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常委：加强国际传播振兴中华文化_新闻台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中国政协新闻网，时间为2011年8月29日，转载仅为提供资料。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发言。（张海霞摄）<br>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发言。（张海霞摄）

一、民族的振兴需要文化的振兴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只有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文化成就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近几百年来，中国逐步落后，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严重的逆差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状况日益改观，但文化交流严重逆差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而与此同时，外国文化向中国的输入却一直在不断强化，使得形势更为严峻。毫无疑问，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必须要政治、经济和文化同时强大。

　　二、中华文化需要在传播中增强生命力

　　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同时在传播中也得到发展。人们常常说文化艺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没有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再优秀的民族艺术也不会成为世界的。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化，正是由于差异而精彩纷呈，每种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大观园中的奇葩。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是让彼此相互理解、共同繁荣的重要过程。中华文化需要在对外传播中增强生命力。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分享祖先的荣光。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仅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也不是文物，可以只强调其考古价值。文化需要在发展和传播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尊重其中的精华，进而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互补。比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吸收外来文化，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最为典型的包括佛教的传入、明朝以来的“西学东渐”，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输入等。忽略文化间的差异，就可能形成交流障碍;歧视异文化，难免产生冲突，甚至发生战争。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实。由此可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文明，是促成世界和平、和谐的最高阶段的文明。在中国，儒、释、道长久以来的和谐共处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三、大力提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力量

　　当前，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蕴力相比，相差甚远。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除了长城，就是大熊猫和功夫，至于中国文化的精要和中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则鲜有所知。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产品不乏上品，但出口国外的还太少。我们在图书贸易上存在严重逆差，在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方面的贸易存在严重逆差，在语言教育“出口”上同样存在严重逆差。

　　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逆差”或“入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文化“软力量”本身不够强大。提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力量，是关系全民族振兴的重大事业。为此，我们建议：

　　（一）大力开发中国的跨文化“产品”。以图书为代表的出版物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加强对外出版物的工作是理应优先考虑的。要加快实施出版物“走出去”战略。对外出版物既要重视“量”，更要注重“质”，要多出精品。在力求说明中国真实情况的前提下，要特别注意外国受众的需求和思维习惯。

　　多年来，中国政府通过举办富有吸引力的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增进国际理解和沟通。如我国每年都要在一些国家举行“中国文化周”或“文化年”，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交流和增进友谊的作用。今后要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在外国建立了让中华文化发展的苗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孔子学院为推动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开辟中国公共外交新渠道，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孔子学院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使孔子学院发展得更快、办得更好。

　　（二）努力提高国家的修辞能力。国家修辞是指表达国家社会特点的关键性话语。如“统一战线”、“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这些都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修辞。国家修辞是构成国家话语力的基本要素。国家修辞直接关系到表达国家特色，增强国家话语力，形成国家的正确形象，并强烈影响国际舆论。国家修辞在向国外表达时务求表达要正确，否则跨文化交流就不通畅，就会引起误解。比如说“自主创新”，我们有“独立的发明”、“本土的发明”、“自我的发明”等多种翻译，外国人的理解是会有歧义的。事实说明，我们的国家修辞的对外表达能力尚需提高。

　　（三）造就强大的翻译队伍。不同语言的民族得以共存与沟通，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必须借助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翻译活动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翻译是“文化的翻译”，译者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精通外国文化。从对外传播的角度讲，翻译本身既是语言的沟通，又是文化的沟通。在中国，普遍存在“懂外语就能翻译”的认识误区，使得“翻译质量”问题成为瓶颈，不仅影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甚至还制约了中国的国际政治表达。培养一大批高水平、专业化，尤其擅长中译外的翻译家，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量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