文版《邓小平副主席文集》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的确，社会在飞快地发展。20世纪的最后10年，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变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顺时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突破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大胆地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发展的中国道路又出现了新的风景。

　　当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走上政治舞台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历程，但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逾越的关卡。

　　199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党的十四大报告对中国道路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突破了这条道路上最主要的障碍，使这条道路变得更加宽阔、更加畅通。

　　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发展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但由于市场经济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东方到西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市场经济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而计划经济则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被当成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在联合国的统计分类中，也一度把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把市场经济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

　　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而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更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物，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突破了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由此，这一经济体制也成为了中国道路一个最鲜明的特色。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此作了明确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有人曾向江泽民同志提出，你们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这几个字多余。江泽民同志的回答是，“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能没有，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市场经济的性质。江泽民同志的话非常明确，我们搞市场经济绝不是搞资本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两种优势的叠加、碰撞、融合，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推动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党的十四大以后，国有企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个体、私营、合作、股份制等各种所有制经济也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开始出现不同的形式，应该怎样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比重增加，对它们的发展应该持什么态度？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道路在经济建设上新的设计。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集中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五大报告是中国道路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涵，加深了我们对怎样搞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坚持、运用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扫除了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体制机制障碍。

　　党中央根据实践的发展，及时提出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入WTO等等，这些为后来中国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等方面，都提出并实施了许多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在大踏步地追赶世界的潮流。而此时，中国道路的引领者中国共产党又遇到新的情况，自身建设面临新的问题。

　　从《江泽民文选》中我们看到，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著述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一时期，党中央几乎每年都要研究党的建设问题，每年都要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切实有力的解决举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然而在世纪之交，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集中地、突出地摆在了我们党面前。

　　放眼全球，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正在经历着历史性转折。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我们党如果不与时俱进，跟不上时代潮流，就会落伍。

　　回望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多样化不断发展。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面临巨大挑战。

　　审视自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世情、国情、党情的这些新变化，是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严峻考验。怎样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呢？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党的理论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有了新的飞跃。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三个代表”的基本理念，这三句话，是如此的简明，又是如此的熟悉，集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它同时充满新意，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以此为根据，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身建设的理论创新。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深入阐释，在中国道路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一篇重要文献，是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翻开这篇文献，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理论创新的勇气：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要紧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等等。

　　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说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性质、宗旨、目标和动力。这些新思想、新观点付诸实践，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在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因不适应形势变化纷纷下台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引领的中国道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新世纪。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部理论创新的象征和灵魂。

　　2002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新世纪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的十六大。这次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强调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报告深刻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科学作出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推进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充分体现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面向新世纪新阶段，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宏伟蓝图的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满怀信心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发展

　　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实现了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胡锦涛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中国即将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征程时，人们希望看到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风格和中国道路的走向。在讨论党的十六大报告稿时，胡锦涛同志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走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同志和新的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来到了西柏坡。53年前中共中央就是从这里出发进北京，开始执掌全国政权的。在这里，胡锦涛同志引述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名言：“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果然，新的考验很快就到来了。2003年初，一场非典型性肺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肆虐成灾。这是一种新发现的传染病，传染性强，没有特别有效的预防治疗办法，加上中国人口多、流动性大，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准备不足，疫情很快蔓延到中国大部分省区市，广东、北京等地的疫情尤为严重。

　　4月，在“非典”疫情最严峻的时刻，胡锦涛同志来到广东考察。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一面是“非典”疫情难以控制给人民群众生命带来严重威胁，而我们的很多措施还跟不上，一些方面还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怎样才能实现人民满意的发展？

　　在听取广东省委、省政府汇报后，胡锦涛同志感慨地说：“新世纪新阶段，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地区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新任务。我们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全面的发展观。”

　　这是“发展观”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

　　一个新的词汇，可能成为一个核心的概念，一个核心概念则可能导致一场理论创新。

　　2003年7月28日，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对发展观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一个新的发展观的雏形，就这样呈现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将这一发展观正式命名为科学发展观。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为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原则。从这时起，“以人为本”成为了中国道路上的又一个关键概念。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地回答了“靠谁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生动集中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抗击“非典”带来的启示，但“非典”毕竟是偶然因素，主要的还是我们国家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关口，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如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很大、速度很快，但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提高，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社会管理和建设还跟不上，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难以为继。科学发展观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来的一个总思路，总的答案。

　　实践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实践的思考和总结，又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的视角和方法。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开启了中国道路上新一轮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社会建设一直是我们发展道路上的短板。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社会建设首先获得重大突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社会建设纳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进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此后，和谐成为了中国道路上新的悦人的旋律。

　　“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要求承认矛盾和差异，最大限度地协调各种矛盾，使社会保持发展活力同时稳定有序。科学发展观在处理当今社会复杂矛盾与问题时从这里找到了灵感和智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了部署，社会和谐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对于我们将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同志用简短朴实的语言进行了描述：“要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描述使得社会主义社会更加亲切，更加现实。

　　对内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两个方面密切联系、有机统一。沿着这一思路，胡锦涛同志把和谐的理念带给了世界。他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向世界宣示：“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其内容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它的一些关键词汇，比如：以人为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等，正在日益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决策以至中国道路未来走向的重大战略思想。

　　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用4句话40个字，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高度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这几句话，内涵深刻，简洁明了，但却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学习十六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可以看到，胡锦涛同志围绕科学发展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各个方面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加明确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开始了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这看起来是巧合，其实有着内在的逻辑。实践上的辉煌成就，理念上的独特魅力，必然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引起世界的关注。

　　科学发展观，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党的十七大以后，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转化为全党的自觉行动。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党和国家各个领域的工作逐渐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提高我们党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

　　这一时期，来自国际国内经济政治以及自然界的严峻困难和挑战接连不断，特别是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这些困难和挑战，既考验着我们党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也推动着科学发展观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加深了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进程的显著成果，是提出和实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和举措。党中央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这一要求进一步具体化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

　　科学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持续的开拓、积累和创新，使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从而为中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科学发展观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中国人民对自己追求的目标、遵循的原则、思想的方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更加明晰，更加充满信心。

　　随着这条道路的不断开拓和发展，作为领路人的中国共产党，愈加感到道路问题的重要性，更加重视对自己走的这条道路的总结和概括。胡锦涛同志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用“三个永远铭记”，让人们记住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开拓这条道路作出的贡献。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完整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系统阐述了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极为宝贵的财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对我们党的奋斗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把我们党90年的成就概括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丰富内涵。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梳理党的重要文献，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道路十分清楚。这条道路，它的开端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的指向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实践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它的丰富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的思想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从上海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到北京，从北京走向世界。不懈的探索和追寻，无数的鲜血和汗水，光荣与梦想，责任与担当，一路奋斗，一路畅想，中国共产党人肩扛使命，立足实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拓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这条道路在不同的时段有着不同的风景和不同的内涵。

　　在这条道路上，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看到了领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志向和逻辑。

　　沿着这条道路，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再过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将在中国建成。再过37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道路。9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来之不易，今后的路还很长，也不会平坦。但只要我们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