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贺迎春)今日，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就住房问题接受了人民网记者专访。全文如下：

人民网记者：郑教授好，今天发现《广州日报》发表对您的一篇采访稿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您能否和我们再谈谈住房问题？

郑功成：今天我确实听说有多位网友在议论这篇专访稿，除少数参与讨论者外，大家热议的主要有一段话即“大学生一毕业就想买房，心态不正常，美国也没有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二三十岁的时候，住着国家提供的房子，有什么不好？”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广州日报》发表的这篇采访稿并非我审定返回的稿件，这一段话根本不是我说的话。我今天中午怕记忆有误，还特意从邮箱中调出昨天亲自审定并返回该报的记者采访稿，发现从头至尾都找不到该报发表的这一段话，标题也应当是“郑功成：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才是根本之策”，因此，引起网友们如此议论甚至少数人不满的，并非我的言语，所以实在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也感叹这样的舆论环境其实并不利于讨论问题。我可以将昨天该报记者采写并经我审看的稿子完整地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发布出来，以增进网友们的了解，否则，无端引致新的不安与焦虑，就并非我的本意了。恰恰相反，我一贯主张的是国家不能让百姓太过不安与焦虑，而是要努力解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包括住房在内，应当提高人们稳定的安全预期。

在此，我还想表达的是，媒体与编辑、记者都应当有社会责任感，因为舆论是社会公器，必须客观、公正、理性，绝不可为了抓眼球而炮制耸人标题，更不能无中生有地臆造受访者的言论，这不利于受访者与读者、网友之间的正常交流，也不利于公众理性地思考问题，因为读者与网友得到的是不准确的信息，引起的可能是无端的焦虑。因此，我不赞同《广州日报》用这样的标题和这样臆造的文字发表对我的专访。我已经向采访记者提出了批评。

人民网记者：我们知道，您一直在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主张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为低收入群体和刚就业的年轻人提供起码的居住条件。现在您觉得进展如何？

郑功成：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总结了2011年仅中央财政就安排了1713亿元的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是2010年的2.2倍，全年城镇新增保障性住房432万套，新开工建设1043万套。今年将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700万套以上。这意味着近三年新增2000万套以的保障性住房，即有2000从万户低收入或困难户将直接受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我去年到四川、重庆、湖南、贵州等地做过多次调研，发现各级政府都在大规模兴建保障性住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或困难群体改善了居住条件。我认为，各级政府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如果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的目标，即到2015年时保障性住房要满足城镇居民住房要求的20%的话，应当会极大地缓解当前的住房问题。那就意味着许多低收入户和刚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完全有希望解决相应的居住条件。

人民网记者：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你觉得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郑功成：首先当然是质量问题，因为房屋好坏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因为是保障性住房便降低标准，我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住宅质量监督，让入住者放心。其次是分配要公正，不能让保障性住房成为权力寻租、关系寻租的目标，必须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严格按照规定的资格条件，经过规范的程序与审核，才能分配，如果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将严重损害这一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誉，也直接损害政府的信用。再次是一定要及时确立相应的退出机制，保障性住房是政府所有并供低收入或无力购买住房的人租住的，一旦居住者因收入提高超过了规定标准，或者迁移外地等，就应当退出保障性住房，以便再提供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或困难家底。如果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保障性住房将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人民网记者：您能否对大学生毕业就急着买房的现象再做点评论？

郑功成：我一直认为，大学生刚毕业不能让自己成了“房奴”，政府、社会、家长应当努力减轻这种压力，我已经对他们找工作的艰辛感到有些不忍了，所以昨天还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手记，建议国家努力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创造有利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环境条件，让高校毕业生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同时建议考虑实行弹性学制，让大学生能够从容安排学习与就业，而不能让沉重的找工作压力成为损害学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就业难的同时再加上在缺乏收入条件下的买房压力，实在不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应当承受的。因此，我一直在建议，政府应当增加公共房屋的供应，能够满足困难家庭与刚就业劳动者的起码居住条件，让年轻人能够从容计划自己的人生事业与生活发展阶段。现在，高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就考虑购房的现象表明大家在焦虑，虽然可以理解，但确实不能这样持续发酵。正确的解决方式仍然是，政府继续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单位能够为年轻入业者提供集体宿舍，别让大学生一走出校门就无处可居；同时，年轻人也要稍安勿躁，要看到国家正在缓解住房紧张的压力。因为如果个体的紧张演变成了一个群体的集体焦虑，则商品房的价格绝对不可能回归正常与理性，受损害的一定是购房者。

我到过香港调研多次，记得1998年首次访问香港时，就专程访问了香港的房屋署和公共房屋，发现居然有49%的香港居民是住在政府的公共房屋中，真正住在自己住宅中的香港人是少数，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租房住的。因此，香港的绝大多数居民并未因住房问题而焦虑，而是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与收入状况有计划地安排并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我觉得香港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人民网记者：您审定并返回给《广州日报》的采访稿能提供给我们吗？

