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1952年）_新闻台

　　我近三年来没有多写东西，常常引起关心我的同志们、朋友们口头的和书面的询问，问得我除了感谢之外无话可答。我之不写作，客观的理由找一百个也有，可是都不算理由；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现在趁着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十周年纪念，我用他这篇划时代的文件的精神来检查一下自己，作一次公开的检讨，以回答关心我的同志们、朋友们的盛意。

　　毛主席要我们写作者到群众中去吸取养料哺养自己，我究竟把我自己哺养得怎么样呢？为了彻底检查起见，我不妨揭开箱子让大家看一看底，看看这箱子里究竟还装着什么，最缺少的是什么，最近急须要进什么货。

　　一、我是在农村中长大的，而且在参加革命以前，家庭是个下降的中农，因此摸得着农民的底。这是我自以为幸的先天条件。

　　二、抗日初期（一九三八年）我当过四十天区长，作的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抗日自卫的工作。后来参加了文化机构（报社、书店），作过机关驻地的群众工作。在这中间（一九四八年）又作过八个月的土地改革工作。在作这些工作的时候，虽然也还是每日和群众接触，可是只能在一些政治场合上相见（多半是开会），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方面所见就不多。

　　一九四八年冬我回到我的故乡过了个年，住了两个月，逐户访问了本村的邻里（共五十二户），拜访了六户亲属。这一次，因为有历史关系，群众把十年来的情况变化毫无保留地供给我，可惜这地区在抗日时期是个没有军事意义的接敌区，我方的地方干部照顾得较少，新的力量当时还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

　　这便是我到北京以前在农民群众中所吸取到的全部养料。同志们、朋友们对我所写的作品的观感是写旧人旧事较明朗，较细致，写新人新事较模糊，较粗糙。完全正确，其所以那样，就决定于这全部养料。我已写出的作品，其题材全部是农村的事。要写什么就得了解什么。我和我写的那些旧人物（自然不是那些个别的真人），到田地里作活在一块作，休息同在一株树下休息，吃饭同在一个广场吃饭；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下半句话。我既然这样了解他们，自然就能描写他们。对新的人物，大半是在会议时间碰一碰头，如何能发现每一个人的思想性格和各个人各个阶级各种关系的全貌呢？在会场上的收获也不少，可是只能写非文艺性的报告，不能写文艺作品，因为只能了解到群众生活的某些方面，而不能了解到全面，就是这些方面还只有概念，没有形象，如何谈得到描写呢？会议之外，自然也还有些别的接触机会，例如土地改革中的串连诉苦，生产中的访问劳动模范等，但所接触者又和开会一样，都是只接触某一方面，而且时间也很短，就事论事写个印象记还差不多，据以写一个又自然又生动又合乎进步规律的新的完整人物是不行的。我并不是每个作品都准备写社会全面，不过人是社会动物，即使只写一个人也要牵动社会几个方面，而这些方面在对那个周围的全面没有个适当了解之前，就不易认识得准确。我在写新人新事的时候，所要涉及的事，那些在我已有个粗略的形象或已有过个印象的我就略加描写，那些是我连印象也不曾有过的我就用几句话交代过去，可惜是所有的形象或印象比起需要来太少了，至于那绝有把握的、能像我对旧人旧事那样了解得面面俱到、可以尽情描写的新人新事，可以说更少得很，所以在一个作品中同时新旧都有的时候，新的方面便相形见拙。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新人新事这方面，我自己一向就是养料不足的。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后，和群众接触的机会更少了，来源更细得几乎断绝了。为了要挽救这一点，我也曾下过一次工厂，但试验了一个月，觉得路子太生，又想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折回来了，并且也到了农村了，可是仅仅两个月工夫，临时回到北京来开了个会，又被些不成理由的客观原因拖住没有得返回去。所以除了三年之中写了两个短东西（《传家宝》和《登记》）以外，所存的原料再也写不成个能给人以新感觉的东西。

　　回顾一下自己从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个结论：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来，渐渐以至于完全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如不彻底改变一下现状，自己的写作历史是会从此停止的。怎样改变呢？还只有温习毛主席的话：“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自从从群众中来了以后，所参加的群众工作，是短期地、或分一部分精力参加的。在作驻地工作的时候，虽说时间较长，可是自己以帮忙者自居，群众及其直接负责干部对自己也以帮忙者看待。自己随着方便能帮多么大个范围就忙多么大个范围，能帮多久就帮多久，提得起放得下，对方自然没有把全面的情况和问题时时向自己表露的义务和必要。也有全身心参加的时候——四十天区长，两次八个月的土地改革和到北京以后又到农村去的两个月中的一个月，都是以全副精力掌握了全面情况做的，可惜为期过短。就这短短的时期中，其收获已算不少，否则比较粗糙的新人新事也不见得能写出来。原因是负责认真跟着新人物办新事，能得到较深刻的新印象，并把这些新印象自然分成一些系列，形成一些新的形象（虽然为时很短，不够很完整）。回忆一下我所写的东西，其中新的部分，大半是从当区长和作土地改革工作中取得原料的，假如早能长期那样作，可能早已写出较多而较好的作品来了吧？从这些经验教训中也足以体会到除了照着毛主席的话，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回到群众中去，是再没有第二个捷径可以保证今后能写出更多而更好的作品来的。

　　在这个纪念日，我保证立即排除一切客观的理由，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群众中去吸取养料，写出作品来，用作品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十周年。

　　人民日报　1952.05.22　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