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_新闻台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陈列馆于2006年建成开馆，展馆运用先进的声、光、电技术全面展示了党的四大召开前后的历史。图为观众在馆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裴鑫摄

图为杭州一家书店的书架上摆放着热销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红书”。

　　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摄

　　编者的话

　　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当前，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今天“大家论道”栏目刊登的文章，就如何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从党史中汲取治党治国经验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资源。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治党治国的经验，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努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要善于研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如同解析几何中通过考察某个点的运动轨迹可以建立起反映其运动规律的函数方程式一样，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深藏于这一历史背后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集中起来就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为在长期探索中逐步深化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党要继续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必须切实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考越深入、认识越科学、掌握越自如，就越能排除这样那样的干扰，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处理好治国理政中的各种问题。所以，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首先要能够以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时代的眼光考察研究党的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入探寻、认识和掌握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按客观规律的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要善于总结和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经验是对成功原因的思考和总结，教训是挫折失败提供的告诫和警示。经验是始终伴随着党的探索前进而不断积累的，教训则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未能避免而不幸出现的。我们党在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在诸如“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留下了不少教训。成就和经验始终是主流、主线，贯穿于党的全部历史；教训则往往出现于某个特定时期，是支流、局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训也是一种经验，不能忘记。各种各样的经验既是昨天的记录，也是今天的认识，更是明天的向导。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从这些经验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已经成为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开拓奋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牢记党的历史经验，不断用成功的经验激励自己，用曾经的教训警示自己。党要善于总结经验，党的地方或部门的组织也要善于总结经验，党员领导干部更要通过不断汲取经验教训提高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

　　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党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艺术。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关键时刻，都曾遇到过这样那样的复杂问题，经受过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挑战。总体上看，我们党都妥善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当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党科学分析形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和平方式妥善处理事变，开创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我们党提出“一国两制”方针，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并保持了香港、澳门的持续稳定和繁荣。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遇到了诸如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我们党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快速反应，科学指挥，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全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所有这些应对复杂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这种智慧和艺术，同样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认真研究、总结和学习这种智慧和艺术，对于我们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妥善处理和解决这样那样的复杂问题、应对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风险和挑战，都是大有益处的。

　　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要善于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党在90多年的奋斗、探索中，锤炼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种传统既包括制度规范，又包括价值理念；既包括组织体系，又包括精神文化。通常比较强调的主要有作风和精神两大类。从作风来说，1945年，党的七大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明确归结为党的三大作风。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全面恢复优良传统，同时突出解决党在作风建设上遇到的新课题。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2007年，胡锦涛同志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从精神来说，我们党培育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所有这些，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就一定要珍惜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推动这些作风和精神的创新发展，并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使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质量和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在“三个结合”中发挥党史的独特作用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柳建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力量源泉。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研究与教育也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当前尤其需要做好“三个结合”。

　　把党史研究与教育更好地同党的理论研究与教育有机结合，在进一步加强理论武装上发挥独特作用。一般人会认为，党史教育就是历史教育，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历史教育，更重要的是理论教育。中共党史是一门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研究中，揭示中国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和政党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讲党史实际上是讲中国共产党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2010年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强调：要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把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作为一项基本要求，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这就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中党史研究与教育的工作着力点。多年来，我们在理论教学中，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等课程教学中，着重从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的角度进行专题讲授，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从对党的历史的把握中深刻理解为什么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从而坚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加强理论武装的自觉性，取得了较好效果。

　　把党史研究与教育更好地同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有机结合，在不断提高治国理政水平上发挥独特作用。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期间，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对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党的新鲜经验、汲取党的历史上的教训，不断提高党的治国理政水平，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史研究与教育要加强对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重大决策、重大事件、重大案例、重要人物的专题研究和成果应用，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熟练运用党的丰富经验、科学总结党的新鲜经验、认真汲取党的历史教训的能力，达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资政育干的目的；要引导干部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从党的历史教训中获得有益的资政启示和借鉴，进一步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分析和解决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能力，驾驭复杂局面、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等。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才能使党史研究与教育真正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把党史研究与教育更好地同党性教育有机结合，在进一步提高党性教育科学化水平上发挥独特作用。坚持不懈地进行党性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史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把党性教育寓于党史教育中，大力弘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马克思主义学风和优良作风，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提高党性修养，更好地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党的历史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不断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命，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党性教育中，要更好地把党史研究与教育同党性教育有机结合，就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开展党史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全党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途径。目前，许多党员干部正把学习党史变为自觉行动，以此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但我们的党史研究与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党性教育的需要，如何进一步将党性教育贯穿于党史研究与教育全过程还面临不少挑战。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加强对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准确记录和全面反映党的历史，为党史教育和学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使研究成果服务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更好地发挥党史研究与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研究充实党史教育内容，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和符合干部与人才成长规律的党史教育模式，进一步提高党史教育和党性教育的科学化水平。

　　总之，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学好党史，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自觉性，科学把握历史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需要；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更好地履行党的历史使命的需要；是提高干部教育质量，加强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党性修养、战略思维等的需要。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做好以上“三个结合”。