郑功成：好的。由于报纸篇幅有限，有些内容也未见刊登。你们全文发布可以给网友们一个完整的版本。

郑功成：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才是根本之策

昨日，在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是解决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的根本之计。

记者：你曾说过，养老保险转移并不是治本之计，全国统筹才是根本出路，但为何迟迟难实现？

郑功成：从客观上讲，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影响了养老基金全国统筹的推进步伐，主观上则是全国各地还有分歧和疑虑。有人担心以往的资金结余会上缴，还有人担心全国统筹将影响本地区养老金待遇，也有人担心全国统筹后中央政府的责任有可能失控。

当然，还有几个因素：一是技术手段，全国统筹必须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现在各地建立的都是为本地服务的，并未形成全国畅通的统一信息网络。二是统筹方案，这个要经过博弈，是中央负全部责任，还是中央与地方分担责任？分担责任怎么分？目前还在研究中。因此，尽管从制度的内在要求看，必须尽快实现全国统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确保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不因为就业的调动而受损，但迄今仍未见有实质进展。

地区发展不平衡非短期内可以改变，但它不应当成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全国统筹的理由。西德和东德当年合并时，差别有多大，双方合并后自然就统一了。落后地区工资低，缴费少，养老金水平也低；发达地区工资高，缴费高，养老金水平也高。在落后地区工作，就按落后地区工资水平缴费，按照当地水平享受待遇，在发达地区工作就按发达地区缴费并享受当地待遇，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地方发展不平衡并不必然构成全国统筹的障碍。

有些地方有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担心全国统筹后被中央收走了。我曾跟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提出过建议，在实施养老金全国统筹时，不要动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有基金结余的全部留给地方。这笔钱应该用来改善当地劳动者、参保者、退休者的待遇。比如广东，会担心着2000多个亿中央收上来了。我觉得中央应该有这个胸怀，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这种担心也应该排除。

至于有人担心全国统筹后会影响发达地区的养老金水平。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个人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是与缴费多少、年限长短计发的。比如，我在广东、北京、青海各工作10年，那就按当地水平，分三个10年来算，按不同地区的缴费标准享受待遇。恰恰相反，全国统筹后，它能使我们的养老金制度更加公正。比如，一个55岁的人从青海调到广州，工作5年，他的待遇就应该比在广州工作了10年的人待遇低，因为青海的工资低、缴费低、待遇也要低；反之则应当高，这才符合社会公正。如果他只在高收入地区工作5年而与在高收入地区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享受一样待遇，那就不公正。可见，如果全国统筹，就能分段计算，每一段时间都按缴费当地的标准享受待遇，这样更公正。

记者：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这对社保体系有哪些影响？

郑功成：这表明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发展成就很大，但问题和挑战也很多。快速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成熟的城市化，没有成熟的城市化，那么工业化也是不成熟的，对社保制度的影响也不是正面的。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要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不仅要有新兴工业化，还要有成熟的城市化。表现就是人的户籍不再是城乡分割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而自由迁徙。我估计未来一段时期的城镇化会加大推进力度，它要求我们要按照工业社会、现代化国家来谋划未来发展。对社保体系来说，城市化当然是是有利的因素，它有利于社保制度的推进。而当前不成熟的城市化，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保险制度推进的，因为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没有归属感，都是短期化，社保制度也会难以适应。因此，提高城市化率是推进社保制度的有利因素。

记者：两会期间大家对社保基金是否应该通过入市保值增值讨论比较多，你的观点呢？

郑功成：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达到27000多亿，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也有9000亿左右，前者被处于地方统筹而分散在各地，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后果就是社保基金在贬值，每天损失可能要达到一亿以上，这其实是参保人的利益在损失。所以，必须要以保值增值为目标，对基金进行投资营运。但社保基金毕竟是所有参保人的“养命钱”，又必须要维护它的安全，安全和收益总是有一些矛盾的。

我个人认为，社保基金大规模进入股市是不可行的，因为我国的股市尚未成熟，风险太大。而我国的实体经济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公共设施建设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放，而包括老年服务设施、保障性住房等社会保障项目同样需要大额的投入。因此，我更倾向于将社会保险基金投向实体经济、公共设施和其它社保项目。

记者：去年开始大规模建设的保障房对控制房价是否起到作用？

郑功成：每年四五百万套保障房，对缓解城市困难群体的住房需求，促进商品房价格理性回归，正在起到重要作用，以前仅有不到1%的城镇困难群众才能申请到保障房，而伴随着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兴建，到2015年公租房将达到20%。这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就很大了。因为我们住房自有率很高，再加上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供求关系就会趋向平衡，商品房价格也会渐趋理性，人们购买住房将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不再是为了生存或者用于投资。

记者：现在大家谈到的住房难，说的是不是住不起自有产权房？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一个观念问题？

