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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竹小学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在这间教室里
杨生祥
古竹小学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图中的长者是刘铭海
赖锦娥
在广东省，15万教师分布在粤东和粤西北的广袤山区里。长期以来，他们默默无闻，但却是山里孩子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基本保障。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与深山为伴近半个世纪。或许没有张丽莉那样感天动地的壮举，但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平凡、埋头奉献的这些山村老师，有着另一种令人震撼的伟大。
采访中，“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这句话时常被这些老师挂在嘴边。很朴素的语言，却有着千斤的分量。
“傻人”杨生祥
说起杨生祥，很多人觉得他有点“傻”。
他是韶关乐昌市梅花镇大塘边小学教学点的一名数学老师。
见到他之前，“教学点”是什么概念我们尚不明确。到了梅花镇，车又在弯弯曲曲的山路开了半个小时，到达大坪村小，再跟着杨生祥的摩托车颠簸了20多分钟山路，终于到了大坪村小下设的大塘边小学教学点。
一路上风景不错却少见人烟。到了教学点，杨生祥掏出一串钥匙打开锁着的铁门，我们才意识到这原来是一所学校：门口堆着成堆劈好的木材，教学楼外层的瓷砖已经掉得七七八八，裸露出灰黑色的水泥，有几扇门窗已经坏了，教室门大开，坏掉的门窗胡乱扔在地上……
因为“就爱这一行”
杨生祥径直把我们带到他上课的教室，然后就站原地，不说话也不动弹，板着脸，等我们问话。记者忍不住问道：“您平时是不是特别严肃？”他这才憨厚地摇摇头。他不爱笑，脸有点黑，浓眉大眼，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只有相机镜头对准他的时候，才会咧开嘴尝试微笑。三两句话聊下来，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
1983年，杨生祥高中毕业，村里学校急缺老师，他从此踏上三尺讲台。与很多乡村教师的命运一样，他当了13年的民办教师，一直到1996年才转正。1998年，他被分配到现在的这个教学点，“这里缺老师，我就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最开始每个月只有10块钱工资，还好老婆能种田，家里靠她养。”他憨憨一笑，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老婆经常跟我吵，说：‘你怎么那么没用！'”
“没本事也没办法呀，我就爱了这一行啊！”杨生祥对妻子的话毫不在意。
除了教学以外，其他事情他都看得很淡，这也是很多人说他“傻”的原因。
“学生没钱交学费，我垫上，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本身就是山里人，要是调走了又怕大城市老师不愿意来，就留在这里呗，有什么办法呢？”杨生祥说他从来没有向领导要求过调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对自己“粗”，对学生“细”
在大塘边小学教学点待了十多年，杨生祥不仅周一到周五留在学校上课，连周末也要留下，吃住都在学校。他指向远处的一个山头向记者说：“我家在那后面，以前走路要走5个小时，现在有摩托车了，也将近两个小时。”
“周末为什么不回家呢？”记者问。他说：“没事去学生家里做做家访啦，大概两周会回一趟家吧。”
由于粤北山区多石灰岩，喝的也都是石灰水，1993年，杨生祥就患上了肾结石。村里人都说他傻，得了病也不去治，一拖就拖了14年。“肾结石很正常，一点点的小毛病不碍事。”他说，“还要上课，不能为这点小事耽误了。”
2007年，他有一段时间一直高烧不退，终于决定去做手术，“一动手术，医生就说‘你的肾没用了，就给取掉了'。”
他对自己是有点“傻”。不过，对学生，杨生祥却是“粗中有细”：
教学楼外面贴的瓷砖由于年久松动，经常会掉下来，杨生祥自己扛着铁钎上楼去把松动的瓷砖都捣掉了。“怕砸到学生。”
他打开二年级唯一一间教室，告诉我们：“这里只有三个老师、三个年级，学前班8个学生，一年级11个，二年级5个。”记者发现，教室里的窗户都没有玻璃，风不时从光秃秃的窗框灌进来。杨生祥说他也想过重新把玻璃装上，“但是没钱。”
说话间，他不自觉地走到了讲台上，突然拿起一根教鞭，在黑板上点了点，开心地笑了。讲台上的杨生祥好像换了个人，神采奕奕，眼睛里闪着光芒。“我上课时就是这样。”他笑着说。
