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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遭受的质疑和批评，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
4月以来，陆续公布的各银行年报不断“飘红”，但银行业高利润的争议一浪高过一浪，似乎他们的业绩越好，声誉反而越差。
中国银行业过去十年加速改革，资产总额、利润率都以倍数递增，屡创新高，业内共识是正“达到国际良好水平”。这个成就按说应该让大家欢欣鼓舞才是。
可从两会期间就开始的银行业“暴利说”一直在延续。
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的话，代表了一些批评者的意见：“中小企业很困难，银行却大量赚钱，我们的金融和经济是‘两层皮’，并不合拍”、“赚了那么多钱不叫暴利，什么叫暴利？”
银行家以数据反驳。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称，2009年到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分别是13.02%、53.58%和25.4%，而同期银行业的利润增长率分别是15%、35%和36%。这说明“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与工业企业基本一致”。
有银行业内人士称，某些批评是“明显缺乏专业知识”的“情绪上的猜测和发泄”。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却认为，应该重视数据分析背后的“事实”。
他表示：“无须测算我国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也无须知晓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具体是多少，仅从大量国际资本、国内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在千方百计争取进军银行业这一现象看，投资什么行业最赚钱，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去年美国人“占领华尔街”，今年中国银行业遭遇舆论“围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能否看做是广大民众对可能遭受金融食利阶层盘剥的忧虑与警惕？
银行高利润从哪里来
即便银行“暴利”和“垄断”说难有定论，但银行业内人士否认不了银行业年报数据带给别人的“不平衡”心理。
据统计，已披露年报的12家上市银行总资产为71.26万亿元，共实现净利润8415亿元，同比增29%，占1336家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51.3%。银行业净利润的增幅是全体上市公司的2.23倍。
其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实现净利润6808.49亿元，日均18.65亿元。而工商银行净利润2084亿元，同比增长25.6%。
银行业的薪酬水平看上去也令人“眼红”。据不完全统计，银行业平均年收入达到10万元，而民生银行2011年员工薪酬增长43.91%，人均年薪约39万元；兴业银行、深发展分别以30.48万和27.8万居第二和第三位。
与银行业的“骄人”业绩相比，实业类企业则黯然失色。除去12家上市银行之后，1324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总额为8005亿元，较2010年下降10亿元。
尤其让人感受到“环肥燕瘦”、“不平等”的是，有979家上市公司利息支出较2010年增长36.7%，达1256亿元，远超上市公司本身的净利润增幅。这就是说，企业必须先给银行交足了银子，才能维持自己的发展。
2011年中国商业银行实现人均利润近40万元；相比之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利润不到4万元。
有业内人士反映，2011年下半年后不少做实体经济的企业效益下降，资金缺口开始放大，而同时，银行议价能力却大幅提升，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20%~50%。
这不免使人想起温家宝总理去年年底在江苏考察时的表态。他当时说，“金融家应当是企业家，不能把企业当成唐僧肉。”
经济学家李才元比较了中美两国金融业利润占比的差异。从2001年至2010年，美国全部企业利润当中金融行业利润占比约30%，最高一年曾达到40%，这已是典型金融业“过度发达”状态。
在中国，仅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银行业利润就占一半。加上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整体金融行业利润占比恐怕与美国不相上下，“肯定是偏高的”。
“金融业的利润就是实体经济的成本”，李才元认为，银行业利润高低并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金融业性质是服务业，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实业发展，如果实体经济低迷，其利润不足以支付金融业的利息，经济运行就会出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经济泡沫化的先兆。
金融危机后，“美国病”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名词，就是特指金融业的膨胀远远超出实体经济支撑的现象。但美国是世界经济运行的核心国家，工业化早已完成，科技基础好，金融业作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可以通过美元的“全球泛滥”来转嫁自身风险。
