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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皓:我更愿意是一个“实践者”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05日 19:3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青年时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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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皓,中国厅级官员开微博的吃螃蟹者。自躲猫猫事件以来,伍皓话题不断、争议不断。在有些网友眼里,他是华丽外表掩盖的官员;在同僚眼里,他是离经叛道的另类。近日,他在宁波接受“全国旅游营销双年大奖”之际,评论周刊对话伍皓,一读这位个性官员的心路历程。

  伍皓:中共云南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前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躲猫猫”案“网民调查委员会”首倡者。

  我要去红河

  评论周刊:首先恭喜您主导的《我要去红河》获“全国旅游营销双年大奖”。请谈谈这首歌曲出炉的背景,及这个奖项对红河的意义。

  伍皓:这首歌是全国首支微博原创歌曲。

  红河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生态多元,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更是云南其他州市不具备的。红河现在不太有名,但在百年之前却是赫赫有名,且是开中国风气之先的地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红河对国家走向现代、走向共和发挥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后,红河被法国殖民者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最早对西方开埠的城市之一。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武昌起义之前,有一场真正由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起义——河口起义,起义所在地河口正是今天红河州下面的一个自治县。武昌起义时孙中山等人尚在海外,就是因为河口起义失败遭清政府通缉,所以说河口起义是武昌起义的先声。清帝逊位,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蔡锷在红河打响护国运动的第一枪。抗战时期,红河是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所在地,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钱穆等一批大师级人物就居住、从教于红河。

  红河现在之所以没落了,是因为它一直处于战区,它是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滞后,交通设施落后。另一方面,红河一直是云南主要的工业基地,矿产资源丰富,锡产量世界第一,个旧号称世界锡都,云铜、云铝、昆钢等大企业的生产基地都在红河,所以旅游、文化产业长期被忽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旅游业、文化业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从整个云南来讲,老的旅游热点地区,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地,游客已不再陌生,云南需要寻找新的亮点、生长点,所以红河应该崛起为云南下一个旅游热点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大力推广红河旅游。对于传播而言,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有很多种,绘画、美术、书法、雕塑、摄影等等,但这些属于小众文化。我们现在也在发展影视,争取把红河打造成“中华影视第一州”,但是电影电视投资巨大、周期特别长。于是,通过歌曲来宣传红河,便成为最佳的选择。它具有短平快的特点,且具有大众传播基础,所以我们选准了音乐作为突破口,实施了“音乐营销红河”计划。

  我们选择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发展我们的民族风,同时我们提出还要新打造红河音乐的流行风。我们计划集中推出一批流行风格的红河歌曲,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发起了全国首次微博征歌活动,并最终出炉了这次获大奖的《我要去红河》。

  微博是闲媒体、圈媒体

  评论周刊:作为中国官员织微博第一人,请谈谈微博两年多来的感受。

  伍皓:微博只是网络的一种形式。对官员来说,首先要打破网络神秘主义,改变怕网、惧网、避网的心理。网媒与传统媒体不一样,极具开放性、互动性,网友的意见、调侃、戏谑能够直接呈现出来。对传统媒体,受众也有意见,碍于反馈弱、不及时,官员可以充耳不闻,但充耳不闻不等于不存在,官员必须改变掩耳盗铃的心态。一个从不下水、不识水性的人,如果掉进水里,后果就是被淹死。同样的道理,不识网性,不懂如何与网民交流,后果也只有一个,网上任何一个风吹浪打,就会把一个干部掀翻,结束其政治生涯,近年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官员在媒介素养(特别是网络媒介素养)方面亟待提升。

  很多地方,不可谓不重视网络,但是普遍抱着“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平时不注意跟网民沟通、互动、交流,有事时才想起利用网络来发布信息,遭到网民的质疑与板砖是必然。政府与官员的公信力要通过办实事、办好事及长期与网民的互动交流才能建立。微博时代,官员更应该具备公众意识。

  评论周刊:您的微博是以人的面目出现,非纯粹的官僚面目示人。其他更多的官员开微博,放不下官僚的架子,一味地把官方文件搬到微博上,并站在道德的高地对网民“循循善诱”。这是不是目前官员微博、政务微博亟待改善的地方?

