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共政变后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_新闻台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佚名，原题：《四一二政变前后》

四一二反共政变

蒋介石反共的决心已经定了。为了采取反共的重大行动，除他自身的准备外，还需要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也要利用上海流氓势力充当打手。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他派员到同南京事件有关的五国驻沪领事馆道歉，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在上海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保证用青洪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还把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离，而让由他支配的部队驻扎在上海、南京一带。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f、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5]。4月1日，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后，曾同蒋介石等密谈。蒋介石主张立刻分共，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介石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蒋提议的分共事项；并表示可在会前由他通知陈独秀，让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此后，陈独秀和汪精卫立即一起前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至武汉办公。

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声称进行调解，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他们的欺骗，打开了大门，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强迫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进行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已在前一天被杜月笙骗去，遭到秘密杀害。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用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二千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举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表明，蒋介石已经成了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势力的中心，虽然他在表面上仍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通电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职，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的点缀品。

人民群众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了愤怒的声讨。4月14日，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七人联名写信，强烈谴责军方的暴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6]。

那时，在武汉还保持着国共合作，那里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不愿看到一切权力为蒋介石独吞。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4月17日发布命令，开除蒋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