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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会所门前车水马龙
会所仿佛一个磁场，对官员的吸引和侵蚀是悄无声息的。
它们或伫立在城市高楼之上，或隐匿于市井红墙绿瓦之间，低调和奢华，构成了与生俱来的神秘感和尊崇感，很容易成为一些官员心理上的特殊情结，挥之不去。
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办的一些腐败案件表明，由于兼具私密性和缺乏监管等特点，各类会所正逐渐演变成滋生腐败的新温床。会所腐败，正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一个新变种。
会所奢华之风正侵袭官场
在我国，各类会所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其中以北京尤为突出，仅北京市的会所就超过1万家。
在北京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倪泽仁看来，各类会所的名称虽然不尽相同，诸如商务会所、私人会所、俱乐部等，但其主要功能基本一致——除了提供较为昂贵的餐饮、娱乐、健身、美容等服务外，还具有提供私密性服务的特征。
由于具有私密性、商务性等特点，会所亦是各种关系的融合之地。“早些年，赖昌星利用红楼拉拢腐蚀了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在内的一大批高官。红楼，就是早期中国私人会所的典型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办的一些腐败案件已经表明，在这个富商、官员、社会名流交际生活的私密空间里，会所在满足这些特殊群体物质精神需求的同时，更加容易衍生出损害公共利益、挑战社会风尚的腐败行为。”倪泽仁认为。
2010年8月9日、10日，浙江温州一媒体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连续刊登了某东方高尔夫协会的成立广告。在广告中，有近30名温州在职领导干部，以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名列高尔夫协会之中。这份“史上最牛高官高尔夫名单”经媒体曝光后，引起舆论热议。2010年8月11日，温州市委作出决定，严令20多名官员无条件退出高尔夫协会。
2011年4月15日，一张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在某私人会所消费的近万元餐饮发票被网友在微博中贴出，引发众多网民的围观和质疑。次日，上海市红十字会核查事件后，责成卢湾区红十字会对超接待标准费用部分个人承担，并通报批评了铺张浪费现象。
“乱象纷呈的背后，折射出会所的奢华之风正在侵袭着中国官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点评说。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对于官员在会所消费缺乏明确的限制规定，一些官员便将高档会所作为消费场所的首选。”乔新生说。
“某些高档会所已经成为富商与官员交际生活的灰色空间，游走于法律规章的边缘。”陈潭认为，由于法律上的空白、监管上的缺失、运行上的不透明，官员在会所的各种行为包括腐败行为通常不被关注。
以会所消费之名行贿赂之实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官员已提高警觉，直接收受钱财或银行转账等传统的职务犯罪形式被摒弃，而是变相在一些高档会所进行隐蔽性消费。
通常，这种隐蔽的会所腐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通过收受会员卡或直接记名挂账的方式，以会所消费之名行贿赂之实。
“以海淀区为例，这两年我们查办了不少利用会员卡进行行贿、受贿的新型案件。相比购物卡，会员卡具有更强的隐秘性，而且会员卡不仅是消费的一种途径，更是一种身份和生活品质的象征。”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记者，现实中，一些顶级会所对入会设置了较高的经济门槛，入会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记者在暗访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部一家著名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时了解到，成为该俱乐部的会员，要交60万元办理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
罗猛说，在他们查办的案件中，中国某矿业公司原经理就是因为收受行贿人送的一张价格45万元的某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卡而落马的。
“也有一些行贿人不直接向官员赠送会所会员卡，而是将自己办理的会员卡借给官员使用，或者利用会员的身份在会所宴请官员，甚至进行赌博、嫖娼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违法行为。”罗猛介绍说。
在用公款办理会所会员卡的过程中变相贪污
另一种会所腐败常见的表现形式，则是在用公款办理会所会员卡的过程中变相贪污。
在办案中，罗猛曾遇到过这样一起贪污案:2009年，中国某技术研究院(系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经济效益较好，为了给职工谋取福利，向北京某五星级酒店康体中心购买了一批会员健身卡。该研究院人力资源部薪酬处原处长杜某私自以搞“小金库”的名义，要求酒店康体中心以现金的形式返还折扣，并将酒店康体中心返还给研究院的折扣21万余元据为己有。
