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

　　如何看待和规范“三公”经费公开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南焱｜北京报道

　　2011年，自科技部率先公开“三公”经费后，审计署、教育部、国税总局等99个中央部门相继公布了“三公”经费的支出和预算情况，数据甫一公布，一片哗然，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社会层面和政府机关内部对此问题看法不一。

　　去年5月，国务院决定公开中央各部委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要求各地比照中央公开“三公”支出。财政部为此先后两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地方“三公”经费公开工作，要求已具备公开条件的当年主动公开，尚不具备条件的要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从第二年起开始公开。国家层面的这一系列措施、要求，更加表明公开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各类财政信息已势在必行。

　　今年两会过后，“三公”经费公布在即，“三公”经费的公开依然是社会瞩目的焦点。近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魏宏。

　　“‘三公’经费的支出是必要的”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中央各部委和一些省（市）已陆续公开“三公”经费，“三公”经费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热点，各方意见不一。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魏宏：首先，我要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政府“三公”经费的支出是必要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耗费一定的资金，作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机关更不例外。换句话说，任何国家的政府执行公务都需要公务费用支出，包括公务接待、公务人员因公出国及公务用车。这“三公”经费支出是政府行政经费的组成部分，属于政府行政成本，是必要开支，这种支出从性质上说没什么不对。而且，我们也应看到，“三公”经费支出在不同政府间的活动中是有不同程度作用的。比如我们谁也不能否认公务出国考察对加强国际间经济合作、友好往来、项目引进，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所带来的收获和作用。

　　目前“三公”经费支出之所以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类费用在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中，既不同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直接造福老百姓的开支，也不同于政府维持一般运转的办公经费等费用，它并不直接体现为公共服务产品，也不体现为满足社会公众需要而开支，因此，容易引起社会层面的不理解甚至有意见，同时，由于目前“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支出规模没标准，统计范围不规范，“三公”经费信息大多没有面向社会公开才给人以想象空间，形成目前舆论一边倒的态势。

　　“倒逼政府养成廉洁行政理念”

　　《中国经济周刊》：“三公”经费支出是必要的，那么目前“三公”经费公开该如何把握呢？

　　魏宏：我要强调的是，“三公”经费支出必须公开。“三公”经费属公共财政支出，公共财政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这是原则。公共财政强调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宗旨，强调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当然它就应以公开透明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为取向，这实质是民主财政和公共财政的价值取向。

　　我们应知道，“公开”被认为是现代政府重要的基本特质，现代政府本质上要求政府把包括财政运行在内的一切行为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目前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对财政信息公开十分重视，有很多好的制度和做法。从我国来讲，由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行政惯性，数十年来各级政府只有征税、拨款、花钱的行政实践，缺乏公开自己如何花钱、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事办得怎么样的行政理念，也没有包括“三公”支出在内的财政公开的制度设计。同时，由于大家习惯于计划体制下供给安排的思维惯性，不少地方在现实的财政运作中，对“三公”经费缺乏科学性、规范性安排，“三公”经费开支过量过分的状况比较严重。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百姓。监管和控制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财政资金是民主财政、公共财政的重要议题，公开“三公”经费实现公众知情权进而实现社会的监督权，也能推动政府将“三公”经费压缩在合理范围内，倒逼政府养成廉洁行政理念，培育政府的民主理财意识，使财政资金能切实坚持公共性这一本质要求。

　　“财政信息公开也是民主建设的实现形式”

　　《中国经济周刊》：社会关心公共财政的支出是正常的，目前社会层面对“三公”经费公开的一些议论、意见，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魏宏：我个人认为，就目前来讲，社会公众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的关注、评论和疑惑，甚至不信任，更多是由于对政府财政经费包括“三公”经费公开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当然，也有大家对已经公开的信息不信任、沟通不到位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财政信息公开的完整性、透明度，坦诚公布“三公”经费情况显得尤为必要。我认为，面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情况不仅体现的是政府对公众的一种坦诚和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沟通互动，它有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公开是一小步，却是公民知情的一大步，也是走向财政民生、财政民主的一大步。

　　《中国经济周刊》：您刚刚提到的“财政民主”对当下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魏宏：我一直坚持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我们不能将“三公”经费公开仅仅作为财政性资金管理的一项技术层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作为公众参与民主预算政治的重大实践来把握。财政预算公开，“三公”支出公开，它具有特殊的民主价值。

　　目前，党和政府在倡导推进民主建设，大家也在致力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我认为应该指出的是，为了民主建设的目标，我们必须探索各种可行的实现民主的技术手段，这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推进民主建设并不是都在选举方面。政府财政公开、预算公开，是实现人民对政府预算和财政资金的参与和监督，它是社会参与民主建设的一种实现形式；而财政信息公开、预算公开、包括“三公”经费公开，也是实行预算民主、财政民主的一种具体方式。人民关心政府花钱，并不是害怕政府花钱，而是关心花钱的方向和效果，也就是为什么事花钱，花了多少钱，花钱的事办得怎么样；而对于政府来讲，就是要把钱花好，把事办好，让人民满意。

　　“用制度来治理‘三公’经费开支”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当前政府部门该如何向社会做好“三公”经费公开工作？

　　魏宏：如何做好政府“三公”经费公开，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工作十分重要：

　　一是坚持“公开”的民主取向。“三公”经费是部门履行工作职能的基本保障，是政府运转的必要支出。“三公”支出也有利于政府工作的开展，支出结果上总体是良好的效果。作为政府部门来讲，我们“花钱办事”，花了多少钱，用到哪里去了，花出的效果如何，应当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白交代。政府部门要通过公开明明白白的账务和清晰明了的说明，反映实实在在的工作，争取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我们要努力把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财政预算信息公开，作为推进民主建设的重大举措，作为实现公众对政府事务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大实践。

　　二是重视“公开”的情况说明。作为公众对民主财政的参与、对政府预算的监督，“三公”经费公开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决不能仅仅作为财政资金收支的技术数据的公开，而应从满足社会对财政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角度去公开。因此，一开始要有对“三公”经费支出的情况介绍和说明，要有对一些支出事项和支出绩效的报告。由于政府部门在职能、职责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各部门在“三公”经费的支出总量、支出结构等方面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形成这些差别结果的原因往往在公开信息的背后。因此，如果我们不注重情况的客观介绍，势必会引起社会公众对部门做简单类比，从而会对整个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完整性提出质疑，甚至可能对“三公”支出产生抵制。因此，政府部门务必实事求是地向社会公开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情况，客观地对“三公”支出内容、支出结构、增长变化、重点方向、使用绩效等作出具体的说明。这种说明和介绍，既确保部门按统一的要求真实准确地填报数据，又确保社会对“三公”支出情况的了解和认同。

　　三是狠抓“三公”的源头治理。解决“三公”经费的公开，让社会公众理解和认同，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解决好节约“三公”经费问题。政府部门要重视从源头上研究、解决“三公”的支出，严格控制行政成本性支出，切实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更多地用在改善民生上。要从制度上封闭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和人数、次数，从制度上硬化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制度上去约束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另外，应看到现有的“三公”开支管理机制存在根本的制度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三公”开支预算缺乏有效的监督，而这正是现有的预算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三公”经费的决定权和使用权分离。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应进一步研究对“三公”开支的工作监督机制，在部门机关内部应有不同方面的代表进入，参加对本部门“三公”经费开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