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想回农村八成无务农经历_新闻台

　　“‘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文化程度较高、观念更新，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日益淡漠，进城务工的目的从生存型渐进为追求平等发展。在城里安家、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日前，全国妇联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发布一份调查报告，再次将进城务工者中的“新生代”群体推送到前台。

　　报告称，我国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约8487万人，占进城务工者总数58.4%，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

　　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的两名“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听他们讲述自己和这个城市的故事。

　　刘娟，女，24岁，四川南充人

　　不觉得自己是农民

　　前天晚上9时30分许，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刘娟松了一口气，舒展一下筋骨，准备换衣服回家，她还要骑四五十分钟的电瓶车才能回到在宝山的家。

　　她来自四川南充县的农村，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五六年前来到上海，做过服装厂工人，当过餐馆服务员，两年前开始做美容师，月薪两三千元。她的老公也是四川人，在一家川菜馆当厨师长，月薪6000元左右。儿子4岁了，一直放在刘娟老家，年底刘娟的妈妈就要带他来上海。刘娟的父亲和弟弟也在上海。

　　虽然在上海有家，可刘娟始终觉得有种漂泊感，计划打拼出点名堂后，还要回老家，最近夫妇俩已经筹划在县城买房。

　　在上海过得很累，生活成本太高，一起干活的人中流行一句话叫“挣1000花2000”。租房每个月700元，一个人做一餐中饭要花20元菜金。房价更不用说，连一个卫生间也买不起。在老家，3000多元一平方米能买上中高档的电梯房了。上海的学校也难找，这几个月，她一直在给儿子物色幼儿园，附近有个实验幼儿园，太贵，上不起。民工子弟幼儿园便宜，但人太多，进不去了。所以到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她心里愁得很。

　　这些还算好的，最怕的是生病。在老家，生个小毛病到小诊所，十几二十元钱能解决问题。在上海，一去医院，几百元就没了。

　　在上海工作也不踏实。以前她做的那家公司老板说，签满两年合同才给她交“三金”，可她不敢签约，怕万一有事情要回家，不能做了，她就违约了。到这家店上班有两个多月了，也还没帮她交。而且这家店的底薪也只有1150，还不到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

　　刘娟家里的地早已荒了，她也不觉得自己是农民。“也许别人还会把我看成农民工，可我们这些人在大城市做的时间长了，与社会接触多，观念、说话、做事，肯定都比农民工进步。”她说，人生经验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年轻人要跟上潮流，不然就被淘汰了，那就得回家种田去了。

　　夫妻俩的条件在务工人员里算不错的，但攒的钱没法买房。他们想在上海开家川菜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门面。好点的、大点的太贵，小点的又没法做。

　　又一年快过去了，想着爸爸妈妈的辛苦，刘娟只想多挣点钱，让他们早日离开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