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因素影响“用工荒”

　　“此不消彼却长，势必形成劳动力的争夺”，“用工荒”的出现并非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紧密相连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艳黄浩苑

　　李松 陈晨 李俊义 黄深钢

　　“用工荒”为什么会一再出现？哪些因素导致“用工荒”呈现大面积、全产业、常态化发展？

　　为深入辨析新时期我国出现“用工荒”的原因，《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分东中西三路调查多个省份的用工情况，遍访基层人力市场、企业、相关部门及有关专家，力求从宏观面上剖析今年我国“用工荒”产生的根源。

　　中西部与沿海“抢劳动力”

　　近10年用工紧张呈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劳务输出地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同时呈现用工紧张。一个重要原因是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并没有下降；而中西部新一轮工业化，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省内吸纳能力明显增强，从而跟东部沿海地区产生了一个竞争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宇鹏分析说，“此不消彼却长，势必形成劳动力的争夺。”

　　何宇鹏说：“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效果并不明显，我们所期望的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等产业并没有发生大规模转移，这就没有形成产业转移与人员转移相匹配的结果。”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一些产业出现了新的产业聚集趋势。从安徽到重庆的长江流域各省市以及河南、陕西等内陆省份，工业化加快，企业用工总量急剧增加，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明显增强。

　　在湖北省黄冈市，2010年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577家，比2005年净增1053家，年均净增200家以上；员工达到17.45万人，比2005年净增9.11万人。

　　沿海二三产业人力需求竞争

　　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是制造业高度密集的趋势增强；另一方面是城镇化速度加快，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产生了人力竞争。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副会长谌新民说，目前东部地区就业增长的“火车头”主因是城镇化。从2007年与2009年就业增长分布的对比来看，东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了更多的农民工就业。因为城镇化效果产生以后，服务业对劳动力产生了更大的需求。

　　谌新民认为，城镇化越发达，需要的低端劳动力越多。人们误以为城镇化高度发展之后，低端产业就会被城市淘汰。但事实恰好相反，由于高端产业劳动者的时间更有价值，所以像做饭、带小孩等工作就需要低端劳动力来承担。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张宝颖说，2011年广州市三大产业的用工需求为0.5%、43.1%及55.4%，其中第三产业相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0.4个百分点，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基数”越来越大。

　　农业生产与进城务工二元选择

　　农业生产的内部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改变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单一流向二、三产业的路径，农业生产与进城务工之间形成了竞争。

　　何宇鹏指出，从我国农业种植结构来分析，这几年“调结构”粮食种植减少了3亿亩，大约增加了2亿亩蔬菜和1亿亩水果。水果和蔬菜种植是农业生产中的用工大户，粮食种植一亩地用工不到10人，而一亩蔬菜或水果大概需工40人。由于蔬菜、水果种植面积的增加，农业生产的用工在快速增长，与进城务工之间形成人力竞争关系。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说，用工荒的起点背景，是2003年国家在农村进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和提高粮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使得农民的务农成本减少，收益增加。“再加上近年来城市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方面增加了城市生活成本，一方面使务农收益增加，这两个增加，就使农民工期待更高工资和更好务工条件，也有更多不出远门的选择空间。”

　　这种竞争关系在农业雇工工资上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根据调查，多年以来农业雇工的日工资是远低于进城务工农民工日工资，农村富余劳动力呈现单一流向城市的趋势。但自2007年开始，两者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农业雇工的日工资水平超过了城市农民工的日工资水平，并且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

　　重庆市涪陵区龙桥街道麻磊村村民文掀元、文掀量兄弟曾在广东东莞打工，2008年兄弟俩决定回乡种菜，流转了600多亩土地成立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社，年均收入超过150万元。文掀元说：“我们合作社男的每月有1600元基本工资，包吃包住；女的除了基本工资外，每收割1公斤蔬菜还有两毛钱提成，并不比打工挣得少。”

　　2009年9月从江苏昆山返村的重庆万州区瀼渡镇农民刘德平，转租了40亩田种植水稻。他告诉本刊记者，通过大户种粮，他每年获得的国家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加在一起都有1.5万元左右，再加上每亩600公斤稻谷产量，规模种粮确实比打工划算。