郑功成：住房消费作为个人消费品来讲，无疑应当是最昂贵的消费品，应该是用一生的规划来解决。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一走出校门或者刚参加工作就要买自己的房子的，这是不现实的。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一个观点，即住房有三重境界，最高境界当然是自己住自己的房，也就是购买商品房；次高境界是自己住别人的房，即租住别人的房；最低境界是自己住政府的房，即公租房或保障房。我自己没钱买房并且收入有限也不可能租得起房，政府就有责任提供起码的居住条件。但不能指望政府负责改善你的住房条件，这个负担太重了。如果我们的保障房都建一两百平方米，那就麻烦了，大家都不买房了，都等着国家建房。三重境界要分清，不能一开始就要最高境界，住进自己的房，这是不理性的消费观念。当然，改变观念的前提是政府要解决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人的起码居住条件问题。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低收入者就可以不急、不慌，因为有稳定的预期，我没钱的时候可以先住着政府的保障房，等我有条件买房或租更好的房子时，再把保障性住房退出来，这样就各得其所，人们就安定了。因此，从住公租房到住自己的房，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由于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太小，达不到这种效果，实际上放大了大家在住房消费中的不安和焦虑。进而造成大家非理性的追求，进而把商品房价格抬到了非正常的高度。并不是说真的那么多人没房住，我就和学生说，你们不要急着一走出校门就争当“房奴”，你们都是独生子女，你们的父母都有一套房子，你们还要急着买房，你们将来又只生一个孩子，你要那么多房干嘛？难道大家将来都当房东？因此，我们确实需要理性，而政府兴建一定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就是恢复理性的战略选择。

记者：这两天有代表委员谈到，GDP去年增速是9.2%，如果没有楼市调控，可能是10%。毕竟调控会影响到一些行业，比如建材、物流、固定资产投资。你的看法呢？

郑功成：房地产调控对GDP当然有影响，但它是积极的影响。它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老是在盖房子，搞投资，钢筋、水泥产量以亿吨的规模往上涨，将来怎么办？这种畸形的靠房地产支撑的经济能够持续多久？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恰恰是要抵制房地产的泡沫，以及由它带来的更大的泡沫。否则，将来必定是企业破产、失业率增加，所有问题就来了，GDP可能掉几个点。所以，因为房地产调控，GDP往下掉一点，这点代价是必须要付出的。房地产经济占GDP比重的下降，我认为恰恰是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种表现。近几年间许多生产其他产品的企业都转而投资房地产，这种不正常现象难道还要继续下去么？

我认为这两年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今年是关键时期，千万不能松懈。这样才能让房地产价格回归理性。作为资本流向不能只有房地产，要让它有其它实体经济的流向，通过坚守自己的领域来获益，最终让各行各业实现的利润是趋向社会平均利润，而不是大家都来搞房地产。什么时候，各行各业不再都搞房地产，什么时候房地产市场也就正常了。

记者：今年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措施，但很快就被中央叫停了。你怎么看待地方政府这种鼓励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冲动？

郑功成：地方政府的这种冲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地区之间竞争很激烈，政府如果在大的房地产环境下，适当松动当地的房地产政策，可能会给当地带来投资、GDP增长。但至少在目前，都应当有大局或全局意识，局部要服从全局。否则，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那么我们的经济结构优化和房地产业的理性回归就无从谈起了。

当然，我也不是说这种GDP掉下来无所谓，而是我们要着眼长远，如果这种GDP不掉下来，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走不远。现在这种高污染、高能耗、低劳动成本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现在把子孙后代的资源都用尽了，也不能把子孙后代的房子都建完了，把子孙后代购房的钱都提前消耗了。

记者：有人说开征房地产税是大势所趋，你认为呢？

郑功成：房地产税是肯定是要开征，因为它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杠杆，但如何征应当审慎研究。因为让这么多人通过炒房暴富，勤劳致富的传统正被丢掉，投机暴富的动机日益强烈，切不是良好的现象，也不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同时，房地产也是个人财产，有很高的财产性收益，征税是应当的。至于开征条件是否成熟，什么改革都是需要推力的，不能等到所有人都同意的时候才开始，因为总是有反对的声音，现在应该说条件接近成熟了。不过，有两种政策取向，是在拥有期间征财产税还是在交易环节征交易税？确实值得惦量。

记者：去年教育支出占GDP4比重首超%。以广东为例，超过5万亿元的GDP，4%就是就要超2000亿元，而广东的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只有4000多亿元，教育支出要占一半，似乎也不太现实？

郑功成：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4%是我们奋斗多年的目标，4%的目标也是为了经济的长远增长。我们如今已经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起步向高收入的现代化国家迈进，必须要有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必须有大规模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以，教育支出占GDP4%是符合国家发展的战略取向的。

同时，4%应该是国家层面来讲的。是不是每个地区都4%，我认为不一定这样。广东财力雄厚，或许还容易达到一点，要是在西部，财政更加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政府可能要承担更多一点，而不是层层都4%。应当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能教育进行分类，并明确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而不宜简单地按照各省、市、县来硬套4%。

此外，财政体制改革也要配套跟上，地方的财权要与事权相配。比如广东，上交中央的税收比重大，过去不承担外来工子女的教育支出，如今也要承担了，教育支出也会大幅增加。如果没有相应的财税改革配套，就可能再度出现地区负担不平衡的现象，所以，4%的教育支出要与财政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