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锡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杨小军

　　对话动机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连续7年向全国人大递交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议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事实上，自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出台，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已践行17年，且中国的官员每年都在填写财产和个人情况申报表。制度方面，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不断有实质性的进步，比如在适用对象的范围、报告内容以及违反规定的处理等层面。但这些规定均限于党内规章、党纪或政纪等规范范围。

　　在国家法律层面，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尚未有突破。

　　就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法制日报》记者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展开了对话。

　　□对话

　　终端反腐利器

　　记者：在历年的全国“两会”上，反腐败都是焦点话题。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高官落马、足坛反腐、小官巨贪……一系列的腐败大案被查。2012年是中国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两会”上的“反腐声音”更是格外抢眼。

　　治理腐败必须惩防并举，且防胜于惩，这已是常识问题。那么，在制度反腐中，为什么要强调财产申报制度先行？

　　姜明安：“惩”主要解决“不敢腐败”的问题，而“防”(包括教育防腐与制度防腐)主要解决“不想腐败”和“不能腐败”的问题。“不敢”只能治标，因为对许多意志薄弱的公职人员来说，即使刑罚再苛严，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他们也可能铤而走险。

　　“不想”和“不能”却能治本。因此，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比强化刑事制裁更重要，更必要。

　　王锡锌：我认为，首先，这是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核心在功能上具有很强的“终端反腐”作用。这一点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制度实践所证实。

　　从官员职业伦理看，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在政治理论上都被认为是人民的代理人。逻辑上，作为“主人”的人民自然有权要求代理人为民众谋公益，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财产公开正是检验官员是否符合这一伦理的应有之义。

　　从知情权角度看，官员财产公开的背后，是民众对公共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的一个路径。正因为此，在当代社会，要求官员公开申报财产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制度事实。而且，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是反腐败的终极制度，更是一个保护官员的制度。

　　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