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DP率先突破5万亿元，连续23年排名全国第一，广东的发展成就足以自豪，但广东省领导在重要会议的报告中“只字未提”。

　　在追兵越来越近时，广东将2012年增长预期调至8.5%，创近5年来最低，“愿意超就超吧”。广东省领导为何如此淡定？

　　“当‘幸福’成为目的的时候，一切手段都发生了变化，并带动发展理念、模式、评价体系等系统性地‘转向’。”“幸福广东”折射出整个东部发达地区鲜明的发展导向与境界。

　　“幸福导向”，就需要告别“跛脚”发展。发力破解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过去以高增长为特征的“速度东部”正迈向音谐韵和的“均衡东部”，以更具包容性的从容嬗变，提升着率先发展的品质。

　　不求一样的工业化水平但求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

　　探求区域砥砺同行

　　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发达，但也非处处皆是繁荣富庶地。

　　苏北5个省辖市，土地面积和常住人口分别占江苏全省的53%、37.8%，但经济总量却只有全省的21.1%，人均地区总值大致相当于苏南的1/4、全省的1/2、全国的4/5。

　　在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北面的英德，面积比南面的顺德大6倍，年工业总产值却是后者的十几分之一。

　　“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广东“当家人”的话，道出了所有经济大省促进共同富裕的迫切感、责任感。

　　填平经济版图的海拔鸿沟，给钱给物给政策是必须的，但远非长久之策。

　　地处鲁西南的菏泽市，长期以来一直是山东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地级市。早在1998年，山东省就提出“东西结合，帮扶菏泽”。但这种帮扶是“输血式”的，基本是送钱给物，缺乏内在动力和后劲。

　　“先富”帮“后富”，是发达省市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的最大比较优势。关键是如何避免“劫富济贫”、如何变“输血”为“活血”“造血”？

　　英德市英红镇地处粤北山区，距离佛山市顺德区200多公里，却正变成顺德的“第十一个镇”。“新的‘飞地’合作模式让人眼前一亮，企业在投资时面对的依然是顺德区政府，感觉无障碍。”来自顺德的万家乐、俊朗松田电器等6家企业正加紧厂区建设，德美化工董事长黄冠雄说，公司将在这里投资8700万元。

　　广东从2008年开始推动“双转移”战略，创造性地将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链接起来，把“最穷的广东”和“最富的广东”拉到一起。

　　“双转移”实施3年，欠发达的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工业、投资、财政收入增速均高于珠三角，区域发展差异系数从2007年的0.721降至0.633。

　　这样的扶持创新机制，在东部屡见不鲜。

　　在江苏，由苏南苏北共建的开发园区总数已达33个，引进注册项目443个，项目注册资金达186.5亿元。　

　　浙江近10年来始终把“山海协作”当做施政主轴，把“山”这边的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与“海”那边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互动发展。

　　皆大欢喜的双赢结局背后，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长袖善舞。

　　强按牛头不喝水，引导企业与政府调控目标相向而行，激励机制是关键。

　　广东财政一次性拿出425亿元资金，支持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吸引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免费培训农民转移就业。

　　江苏提出，重大项目优先在苏北布点；土地指标优先用于产业转移；专项资金奖励到苏北投资者；重大项目转移，税收规费地方分成等激励政策。

　　优惠政策的叠加、先发地区的服务、后发地区的成本，使共建园区魅力四射，精明的投资者纷至沓来。

　　产业强筋壮骨，后发地区自身内生性增长就有了坚实依托。江苏区域共同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苏北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已连续6年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突破菏泽”已由对口帮扶促进发展转入政策支持自主发展的新阶段。

　　区域协调发展，是不是要求所有区域齐步走，实现相同水平的工业化或城市化？

　　按照区域特征划分主体功能区，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东部新思维引人注目。

　　有浙江“群山之祖，诸水之源”之称的磐安，为了呵护这片好山好水，不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而是反弹琵琶办工业——在地处下游的金华市开发区拥有一个“飞地”工业园区。这个异地扶贫工业基地，正成为磐安县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浙江省逐渐推广这种“造血型”区域生态补偿新模式。

　　广东更新“指挥棒”，实行分类分区考核，以不同的指标或权重，引导各地找准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同时，对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不同功能区域，分别实行差异化、激励型的财政机制，尤其加大省级财政对生态发展区域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在全国率先建立起激励与保障相结合的生态激励性财政机制。

　　不求一样的工业化水平，但使各地群众享有大体相当的生活与福利水平，给力的创新举措正接力发力。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

　　探路城乡统筹发展

　　目前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

　　率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在统筹城乡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东部发达省市孜孜以求，让农民在一样的土地上演绎不一样的生活。

　　今年68岁的贾绍武一直生活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镇。通过宅基地换房，他和老伴2008年从赤土村80多平方米的几间平房，搬到了华明镇旭园小区居住，78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除了享受医疗保险，他和老伴每人每月还能拿到650元养老金。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华明镇作为反映农村城市化题材的案例，入选城市最佳实践区，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推进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