　　党史研究靠什么和怎样去资政育人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

　　党史研究要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对党史研究者来说，有两个问题应该明确。一个是靠什么资政育人，一个是怎样研究才能更好地去资政育人。

　　回答第一个问题，应该明确和坚持“三个方向”。

　　一是靠梳理和阐发党的基本理论资政育人。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其最高境界应该是梳理和阐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探索及其重要成果，目的是以科学理论武装人。需要说明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常常是通过党在工作实践中提出和贯彻的重大决策和政策体现出来的。有人不免产生疑问，决策和政策是否算作理论？其实，党的决策和政策一头通向理论，一头影响实践。和在书斋里从事理论思考的纯粹学问家不同，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立足实践，通过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政策体现出来，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验证，最后才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这是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事理论创新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特点。

　　二是靠总结和分析党的历史经验资政育人。挖掘、梳理、揭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包括某些教训，是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为了推进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为了应对这样那样的风险考验，为了实现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在治党、治国和治军各个方面，殚精竭虑、艰辛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展现了不凡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通过研究把它们展示出来，在今天和将来都是最能说服人、教育人的宝贵财富。

　　三是靠研究和宣传党史人物和事件资政育人。党的历史是由一代又一代党员的具体奋斗创造出来的，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重大事件连接起来的。党史研究自然应该通过叙述具体的人和事，传播党的奋斗历史，展示党的光辉形象，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以此来感染人、影响人，进而增加人们的“红色记忆”和“红色感动”，凝聚人们对党的奋斗历程和风采的认同，培育和引领崇高的风尚。

　　回答第二个问题，应该强调党史研究必须重视并善于利用“两只翅膀”。

　　第一，重视并善于利用科学理性的翅膀，才能更加深刻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强调科学理性，是为了防止党史研究空对空、简单重复或自说自话，以至凭自己的兴趣和偏好去“戏说”的不良风气，进而使研究者更加自觉地以准确和深入为标准，在党史领域驰骋。所谓科学理性，就是要求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经验、党史人物事件等，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放到我们党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中，放到我们党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来阐发、分析、揭示和评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才可能有“真货”，有历史的质感，才能够更贴切地说服人、教育人。比如，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一开始并不清楚，也不能要求前人在起点上就必须清楚，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一个逐步延伸进步和丰富完善的探索过程。认识真理、宣传真理、认同真理、由少数人认同到多数人认同，都必然有一个过程。党史研究就应该把这个过程讲清楚，并把不同阶段的探索特点连接起来。这样的研究，彰显了实事求是，彰显了科学理性，既有历史的力量，又有逻辑的力量。在今天的背景下，党史研究如果只是排列材料、引述文件，显然不行了。必须要有相应的思考力度和理论灵魂，而不是各种材料和观点的简单重复或组合，才能拎出史实的“魂”或“核”来，做到高屋建瓴，让人感觉有新意，能够尽量深刻地资政育人。显然，不重视并善于利用科学理性这只翅膀，这样的效果难以达到。

　　第二，重视并善于利用个性文情的翅膀，才能更加生动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强调科学理性并不排斥个性化的研究和著述风格，党史研究是可以做到有文有情有个性的。历史著述和文学表达的关系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它们本为一体，至少在司马迁以前，那时的史书实际上多是文学著述。有声有色的《项羽本纪》，即是一例。班固以降，史书就没味道了。宋代司马光创“通鉴”体例，围绕一个专题一个事件详述其来龙去脉，尚有可取之处，但终究在叙述风格上去司马迁甚远。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新的文化时代，到20世纪40年代，那时历史学家的作品多有斑斓绚烂的色彩，可读性很强。至今读吴晗的《朱元璋传》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能激起心底的波澜。这样的历史著述发挥的资政育人作用更为生动和具体。

　　讲科学理性不一定会使研究者的思维和笔法干巴巴的。胡乔木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就提出：要写出感人的场面，写出党史人物的细节，写得有声有色；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的议论，有大开大合的章法。凡此等等，都是在提倡个性文情，以求党史研究的新变和突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来之前，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读后，给了“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的评价。胡乔木对党史研究论著的这些倡导和期望，是值得注意的。除了严肃的宏观论著，研究党史人物和党史重大事件，更需要有文有情有个性了。党史研究的成果毕竟需要延伸到社会上才能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研究党史，不仅仅要着眼于“理”，立足于“事”，更要有“人”。无论明理还是说事，终归都要涉及人。理有曲直，事有情节，人有个性，在研究中扇起个性文情的翅膀，读者阅读起来就可能既有理性思考又有感情介入，资政育人的效果就会更明显。如果把本来生动具体并且感人的党史人物和事件，搞得无文无情无个性，指望以此资政育人，自然效果有限。

　　党史研究要重视并善于利用个性文情的翅膀，一是要尊重和准确把握史实，二是要有理论识见，三是要有个性化的表达。第一点是基本要求，不用说。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关键在于研究者笔下的内容必须是经过自己的眼睛和大脑转换出来的。这个转换靠的是理论上的眼光识见。也正是在转换中，方能看出史实的内核，看出党史的底蕴，看出党史的“诗”意，从而彰显作者的个性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