而中国根本没有“转移风险”的能力，如果也犯上“美国病”，只能自己“内部消化”，麻烦更大。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徐策打了一个比喻：如果说实体行业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骨架”和“肌肉”，银行业就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气”和“血”。
由是观之，银行业疲弱或支持不利，则国民经济“气血虚亏”、“气血不畅”，实体经济的骨骼肌肉自然虚弱，肢体会冷热不均、麻木疲敝；如果银行业利润过于丰厚，则表现为“气血旺”和“虚火上升”，同样会造成国民经济的病态。
他还担心，目前银行业与实体行业“利润分化”会导致一个恶果，有些企业家看到银行业利润高涨之后，会进一步放弃利润窘迫的实业，进而加入金融业的“虚拟化经济循环”中，因为短期看，由此获取的收益远比踏踏实实从事实体行业的研发、创新、转型和升级容易得多、高得多。
事实上，近年来浙南、苏南经济区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高利贷”和“地下集资”泛滥等现象，正是这种“虚、实产业分化”的演变逻辑。
从“不务正业”到“虚火上升”
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大企业的金融化”早已弥漫美国经济体。比如，著名的通用电器公司（GE）2007年利润主要来源是资本运作，制造业仅占公司利润的5%。
学者韩毓海发现，通用公司就像一个“利息的二道贩子”，靠自己“3A”级的信用评级，低息从银行获得贷款，再转手以高息贷给那些信用评级较低、甚至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
他认为，美国的主要支柱型大企业纷纷放弃“主业”或者“本业”，改行从事金融放贷业务，这种大规模的“不务正业”，可以说是美国经济泡沫化的典型症状。
在中国，同样的问题也成了银行业高利润的伴生物。中国银行业信贷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普遍问题是，有些国有企业以其自身优势获取相对低成本贷款，再转贷给中小企业，从中获取利差。比如，部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显示，企业主营业务利润亏损，而资产业务利润却实现大幅高增长。
徐策表示，这加剧了中国经济“虚火上升”的症状。因为债务总是按指数速度增长，而不管实际生产能力的增长如何，企业与个人收入被越来越多的债务利息所汲取，这使得可以用于商品和服务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使经济萎缩，利润下降，这又阻止了对工厂和设备的新投资。
他认为，反思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大概均是如此，“当金融资本过度地侵占了产业资本的利润时，经济出现过度虚拟化时，势必要出大问题”。
银行业高利润另一个为人诟病的问题是，利润来源主要是存贷利息差额。据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利息收入占比一般在50%，而中国银行业达80%。
事实上，仅从净息差水平看，中国银行业水平在3%左右，在国际银行业中并不算高。相比而言，印度为3.05%，俄罗斯为6.44%，巴西是11%。全球排名前十的银行过去十年平均息差水平是2.22%，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过去十年息差水平分别为3.28%、4.5%。
但是，我国融资结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约占七成，银行信贷在资金配置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这个结构问题，是银行息差收入占比较高的根本原因。
“一家银行与一个面包作坊的差别是什么？”李才元举例称，面包房的成本，包括人工、厂方、机器和面粉等原材料，如今原材料粮食涨价，面包价格就上涨；对银行而言，成本包括人工、店面、ATM机等，最重要的原材料是储蓄，可这么多年中国的储蓄总在增加，存款利息则一直保持低位，甚至“负利息”，“银行的原材料成本”不断在降，才实现“用超低成本获得超高利润”。
“从根本上说，群众的不满意主要在于银行的高利润是以牺牲储户利益为代价，以盘剥储户为基础的。”
利率是由政府制定并加以管制的。为什么我国允许存贷利息差长期存在？
徐策认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是“投资饥渴症”，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赶超战略”，还是市场化改革后的“GDP拉动”，都形成了“高投资驱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
投资需求要有资金保障，实现高投资，必须降低资金成本。因此，贷款利率必须服从于鼓励高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局”，很难提高，只能使存款利率降的更低。这就形成了“居民补贴企业、企业补贴银行”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更重要的是，我国包括养老、医疗、就业、教育以及住房等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居民一方面要“存款保险”，另一方面缺乏其它合理的投资渠道，除了存款挣那点儿微薄的利息，没有更好的保值增值办法，这都造成“储蓄率长期保持高位与存款利率长期保持低水平并存的现象”，也正是银行高利润的基础。
最后的银行业盛宴
为解决银行业高利润问题，中央财经大学郭田勇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要靠郭树清而不是尚福林”。
郭树清是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是银监会主席。言外之意，中国经济中资本市场大发展，直接融资比重提升，才会最终调整“银行业独大”的格局。