　　优质劳动力群体变化影响供给

　　多位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当前出现的“用工荒”在本质上是低端劳务市场中优质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是“结构荒”，而非“数量荒”。其实质为“结构性用工紧张”，表现出“青工荒、女工荒和技工荒”特征。

　　其一，低端劳务市场优质劳动力紧缺，“青工荒”现象加剧。受访的人力资源专家皆认为，用多种测算方法计算都可得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约为8500万到1.15亿，取中位数而言，我国农村还存在约为1亿的富余劳动力。在绝对数量上，中国的人口红利尚未消失。

　　但从1亿富余劳动力的结构分析，16岁至35岁的优质劳动力群体正在明显减少。据河北省劳动就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全省农村16岁至35岁的优质劳动力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1年，湖北省优质劳动力已从2009年的870.4万人减少至832.4万人，两年间减少近30万，呈现出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趋势及新生力量补充减缓的态势。

　　其二，“女工荒”日趋凸显。据统计，2011年，河北省1528万转移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仅为536万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2009年2月份的调查表明，女性农民工供给严重不足，而男性农民工供给远超过企业需求。何宇鹏认为，农村妇女在生育年龄后不得不回到农村，使得农民工中的女工始终在数量上少于男性。

　　其三，“技工荒”依旧突出，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亟需提高。大致表现为农民工群体文化程度、接受劳动技能培训比例的“双低”现象，与岗位间的不匹配加剧。

　　求职选择多样不稳定性增加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体。本刊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一群体的“权益认知”迅速从单一的物质利益诉求转变为多样诉求，物质追求及精神追求的多重叠加导致了就业不稳定性，不少人在工厂之间频繁跳槽，“厂漂”“短工化”现象加剧了“用工荒”。

　　来自广东梅州的韩亚俊1994年出生，2008年来到东莞打工。他是人们眼中典型的“90后”，第一份工作到工厂当学徒，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后来在洗车店、工地、餐厅都是做了一个多月就不干了。目前，新生代工人普遍存在这样频繁换工作的行为，他们对于岗位和待遇有了更高的期待，希望打工能有助于个人事业发展，并希望融入城市，获得同城待遇。他们在频繁的流动中寻找有利于上升的渠道。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研究处副处长张德友说，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除了薪酬待遇外，对工作环境、住宿条件、休闲时间、企业文化也有越来越高的要求。面对“用工荒”，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考虑的只是多招工人多赚钱，短期内就能出效益，并没有想着去改善用工条件，让农民工真正找到有发展前途、可以实现技能提升，甚至真正融入城市的道路。这样的城市或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谈不上归属感，怎么能奢望他们长期留在一个地方工作呢？

　　城镇化“接纳”不足“挤出”劳动力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城镇化的制度安排滞后，也加剧了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及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尚未覆盖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在住房、教育、社保、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居留门槛前却步。

　　农民工住房在不少城市未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农民工的住房实际上主要靠用工单位和自身解决。

　　除了住房之外，农民工最关心子女教育问题。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由于留守儿童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农民工希望能将孩子带到务工地上学。但城市义务教育学位不足，以及各地考试制度的不统一，使得大部分的农民工子弟只能回户籍所在地上学。为了照顾孩子，很多农民工夫妇不得不回流输出地。

　　在养老问题上，国家已经出台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域接续转移的政策，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省区市甚至县市统筹管理运行，各地区之间制度不同、政策不统一，整合“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时日。这导致农民工不愿意纳入务工地社保体系。“老无所依”的忧虑促使中年劳动力离开城市，回归乡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累计有约900万30岁以上农民工返回农村，加上4700万农村留守妇女，等于减少了5000万～6000万的农民工供给，相当于农民工总量的1/3，这无疑会加剧用工矛盾。

　　国务院近日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对目前我国户籍管理政策特别是具体落户政策有了很大的调整和改变，地级市工作三年等条件符合的可以落户。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

　　对此，受访专家们认为户籍制度的破冰之举具有重要意义，它走出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一步，希望这一政策措施能促进城市配套制度的完善，缓解用工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