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归来】：对于现在的农民工来讲还有一个关键词是认同感。你们之前在新春的时候有走基层的节目，报道一个杨立学讨薪案，里面有一个非常艰辛的农民工，他工作了一年还没有拿到工资，深陷窘境，最后是通过记者的报道才拿到了他自己应有的工资，他甚至有自杀的念头。其实在中国这些例子很多很多，数不胜数，您在采访的过程中肯定也遇到过其他国家的农民工或者是管理农民工的代替，他们在这些问题，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或者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他们有哪些比较可以直接我们借鉴的模式？
      【袁柏欣】：我这次采访的时候，在辽宁大连采访一家企业，它是一家日资企业，管理人员是日籍，他是中国人后来加入到日籍，在日本生活很长时间。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点，他既可以从日本的这种做法管理经验来看中国现在，而且他对日本很了解。他就跟我提到，十年之前，他们在中国的东北投资的时候，他们那个企业是做食品的，十年之前招用的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这个年纪的小姑娘的手最巧了，那个时候招起来很容易。他们来了以后非常惊讶，因为那个时候从日本来看中国，工厂里面大量的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他们简直是难以想象，他们觉得太难得了。但是仅仅十年，现在他们招工也出现了困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刚才提到认同感。他给我讲日本的例子，日本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状态，我们不一定叫农民工，实际也是有着一个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的一个过程。具体细节他没讲太多，但是他讲到了一点，他说日本的员工对企业有一个高度的认同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疲劳死也好或者是过劳死，他为了企业、公司会拼命地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相信是这样的，什么事情都是相对平等的，企业对他有一定的这种回报，他对企业必然有会有这种责任心，企业对他有什么样的回报。我觉得对他的价值，不仅是工资、待遇，工资是一方面，福利也是一方面，对他的价值，如果这个人有一个机会，让他有升迁发展的可能，包括子女就学、老人、医疗各方面，包括他自己的养老可能都有充分的保障，他才会有完全的投入。我觉得中国可能在这一点将来确实是要向日本或者是韩国，或者是我们台湾地区曾经走过的道路去寻找经验，可能他们当中的很多做法应该为我们所借鉴。   
      【袁柏欣】：另外一个讲的认同感，其实我觉得企业能做的很有限。客观讲企业只是一个经济细胞，他们只能做的只是局部的，更大的一个调整是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来做出改革。最近我们也看到，不光是国务院的一个制度，在一些地方的户籍是可以慢慢有一个松动，但实际户籍只是一个表象，我们更多的是期望户籍背后隐藏的那些门槛，歧视不平等慢慢慢慢一个个被拿掉，最后让中国境内的所有公民都一视同仁公民权利和公民待遇，这可能是在一定程度解决用工荒或者是解决流动过强。
      【记者归来】：对，流动过强。
      【袁柏欣】：这可能才是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