对孩子不公平，“但没办法”
谈起儿女，杨生祥脸突然把头扭向一边，再转过来的时候，泪痕清晰可见。
“2002年，我唯一的一个儿子淹死了。”杨生祥说。
当时，孩子在梅花镇上读初二，寄宿在学校。“出事的时候，刚刚考完期末考试，儿子跟我弟弟的小孩一起出去玩水，不小心落水淹死了。”杨生祥抹了抹眼泪，“当时我正在学校批改试卷，我弟弟过来拉起我就走，也不说有什么事，一直到了我儿子出事的水塘边……”
“只能怪自己。”杨生祥喃喃道。
儿子去世之后，妻子再也没来过杨生祥的学校，“她怨我，说这里不祥。”杨生祥很无奈。
不仅妻子，两个女儿曾经也很埋怨他。“大女儿只有初中学历，毕业之后就去东莞打工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回家，也没法给孩子辅导功课，老婆又不识字，所以当时女儿没考上高中，就很怨我，说我教别人家孩子却不辅导自己孩子。”
听到这里，记者忍不住问道：“这样对孩子公平吗？”
“我觉得这对孩子也不公平，但还是没有办法。”杨生祥说。
刘铭海：一个人的坚守
粤北山区与湖南交界处的茫茫大山中，韶关仁化县黄坑镇，有一个叫古竹的小村庄。
56岁的刘铭海站在教学楼二楼阳台上，远远看去，这个学校只有他一个瘦小的身影。他在这里教了38年书，2011年底，与他相依为伴的一位老师退休，古竹小学从此只剩他一个老师和7个孩子。
他逐一向记者展示他坚守的一切：一面褪了色的五星红旗，一摞摞教案，一面“先进乡村学校”的锦旗……
多年来，村里的石子路换成了柏油路，他教过的孩子一个个走出了大山，只有这座学校依然保留着当初的样子。
刘铭海固执地保存着这里的一切，“如果有人来学校里看看，我可以给他们看这些，这里还是一个学校。”
1个老师8个孩子
在古竹小学，放学前后的校园差别不大，刘铭海是唯一的老师，8个学生里7个在册，另一个是还在流鼻涕的小男孩，他是陪姐姐上学的“陪读生”。
教室里除了前后两块黑板、7张木桌、6条板凳、一个旧挂钟之外，别无他物。黑板用黑漆漆成，上面布满细碎的裂缝。教室的后黑板上，刘铭海抄了几首诗，但因为有太多白色裂纹而很难辨认。孩子们用的课桌已经看不出年代，布满坑洞，有调皮的孩子在上面刻了一个“早”字。
在这里，刘铭海包办了从学前班到二年级的所有课程，包括语文、数学、音乐和体育。
学生们不怕刘铭海，因为他不仅有慈眉善目的样貌，脾气更是极好。8个学生在班上吵得不可开交，他也只是好言说两句：“莫吵，莫吵！”转头不好意思地向记者笑笑说：“我最头疼的就是管不住学生。”
闲暇时，他也很有文人的兴致，不仅钟爱书法，而且为了教好音乐课，还自学识谱。他兴冲冲地给记者找来自己用的音乐书，已经没了封皮和封底，书页也已发黄变脆。“用了好几十年了，就这一本。”刘铭海说，“都是《小燕子》、《热爱共产党》这些，还有一些革命歌曲。”
在刘铭海的办公室里，他还向记者展示自己“DIY”的教具———用烟盒或挂历裁成小块，写上“爸爸”、“妈妈”……刘铭海写得一手好字，办公室常备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工工整整写上“热烈欢迎上级领导来校亲临指导”，还精心描了边。
“有人来学校参观，我就拿出来。”刘铭海说，其实这样的机会不多。
五星红旗的故事
刘铭海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学校东西坏了他从舍不得扔，都精心保存好。当然，学校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旧的，只有新换的五星红旗很耀眼。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飘扬，这是古竹小学的标志。多年来，只要刘铭海在，五星红旗就在。
经常会有人劝他没必要这么较真，升不升旗没人在意。好脾气的刘铭海在这一点上很固执：“不升不行！”无论谁这样建议，他马上就会翻脸：“五星红旗代表着党和人民，要热爱人民热爱党！”
前几年，他每周一都会带着全校的几个学生来到教学楼前的空地上，拿出一台旧录音机，塞进去一盘磁带。国歌响起，刘铭海带着孩子们注视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刘铭海小心翼翼地打开办公室上了锁的柜子，拿出一面旧五星红旗。他告诉记者，这是去年刚换下来的，因为用了太久，原本的红旗已经变成了“白旗”，连旗子的四角都因长年日晒雨淋撕裂成了布条。去年底，他特意买了一面新的五星红旗，但还是把旧旗叠好，用干净的塑料袋包着放在柜子里。柜子里的还有升旗时放国歌的那台旧录音机。“坏了，现在不能放了。”
“这几年身体不好，也不能每周升旗了，但开学的时候一定会升旗。”刘铭海皱了皱眉。
这些孩子怎么办
古竹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粤北山区最偏远的深山里，离黄坑镇有30多公里，山路盘桓，开车到镇上也要50分钟。以前刘铭海去镇上开会，学校就要放假三天。“走到镇上要10个小时，开会一天，回来路上又得一天。”