但很多人不知道，郭树清到证监会履职前，还做过建设银行董事长。他在当时就反思过“金融危机后银行业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他眼里，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似乎成了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行业的一般标准。
这让郭树清感到“奇怪”：在现实经济中，很少有哪个行业可以达到持续三年的两位数的收益，凭什么金融业可以做得到？他由此预计，发达国家金融业未来会逐渐衰落。
其实，这间接地给中国银行家提了个醒：“好日子能持久吗？”
银行业高利润受益于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广泛的共识。正因如此，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特征，也原原本本地体现在银行“巨无霸”的身上。
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李稻葵教授的话说，国内商业银行就像“只吃不拉”、需要“减肥”的恐龙一样。
银行业的规模扩张之路，在经济繁荣期还没人注意，在经济回调时，就变成了实体经济身上沉重的“乌龟壳”，进而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逐步积累。
数据显示，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投放总量，由2008年的4.91万亿元，猛增至2009年的9.6万亿元，而后的2010年、2011年分别是7.95万亿、7.47万亿。而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由2007年的52.59万亿，增至2011年末的113.29万亿，4年翻了一番。
正是天量信贷支撑了银行的高利润。2007年银行业税后利润4467亿元，2008年5834亿元，2009年6684亿元，2010年8991亿元，2011年10412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称，这些亮丽的业绩报表只是暂时的，“没有一个行业能够永远高速扩张下去，高速利润扩张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潜在的危机感，使得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在2011年度业绩发布会上，顾不上庆贺该行净利润43.28%的增幅，反而宣布“银行业内已达成共识，高利润时代将结束”。
“这可能是国内银行业最后的盛宴”，李才元分析，2011年的业绩是基于2010年银行业的结算数据，那时候中国经济还处于高增长阶段。从今年往后，经济“软着陆”的回调大趋势，决定了银行业的高利润时代已成过去时。
从长期来看，中国银行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两条腿”：一是货币扩张性投放；二是不断为房地产、土地等“资源金融”提供信贷。可是，中国经济未来主要任务是“瘦身”和“健身”，这“两条腿”恐怕都走不动了。
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已经破题，可以预计，未来5年新型的民间金融机构将陆续崛起，这将使目前靠政府管制来掌握议价能力的传统银行业务，受到巨大挑战。
伴随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不远的未来，就像今天看到有些房地产企业申请破产一样，我们也会看到破产的银行，因为它们没有真正的竞争力。”李才元说。
没有“毛细血管”怎么成
如果说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是国家经济的“主动脉”，那么金融改革的难题，仍在于把血液输送到肢体末梢的“毛细血管”。
徐策认为，要适度放开对中小银行的准入门槛，逐步形成“大银行服务大企业、中银行服务中企业、小银行服务小企业”的多层次行业格局，引导银行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中小企业提供了全国75%以上的城市就业岗位、66%的发明专利、82%的新研发产品。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为中小企业注入新鲜的“血液”。
郭田勇建议，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应该更精细化、专业化，要推动大银行的中小企业信贷部门与其他部门在业务上实现单独考核、单独管理，提高其服务内容和质量，要进一步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品，如“供应链融资”和“知识产权抵押贷款”等。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茉楠撰文称，目前的银行信贷只是按固定资产抵押来放贷，这样许多创新型科技企业，因为缺少资产、缺少现金流，而得不到银行之“水”的浇灌和滋养。
她表示，中国经济要“金融回归实体”，应当考虑让“水”流向不同金融层次。同时，必须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
“银行业如果能推动科技创新，从资助房地产，服务于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变到为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提供服务，那么利润再高，也很难招来批评了。”李才元坚信，银行业的未来取决与创新金融产品，建立新的“造血”机制，要从“资源金融”，转向实业金融、科技金融和消费金融。
“走老路，就是走死路，”他说，金融业要给实业以“出路”，那么实业就能给金融业以“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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