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皓，中国厅级官员开微博的吃螃蟹者。自躲猫猫事件以来，伍皓话题不断、争议不断。在有些网友眼里，他是华丽外表掩盖的官员；在同僚眼里，他是离经叛道的另类。近日，他在宁波接受“全国旅游营销双年大奖”之际，评论周刊对话伍皓，一读这位个性官员的心路历程。

　　伍皓：中共云南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前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躲猫猫”案“网民调查委员会”首倡者。

　　我要去红河

　　评论周刊：首先恭喜您主导的《我要去红河》获“全国旅游营销双年大奖”。请谈谈这首歌曲出炉的背景，及这个奖项对红河的意义。

　　伍皓：这首歌是全国首支微博原创歌曲。

　　红河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生态多元，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更是云南其他州市不具备的。红河现在不太有名，但在百年之前却是赫赫有名，且是开中国风气之先的地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红河对国家走向现代、走向共和发挥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后，红河被法国殖民者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最早对西方开埠的城市之一。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武昌起义之前，有一场真正由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起义——河口起义，起义所在地河口正是今天红河州下面的一个自治县。武昌起义时孙中山等人尚在海外，就是因为河口起义失败遭清政府通缉，所以说河口起义是武昌起义的先声。清帝逊位，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蔡锷在红河打响护国运动的第一枪。抗战时期，红河是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所在地，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钱穆等一批大师级人物就居住、从教于红河。

　　红河现在之所以没落了，是因为它一直处于战区，它是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滞后，交通设施落后。另一方面，红河一直是云南主要的工业基地，矿产资源丰富，锡产量世界第一，个旧号称世界锡都，云铜、云铝、昆钢等大企业的生产基地都在红河，所以旅游、文化产业长期被忽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旅游业、文化业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从整个云南来讲，老的旅游热点地区，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地，游客已不再陌生，云南需要寻找新的亮点、生长点，所以红河应该崛起为云南下一个旅游热点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大力推广红河旅游。对于传播而言，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有很多种，绘画、美术、书法、雕塑、摄影等等，但这些属于小众文化。我们现在也在发展影视，争取把红河打造成“中华影视第一州”，但是电影电视投资巨大、周期特别长。于是，通过歌曲来宣传红河，便成为最佳的选择。它具有短平快的特点，且具有大众传播基础，所以我们选准了音乐作为突破口，实施了“音乐营销红河”计划。

　　我们选择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发展我们的民族风，同时我们提出还要新打造红河音乐的流行风。我们计划集中推出一批流行风格的红河歌曲，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发起了全国首次微博征歌活动，并最终出炉了这次获大奖的《我要去红河》。

　　微博是闲媒体、圈媒体

　　评论周刊：作为中国官员织微博第一人，请谈谈微博两年多来的感受。

　　伍皓：微博只是网络的一种形式。对官员来说，首先要打破网络神秘主义，改变怕网、惧网、避网的心理。网媒与传统媒体不一样，极具开放性、互动性，网友的意见、调侃、戏谑能够直接呈现出来。对传统媒体，受众也有意见，碍于反馈弱、不及时，官员可以充耳不闻，但充耳不闻不等于不存在，官员必须改变掩耳盗铃的心态。一个从不下水、不识水性的人，如果掉进水里，后果就是被淹死。同样的道理，不识网性，不懂如何与网民交流，后果也只有一个，网上任何一个风吹浪打，就会把一个干部掀翻，结束其政治生涯，近年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官员在媒介素养（特别是网络媒介素养）方面亟待提升。

　　很多地方，不可谓不重视网络，但是普遍抱着“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平时不注意跟网民沟通、互动、交流，有事时才想起利用网络来发布信息，遭到网民的质疑与板砖是必然。政府与官员的公信力要通过办实事、办好事及长期与网民的互动交流才能建立。微博时代，官员更应该具备公众意识。

　　评论周刊：您的微博是以人的面目出现，非纯粹的官僚面目示人。其他更多的官员开微博，放不下官僚的架子，一味地把官方文件搬到微博上，并站在道德的高地对网民“循循善诱”。这是不是目前官员微博、政务微博亟待改善的地方？