　　通过“宅基地换房”节省出大片的土地，一部分复耕，实现土地占补平衡，另一部分则用于开发建设，实现资金平衡。天津的破题之术，在东部颇具代表性。

　　2011年，天津市4批47个示范小城镇、村试点项目扎实推进，新开工农民住房1000万平方米，累计竣工1800万平方米，40万名农民喜迁新居。

　　农民“上楼”之后怎么办？如何避免“农具上楼”之类的伪城市化，让农民真正安居乐业？

　　天津的探索是：以示范小城镇建设为抓手，实行农民居住社区、示范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区联动发展。通过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腾笼换鸟”，在不新占耕地的同时引进二、三产业，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三区联动”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

　　2011年，天津31个区县示范工业园区累计签约项目1335项，总投资超过4300亿元，800个区县重大项目全部开工，新增设施农业11.6万亩，建成20个现代农业示范区、100个现代畜牧养殖示范园区和55个优势水产品养殖示范园区。这些都成为保障小城镇农民就业、推动区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好经”也怕被念歪。如何切实避免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大规模拆并村庄，赶农民“上楼”？

　　“我们的整村搬迁，原则是政府规划，群众自愿。”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党委书记张壮雄说，今年我们改革拆迁模式，村里是甲方，老百姓是乙方，政府是第三方作仲裁，置换出来的土地全部还给老百姓。

　　把基本农田保护与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江苏实施“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将农村居民迁移到城镇，腾出土地建设大面积、高标准农田，实现“农地集中、居住集聚、用地集约、效益集显”。

　　2011年，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城市化率已分别达到62%、61%、66%左右。我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区域，东部当仁不让。

　　当然，东部广大干部群众也十分清楚，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并不是要把农村全部变为城市，而是要求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大拆大建，把农村变成城市，上海浦东选择了另一路径：通过公共财政投入让农民得到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和更加均衡的公共服务，“让农村更像农村”。例如，浦东将镇一级的卫生院收归区里管理，即便贫富差距较大的镇也能享受均等的卫生服务。

　　在东部发达省市，虽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高，但“三农”的基础地位不仅没改变，而且更加突出。

　　江苏提出，力争到2015年苏南等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山东健全资源要素向“三农”倾斜配置机制和“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2011年各级财政“三农”支出达到1885.6亿元，增长31.1%。　

　　浙江率先建立了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天津率先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一体化……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社会事业向农村延伸，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东部竞相发力。

　　从“单极突进”走向齐头并进，东部城乡统筹成效明显。山东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两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幅；浙江农民收入连续27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7年的2.49∶1降低至2.37∶1。

　　“农业农村发展最快、农民得实惠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成为东部这些年最流行的标签。

　　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探寻社会“活”“和”之道

　　社会建设与民生福祉相伴相生。

　　经济率先发展的东部，也最先遭遇社会管理的难题。变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为“经济活、社会和”，该从何突破？

　　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首当其冲。广东是全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数量达到3000多万，约占全省实有人口1/3；珠三角城市一些城镇甚至出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严重倒挂现象。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占近四成。

　　流动人口为东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严峻挑战。本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摩擦事件时有耳闻。如何包容城市各阶层群众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发展诉求？

　　“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解决好顶层制度设计问题”，广东把流动人口当兄弟当家人：从出台各方面政策规定，到进行城市基本建设，再到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都要把流动人口纳进来。

　　在全国率先实施以居住证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证通”制度；首开全国公务员选拔考录制度的先河，在一线外来务工人员中招录公务员……近年来，广东大刀阔斧，提升着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从“外来人口”到“新浙江人”，从“不闻不问”到“零距离服务”，从限制、排斥到平等对待……在浙江各地优化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探索实践中，“新浙江人”就业、维权、救助、卫生、预防保健、计划生育、子女就学和居住条件等方面的难题得到一一破解。

　　实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同服务，东部各地带着责任、怀着感情在努力。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现实迫切需要。东部怎样走好这步先手棋？

　　在得风气之先的广东，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政府转换职能，向社会组织“放权”，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逐步地交出去。

　　上海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目前上海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数量超过1万个。上海市日前宣布，今年将探索通过“自律承诺制”等方式，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实现专业社工在教育、卫生、企业、农村等领域的突破和发展。今年内，全市专业社工机构至少新增20家，达到88家，通过职业资格认证社工1.4万名。

　　为社会管理插上信息化翅膀，搭建社会管理的新型平台，使得原本主要依靠“人治”的社会管理逐渐走上科学化发展的道路。这是近几年在东部各地基层社会管理悄然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

　　在上海普陀区桃浦镇紫藤苑社区民警徐志刚的电脑里，有一套针对性极强的“社区信息词典”，其中收集了辖区内每个家庭、商铺、外来人员等情况。有了这个数字化的“微缩版”小区，碰上诸如小区施工需要查找车主挪动车位之类小事，或者破案协查等大事，都十分有用。

　　“如何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与需求，将群众的意见、声音以及外界对寿光发展的建议有机承载起来，这是信息时代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山东寿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刘永辉认为，网络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治理提供了新的途径，具有广泛的创造性空间。

　　3年前，“寿光民声”网站开通运行，10名业务强、素质高的干部担任网站管理员，24小时值班，对所有的帖子实行“一站式受理”。截至目前，“寿光民声”回复率始终保持在100%，解答问题的群众满意率达到97%以上。而全市信访总量已连续两年同比下降35%。

　　让群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享幸福尊严的新生活——东部使命在肩，再探新路；也将使命必达，再创辉煌。

　　（本报记者禹伟良、杨彦执笔，参与采写记者姜泓冰、申琳、邓圩、顾春、卞民德、靳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