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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无论多高明的政府，在替代企业去选择、投资的时候，都不太可能正确捕捉住动态优势，都不可能比千千万万企业的选择、冒险能够更加准确、及时地反映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化。
在未来一两年之内，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劳动扶养比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在这个转折阶段，现实经济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凝聚在劳动力中的国际竞争力在逐渐下降。
这要求企业要对变化了的要素市场做出反应，要么不能适应变化，被淘汰出局，或者惨淡经营、勉强维持，要么用新的投资寻找新的、动态的比较优势。有的企业觉得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就到印度、越南去投资，或者到中国中西部去投资。有的企业尝试用资本替代劳动、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代替劳动密集型产品。
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去选择。第一，要让企业自己去承受风险，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获得巨大的回报。第二，政府要有一些制度安排，帮助、引导企业去认识价格信号，去搜寻未来的比较优势所在，同时，在金融安排上也应有创新，给予企业一定的支持。
但是，政府在看到比较优势失去的趋势后，往往用政府投资或者政府引导、规划的投资去代替民间的风险探索，通常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产业政策、地区规划，第二是实施刺激性的宏观措施，第三是各种各样的补贴、优惠政策。从历史经验看，无论多高明的政府，在作这些决策的时候，在替代企业去选择、投资的时候，都不太可能正确捕捉住动态优势。无论多高明的政府都不可能比千千万万的企业的选择、冒险能够更加准确地、及时地反映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化和找寻正确的产业方向。
政府介入会有什么结果？第一是资本报酬递减。政府在做产业选择的时候，只能提高资本劳动比，用更多的投资替代劳动。单纯提高资本劳动比，必然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不足以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从1993年开始，中国资本投资增速非常快，同时资本回报率一直下降。第二是造成“潮涌现象”。很多企业在选择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会“英雄所见略同”，选到一个方向上去，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产能过剩。即使这样也是合理的。要把企业该做的事情交还给企业，企业应该承受选择的风险，没有能力承受的就应该消亡，必须有生有死，才有效率。
（本报记者 熊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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