　　伍皓：这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很多官员不谙网民心理，板着面孔说话，网民当然不买账，官员织微博须顺应网民的表达习惯。绝大多数的时间，微博是“闲媒体”，轻松休闲、吃喝玩乐、支离破碎。事实上，微博并不适合发布严肃的政务信息，也不适宜探讨公共话题。官员个人不能代表所在的机构，发布政务信息、探讨公共话题，不但受众并不感兴趣，因为对多数外地网友来说，你那点政务活动离他们太远。而且，官员个人发布政务信息，也很容易违反组织原则，网友也弄不清到底是你个人的看法还是一级政府的意见。

　　评论周刊：您总结了微博“闲媒体”的性质，那么您觉得微博对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是否有作用？微博与国外的社交媒体有很大的区别，很多人在微博上表达政治诉求、伸张个人权利，您何以认为微民对政务信息、公共话题不感兴趣？

　　伍皓：利用微博来讨论时事政治，只占微民的一小部分，主要集中于公共知识分子，没达到大众化的地步。一遇社会热点事件，别看讨论热烈，却仅限于这拨人。微博是培养网络意见领袖的利器，国内最早使用微博的一批人，是twitter等国外微博网站上的用户，国内新浪等微博网站发展起来以后，这批人就转移过来了，他们捷足先登，成了微博世界里的意见领袖，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就引出了微博的另一个特点——“圈媒体”。如果你是一名热衷于匡正时弊、批判社会的知识精英，那么围绕你的粉丝也大抵如此，于是就形成许多主张各异的圈子、亚群体。微博是“圈媒体”，各大部落林立，各部落之间缺乏真正的沟通。

　　对绝大多数微博用户而言，微博是个“闲媒体”。就我个人而言，会插科打诨到底，同时不忘推介红河！当然，我并非一开始就这样，之前也参与各类热点事件的讨论。一条微博发出去，几千条回复，满屏的口水战，消耗了很多精力。网络沟通与亲身沟通差异巨大，永远是各抒己见、鸿沟难平，这是网络的特性所决定的。最终，你会发现，所有热点事件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中国既不生活在新闻联播里，也不生活在新浪微博的公知圈里，对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他们更关心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

　　评论周刊：您认为国人对政治是普遍淡漠的，新浪微博只是形成了一个圈子文化，是一帮精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关注着政治进程。您依然认为，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民主？

　　伍皓：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民主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主要力量还是来自于体制内，而非靠微博等互联网媒体的推动，一些知识分子提出的建议不切实际。现在对民主的推动力度非常之大，从文革走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开放度和自信度，举世瞩目，这就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当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温和的改革者我不另类

　　评论周刊：之前，您一直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通过今天的对话，感受到您温和、理性的一面。您参加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对您作出了“矛盾的体制、矛盾的心态”的评价，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伍皓：作为一名锐意改革的官员，我不主张言行出格、标新立异，我主张务实地去推动中国社会的点滴进步。我曾经讲过改革者的三种模式及前途：第一种，完全个性化的官员，靠个人魅力与魄力推动当地发展，不可被复制，别的地方没法学，对本地也存在人走政息的现象；第二种，不仅无法复制，甚至有可能被复辟，这样的改革可能在几十年以后是大势所趋，但在当下，严重脱离国情，即使短期有所成就，也终将清零，甚至会倒退；第三种，是我所主张的改革，所谓推窗效应，推开一扇窗，让清风徐徐进来，再不可逆转，它不是疾风骤雨、席卷而去、留下残骸。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进程，就是从基层开始，一点一滴实践、循序渐进，才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绝不激进，点滴积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我的改革主张。

　　评论周刊：您信奉温和、渐进的改革路线，然而，在很多同僚及民众眼里，您依然是离经叛道的另类。

　　伍皓：无论外界怎么看，我都会坚持做一个真性情的人、做一名务实的官员。很多人把我定位为个性官员，甚至认为我很另类，我认为自己一点都不另类！我愿意务实地干一些事情，化作具体的实践、探索具体的机制，可能在行事风格上有些不一样。六中全会提出要保障群众的文化权益，很多地方可能会流于口号，而我在红河提出了20多条具体保障群众文化权益的措施，并层层落实。之前，我在省里负责新闻舆论时，对待舆论采取了与以往传统不同的措施。起初认为我另类，如今沉淀下来看，像躲猫猫事件中引入第三方调查机制，已成为各级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各种新闻发言人培训的经典案例。如果要问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官员，我更赞同您刚才提到的湖南卫视那个节目对我的定位：实践者。作者：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