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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3月8日电 题：只说“重话”难抑制地方“GDP冲动”
“今年7.5%的GDP增长目标，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下限？”全国政协委员荣海谈及中国今年的“低”经济增长目标时，略带疑惑地问。
这位来自陕西的企业家委员，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某些“GDP冲动”忧心忡忡：有些地方“很辉煌，也很荒唐”，他若有所指。
中国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降至7.5%。有外媒撰文，担心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步伐放缓。但懂得中国“国情”的人已经读出：7.5%是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反省”，是向各地做出稳定增长、调整结构的“信号”。
事实上，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GDP增速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时，中国31个省区市2012年GDP增长目标早已公布：高者14%，低者也至少8%。
“大部分(增长目标)都是两位数”，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原董事长秦晓担心，中国政府高层放出的“稳增长、调结构”信号，传导到地方上仍是“奋力爬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意难以实现。
因此，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可以听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声音：只说“重话”不够，还得有“重拳”，才能真正抑制住各地“GDP冲动”。
全国政协常委、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李国璋认为，“地方GDP应该设立增长上限”。他批评一些地方政府“把规划指标撇在一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原专职副主席程路态度则更为强硬：国家应该对地方投资冲动有监督和惩戒措施。
“譬如发改委，能不能每季度、或半年对地方经济增速做个测评”，“否则说归说，做归做，这样调结构是做不到的”，程路说。
商务部原副部长马秀红委员认为，“7.5%的目标是对的，但考虑到实际经济增长状况，要有相应措施。”
马秀红说，现在对经济质量、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应该定出更过硬的指标，考核作为更权威性、制约性的要求。”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中新社记者表示，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几乎是普遍现象”，现在必须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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