如果刘铭海走了，而又没有其他老师接班，古竹小学就会被撤掉。古竹村的孩子，要么就得去镇上租房读小学，要么就没学上了。刘铭海从教38年，几乎所有识字的古竹村人都是他的学生。
“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下面来的老师肯定不会安心工作。”刘铭海也犹豫过是否要离开，但一直犹豫到现在。
其实他自己身体并不太好，有高血压，还吸了30多年的粉笔灰，肺也不大好。
“我想过内退。”刘铭海说，他甚至已经写好了申请书，想了想又把它锁进抽屉里。
“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他还是这句话，而后又说：“我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
赖锦娥：
明天会更好
年轻的老师见过不少，19岁就开始任教的老师却不常见。教龄12年或许不算稀罕，可她面对的学生却有的生活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有的智力远低于正常孩子。最初见到赖锦娥，记者很难将眼前这位个子不高，面容姣好、总是笑眯眯的年轻女子与河源市东源县特殊学校校长这个头衔联系在一起。
与特殊儿童为伴
这所学校坐落在东源县一个小村庄里，两间不高的校舍，一个操场几乎是学校的全部“硬件”，低矮的门前甚至连学校的牌子都没挂。这所学校是东源县唯一一所为特殊儿童提供九年制教育的学校，除了一位专门请来的后勤人员，仅有9位老师和48名7-16岁的学生。
“我们目前招收6-16岁的智障、听障儿童和少年”，赖锦娥介绍，由于生源特殊、经费不足，所以学校条件不算太好，但比之前的教学环境已经“好了太多”。
“学校只有两个教室，在走廊的角落边，离厕所特别近，厨房只有两三平方米，当时共有20个学生，大家吃饭的时候只能端着碗站着或蹲着吃。”
赖锦娥回忆起最初办学的艰辛，很是唏嘘：“一般的中、小学老师来了都会受不了。”为了坚持办学，她与学校其他老师在课余时间去周边的企业和商铺拉赞助，有时去一些企业家办公室或是家中，屡遭冷眼。
“他们也不打招呼，自己跟别的客人聊天。我就觉得特别尴尬、难受。”学校的教导主任缪丽平与赖锦娥从1999年开始搭档至今，特别佩服赖锦娥的毅力，“很多时候我都不想去，觉得又不是为自己的事，但她还是坚持去。有时候她自己也不好受，却还来安慰我。”
现在的新校址是2010年9月才搬来的，这两年的时间里，赖锦娥用拉赞助的钱对学校的设备和建筑不停进行着完善和翻新。
赖锦娥告诉记者，她还会继续拉赞助，想办法让学校变得更好，给孩子更好的学习环境。
当老师比当保姆还难
“之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专业老师就说过，特殊孩子更难‘对付'，如果走这条路，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幸福。”面对这样的劝谕，19岁的赖锦娥从中山师范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还是选择了特殊教育这条路。
“有个叫朱林科的学生，刚来的时候不习惯住宿，整天都往学校外面跑，我就只能整天盯着他，吃饭的时候也是自己不吃不喝先喂他。他不高兴就对老师又咬又打，很多老师都被他弄伤了。”当时正好轮到赖锦娥值班，晚上9点到12点，她哄着闹脾气的朱林科入睡，反反复复将近10次，最后只能抱着他挤在一张窄小的床上才能短暂睡一会儿。学校里的孩子虽然不多，但是特别能闹腾。有的学生12点了还不睡，起床到处走；有的学生会把床上铺的凉席拖到地上；有的学生在地上打滚吵闹……才19岁的赖锦娥自己都还是一个半大孩子，却担起了照顾20个特殊孩子的重任。每天6点起来，买菜、做早饭、上课、做午饭、哄孩子午睡、上课、做晚饭、哄孩子睡觉……比保姆的工作更繁杂更细致。
相信明天会更好
谈到这12年来的艰辛，赖锦娥的脸上只有淡然的笑容：“最开始没经验，做的饭都是夹生的。当时觉得很难受，也哭过。但一年后看到学生进步很快，学生家长也很满意，这都给了我前进的动力。”
她的坚持让家人特别不能理解：丈夫在外工作，自家孩子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她却十天才能回一次家。最初每月的工资仅有300多元，后来升到600元，这份薪酬她一拿就是3年多，家人都劝她去当一名普通老师。
“如果我走了，老师和学生怎么办？我要是动摇了，他们也会动摇的。”赖锦娥说，虽然一边教学生念书一边忙学校工作，很辛苦也很辛酸，但看到孩子们的笑容，她还是坚持相信，学校一天会比一天好，明天会更好。
特殊孩子在表达情感上多有困难，但赖锦娥的好他们都记得。时常会有孩子拿着画或者手工作品送给赖锦娥。“老师你家住在哪，我要买大公鸡去你家看你。”特殊儿童刘志文喜欢跟老师聊天，他未必记得自己的小“承诺”，但说的时候一定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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