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康复的星星之火_新闻台

　　“如果早点有人给我们讲这些知识，如果早点有社区居住机构这样的照料场所，也许弟弟的病情就能够得到控制，就不会一病35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29岁那一年，袁满突然意识到她的人生不能只为了自己，还必须为着弟弟——一个19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那一年，是1976年。“弟弟患病后的这35年，我真是一言难尽。”袁满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弟弟因为这病坐过牢、住过院，过得很苦，我过得也很苦。”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最为常见、最为严重的精神疾病，以思维、情感、行为等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有人将之比喻为精神疾病中的癌症。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推算，中国约有上百万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精神分裂症大多起病于青壮年（16~35岁），若治疗不及时则可能长期严重影响患者心理健康，损害患者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传统的照料模式是，要么让其住院由医生护士管，要么让其出院由患者家属管。“这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患者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评论道。

　　他解释说，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独自生活，需要有人管，过去常常是把患者推给家属，那么一旦家属管得不好、管不过来，就很可能导致患者犯病，而家属往往管得不好、管不过来，一则因为精神分裂症复发率较高，病人长期服药容易使家庭因病致贫，二则家庭常常没有人手专门看护、照料患者。

　　正是看到医院、家庭照料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不足，王诚和他的团队着力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构筑社区这道康复防线。“社会照料比家庭照料的力量更大，更容易保持稳定。我们的经验是，没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会犯病，进而肇事肇祸，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并不容易引发社会危害。就好比照顾小孩，你把小孩照顾好了，他就不容易磕伤、出危险；反之，你不管他，躲着他，甚至孤立他，他还真是容易受到伤害。”

　　王诚选择的这条路并不平坦。以美国为例，该国也曾在上世纪中期大举建设精神病医院，其主要用途即在于强制收留精神分裂症患者，使其长期住院。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意识到长期住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恢复和重返社会不利，“开门运动”（打开精神病院大门，让大部分患者进入社会）应运而生。

　　尽管“开门运动”一度被认为是“对精神病人的解放”、“精神医学中的一次革命”，后来却遭遇批评——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没有被社会真正接纳。

　　那么，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在社区康复、对其进行社会照料的星星之火，能够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吗？

　　家庭照料不足

　　封闭式管理的精神卫生类医院，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疗康复的重要阵地。

　　卫生部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共有精神科床位14万张，按精神疾病患者平均住院46天计算，则每床每年约能收治8位病人，14万张床每年最多可以收治112万名患者。

　　而中国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就约为1600万人。一般认为，约10%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可能会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需要住院治疗。

　　有鉴于精神科床位数的明显不足，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尹力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表示，全国将在2010年和2011年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

　　根据卫生部《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2010年全国精神科床位总数已经接近20万张，基本能够满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

　　然而，考虑我国重性精神疾病中约有30%的患者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疗可能致残，以及我国重症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4.3%，其中约有10%的重症抑郁障碍患者有严重自杀倾向，需要住院治疗等现实，精神科的床位还是颇为紧张。

　　在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的背景下，相当多的患者不得不依赖家庭，在家庭完成后期康复。王诚认为，这是家庭的一个巨大困难。

　　他解释说，由于精神分裂症好发于青壮年时期，确诊后往往失去工作，即便已经结婚，往往也得离婚，大多还是靠父母照顾。假设患者25岁发病，其父母50岁，那么他的父母还能照顾他20年，可20年后他的父母70岁，患者很可能面临无人照顾的情况。“我们医院有一位女性患者，她的父母都80岁了，还要不时来医院看望女儿，老两口跟我讲，他们在中关村有套房，能值三五百万元，如果有一天他们管不了女儿了，能不能把卖房子的钱交给医院，由医院来照顾女儿的后半生。我接触过的这类人不是一个两个，只要是年轻发病的，往往都是这样，我们医院老年病房里的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类似情况还在源源不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