“实践中，一些官员以工作需要为名，用国家的钱在各种会所办理会员卡，这些钱是否真的用到公务上，其消费用途一般无法核实;还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个人在会所进行高档消费，却开具其他名义的发票回单位报销平账，这实质上是一种变相贪污。”罗猛分析认为。
另据记者了解，一些会所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给一些单位办理会员卡的过程中，会返回一定比例的现金折扣，而这些现金折扣往往会落入单位领导或者关键岗位人员(如财务人员)的腰包。
2010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曾接到北京市某会所向在该会所开会的单位返还费用的举报线索。西城区检察院调取该会所的账目材料后发现，从2003年至2010年，该会所已经向上百家单位返还现金折扣，有的单位虽未在该会所返现，却以会议费的名义在该会所存入高额款项，并开立消费账户，供领导或单位招待客人时使用，金额高达几百万元。摸排到这一线索后，西城区检察院对贪污返还会议费的4人进行了立案侦查。
“从发案单位看，他们所支出的都是公款，从中返还的也是公款，一旦返现行为脱离监管，这些单位所掌握的国有资产就失去了控制，容易成为职务犯罪滋生的温床。”西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京文分析说。
私密性是会所腐败最为显著的特征
尽管会所容易滋生损害官员廉洁性的因子，已经成为一些专家和反贪工作者的共识，但会所依然带着一丝神秘，让不少人心向往之。究其根本，与会所腐败具备的一些特征密切相关。
特征一:私密性、隐蔽性较强。采访过程中，多名受访专家均表示，私密性是会所腐败最为显著的特征。
据倪泽仁介绍，为了给客人创造一个私密环境，很多私人会所很低调，门口不挂招牌;一些会所规定，不同时接待两拨客人;有些会所的服务人员经过专门的私密性要求培训;还有一些高级会所有一项“贴心”服务——用一种特制的罩子将车牌盖起来。
“很多人将不愿公开的商务宴请、政务会晤都安排在顶级会所里，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倪泽仁说。
特征二:裹挟非物质性交易的因子。在陈潭看来，会所腐败在实现方式上更为多元化，除了传统腐败的物质贿赂外，还有即时即地的消费体验与精神享乐。
陈潭说:“会所腐败并不排除有物质贿赂发生的可能，但却更多裹挟着非物质性交易的因子。行贿人可能不会直接送钱，但可以安排天价宴请、养生健体、美容护理、昂贵高尔夫活动等诸多高端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受贿官员的精神享乐，从而收买权力，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看来，会所腐败还夹杂了娱乐性、交际性等元素。
“会所不是工作场所，一些官员走进会所后心情放松，在娱乐中放弃原则和底线，甚至接受一些色情服务，将道德和法律抛诸脑后，‘交易’的过程往往隐藏于娱乐项目当中。”胡星斗说。
特征三:缺乏监管。“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只看到高级轿车进进出出高档会所，却无从知晓里面的人干了些什么。”倪泽仁将会所比喻为“灰色空间”，“与灰色收入一样，会所腐败被排斥在了刑事法律的监管之外。”
倪泽仁指出，现实中，一些会所经营者会有意放松管理，如不用身份实名认证便可办理会员卡，对会员卡消费使用不进行记录或保存，不按照实际消费出具正规发票等等，这些行为暗合了一些官员的心理，让贪腐行为有机可乘。一旦事发往往无从调查，客观上助长了腐败风气。
对此，罗猛亦有同感。他说，由于会所缺乏监管，司法机关在查证官员在会所的腐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难度会加大。司法实践中，很多行为人会辩解会所消费中的一些行为是公务宴请。
“另一方面，对司法机关的调查行为，很多会所为了自己的声誉或经济效益，以财务凭证没有保留、没有实名制等理由百般拒绝、阻拦调查。”罗猛介绍说。
治理会所腐败从规范会所管理入手
“如今大部分会所的高门槛，将社会大众拒之门外。官员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维系着公共利益，其在会所发生的腐败行为，将导致公共权力的出轨，最终致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陈潭认为。
“相比于传统的腐败方式，会所腐败对官员的蚕食是悄无声息的。”陈潭分析说，会所腐败是在相对比较隐蔽的空间里发生的，而官员的丑恶行径一旦暴露或被揭发，民众对官员将产生很大的鄙夷或仇恨心理，必将严重损害政府的整体形象。
结合国内会所运行实际，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思瑶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尚无规范会员制企业设立以及会员卡发行与交易行为的专门法律法规，由于监管不严，导致现在各类会所存在多种乱象。李思瑶建议，工商、税务、公安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对各类会所的监管，对会所经营中出现的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要加大查处的力度。
“官员在会所的高额消费以及非法套现等行为，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渠道。”李思瑶认为，规范会所的经营行为，特别是加强对会员卡的发行和购买环节的规范，是防范利用会员卡套现、行贿、受贿的有效途径。
“治理会所腐败现象，关键在于要管住官员八小时之外的生活。”胡星斗建议，国家在适当的时机有必要出台反腐败法，拓宽腐败的界定，将类似于会所腐败的隐蔽行为纳入反腐败的视野，并鼓励群众积极监督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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