  伍皓:这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很多官员不谙网民心理,板着面孔说话,网民当然不买账,官员织微博须顺应网民的表达习惯。绝大多数的时间,微博是“闲媒体”,轻松休闲、吃喝玩乐、支离破碎。事实上,微博并不适合发布严肃的政务信息,也不适宜探讨公共话题。官员个人不能代表所在的机构,发布政务信息、探讨公共话题,不但受众并不感兴趣,因为对多数外地网友来说,你那点政务活动离他们太远。而且,官员个人发布政务信息,也很容易违反组织原则,网友也弄不清到底是你个人的看法还是一级政府的意见。

  评论周刊:您总结了微博“闲媒体”的性质,那么您觉得微博对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是否有作用?微博与国外的社交媒体有很大的区别,很多人在微博上表达政治诉求、伸张个人权利,您何以认为微民对政务信息、公共话题不感兴趣?

  伍皓:利用微博来讨论时事政治,只占微民的一小部分,主要集中于公共知识分子,没达到大众化的地步。一遇社会热点事件,别看讨论热烈,却仅限于这拨人。微博是培养网络意见领袖的利器,国内最早使用微博的一批人,是twitter等国外微博网站上的用户,国内新浪等微博网站发展起来以后,这批人就转移过来了,他们捷足先登,成了微博世界里的意见领袖,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就引出了微博的另一个特点——“圈媒体”。如果你是一名热衷于匡正时弊、批判社会的知识精英,那么围绕你的粉丝也大抵如此,于是就形成许多主张各异的圈子、亚群体。微博是“圈媒体”,各大部落林立,各部落之间缺乏真正的沟通。

  对绝大多数微博用户而言,微博是个“闲媒体”。就我个人而言,会插科打诨到底,同时不忘推介红河!当然,我并非一开始就这样,之前也参与各类热点事件的讨论。一条微博发出去,几千条回复,满屏的口水战,消耗了很多精力。网络沟通与亲身沟通差异巨大,永远是各抒己见、鸿沟难平,这是网络的特性所决定的。最终,你会发现,所有热点事件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中国既不生活在新闻联播里,也不生活在新浪微博的公知圈里,对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更关心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

  评论周刊:您认为国人对政治是普遍淡漠的,新浪微博只是形成了一个圈子文化,是一帮精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关注着政治进程。您依然认为,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民主?

  伍皓: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民主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主要力量还是来自于体制内,而非靠微博等互联网媒体的推动,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建议不切实际。现在对民主的推动力度非常之大,从文革走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开放度和自信度,举世瞩目,这就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当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温和的改革者我不另类

  评论周刊:之前,您一直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通过今天的对话,感受到您温和、理性的一面。您参加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对您作出了“矛盾的体制、矛盾的心态”的评价,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伍皓:作为一名锐意改革的官员,我不主张言行出格、标新立异,我主张务实地去推动中国社会的点滴进步。我曾经讲过改革者的三种模式及前途:第一种,完全个性化的官员,靠个人魅力与魄力推动当地发展,不可被复制,别的地方没法学,对本地也存在人走政息的现象;第二种,不仅无法复制,甚至有可能被复辟,这样的改革可能在几十年以后是大势所趋,但在当下,严重脱离国情,即使短期有所成就,也终将清零,甚至会倒退;第三种,是我所主张的改革,所谓推窗效应,推开一扇窗,让清风徐徐进来,再不可逆转,它不是疾风骤雨、席卷而去、留下残骸。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进程,就是从基层开始,一点一滴实践、循序渐进,才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绝不激进,点滴积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我的改革主张。

  评论周刊:您信奉温和、渐进的改革路线,然而,在很多同僚及民众眼里,您依然是离经叛道的另类。

  伍皓:无论外界怎么看,我都会坚持做一个真性情的人、做一名务实的官员。很多人把我定位为个性官员,甚至认为我很另类,我认为自己一点都不另类!我愿意务实地干一些事情,化作具体的实践、探索具体的机制,可能在行事风格上有些不一样。六中全会提出要保障群众的文化权益,很多地方可能会流于口号,而我在红河提出了20多条具体保障群众文化权益的措施,并层层落实。之前,我在省里负责新闻舆论时,对待舆论采取了与以往传统不同的措施。起初认为我另类,如今沉淀下来看,像躲猫猫事件中引入第三方调查机制,已成为各级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各种新闻发言人培训的经典案例。如果要问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官员,我更赞同您刚才提到的湖南卫视那个节目对我的定位:实践者。  作者: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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