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官民不分体制导致慈善组织负面频发_新闻台

　　2011年是中国慈善界的多事之秋。4月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6月，郭美美网络炫富牵出红十字会商红会，再之后，慈善总会发票风波、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基会捐款放贷，这些官办慈善机构无一幸免。11月7日，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京师公益讲堂”上，以官民不分体制原因解释2011年负面频出，并给出了数条慈善体制改革建议，让慈善组织“回归民间，走出困境”。

　　■事件点评

　　运作不透明——

　　商红会博爱小站事件

　　2011年的慈善风暴最引人注目的是郭美美事件，随后牵扯出了中国红十字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一个项目“博爱小站”，虽然骂声一片，但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眼里，这个项目却是一个设计创新的好项目。“如果这个项目运行得好，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徐永光说。

　　博爱小站本身的项目构想是在中国覆盖1.5亿人的社区中建立“博爱小站”，其中配备专业人员，当社区中出现急病患者，博爱小站的救护人员就会立刻对病患采取紧急救护，同时博爱小站的工作人员也可以销售一些小的医疗产品。但这个项目牵扯面太广，涉及公安、卫生、城管等方面，报批手续繁复，项目运作成本在30亿左右，如果不运用商业模式，联合企业实现双赢，光靠捐款根本无法运作整个项目，并且整个项目应当公开透明，“甚至合同都应该是可以曝光的”。

　　好项目为何失败？徐永光的分析是：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项目过于理想化，且项目运作未全程透明。

　　资源垄断——

　　慈善总会发票风波

　　今年8月底，中华慈善总会被质疑，捐款未到发票先行。此前，慈善总会曾表示，40名工作人员一年开出4万余张发票，对于如此巨大的资源集中在一个机构中，徐永光的评价为典型的资源垄断。据统计，由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创办的一千多家公募基金会、数千家慈善总会和两千多家半官半民性质的红十字会，垄断了全国90%以上的捐赠资源，这些资源很大一部分受政府控制。

　　徐永光表示，更为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干脆直接操盘，加剧了慈善生态的恶化。例如，今年陕西神木县党政齐出动，大搞“煤慈善”，派捐38亿元。

　　垄断还引发一个后果就是民间公益组织面临无米之炊。在无法获得本土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只得选择与国外公益机构合作，垄断严重伤害了民间的公益热情和发展。“为什么我们的本土NGO要靠外国人来供奶？因为资源的垄断，让他们没有母乳可喝。”徐永光说。

　　信任危机——

　　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

　　曾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的徐永光，在面对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的时候，有些惋惜，甚至十分不理解。

　　对于有人对管理费用的质疑，徐永光表示：中非希望工程的项目点在非洲，要把项目运作好，来往的机票、管理成本10%的管理费只少不多，他举例，香港乐施会的工作指引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为筹款花出去1块钱，应该筹回来6块钱。”乐施会的指引规定筹款成本上限为14%，而实际上他们的筹款成本也接近10%，需要很多投入。“包括筹款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筹款的一些手段、广告等等，很费钱”。管理费比例不重要，重要的是钱是不是花在了应该花的地方。

　　而据徐永光了解，卢星宇(微博)曾动员华商会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非希望工程项目捐款4个亿，在事件发生后，约有20%-30%的捐款不会再到账了，“评估报告已经做了，如果再翻过来可能还会进行”。

　　徐永光表示：中非希望工程如果消失将是国人的耻辱。

　　违规错位——

　　河南宋庆龄基金会

　　近期，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因在郑州兴建一巨型石雕人像“宋庆龄”引发社会关注，由此牵出河南宋基会“自筹”4亿元巨额资金的消息。

　　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2010年度，河南宋基会无论是净资产还是捐赠收入都遥遥领先于其他慈善机构。“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凭什么一个地方的宋基会那么了得？”徐永光说，后来他从网上搜集资料后明白，这家基金会接收保险费，也称公益医疗保险，大部分投保人都是农民工，他们向基金会捐款1万元，一年后基金会返还现金回报在5%左右，另外还提供很多医疗服务。“这个是角色错位。”徐永光指出，河南宋基会涉及的所谓公益医保项目，实际是一个商业医疗保险模式。“基金会如在法定范围内进行投资的保值增值没错，但前提是投资的本钱来源不能违规。”

　　徐永光指出，对于河南宋基会的公益医保项目，不管最后怎么定性，不能惩罚上当的“捐款人”。徐永光建议，该项目应由保险公司全盘接手操作，不伤害投保人。

　　■分析

　　官民不分体制导致恶果

　　徐永光认为，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问责，都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出现这个问题，究其原因是“官办”慈善机构的官民不分，令机构带着“官”和“民”的“双重人格”。

　　慈善组织的民间属性决定它需要接受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以透明度、公信力和效率来赢得公众的信任，并得到资源的支持。同时，慈善机构之间也要遵循行业的自律规范，接受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但官办慈善机构却因有权力背景，违法违规也容易受到保护，监管流于形式，平等竞争受到排斥，这些慈善机构经常被政府指定为唯一有权接受捐款的机构，这时候，透明度和对公众的谦卑就退居次位了，其公信力必然会下降。

　　“官办”公益机构为主体的慈善环境，不仅窒息了民间慈善的活力，还造成了慈善资源垄断。根据现行法规，成立慈善组织，需要先找一家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俗称找“婆婆”，然后才有资格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找“婆婆”难，使得一些知名的民间组织如梁从诫创办的自然之友、王行娟创办的红枫妇女热线、谢丽华创办的农家女、田慧萍创办的星星雨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在社会上活跃了十几年、二十多年，但直到现在有的还无法获得社会组织的合法登记。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民间人士和草根组织在没有合法登记的情况下“非法行善”。

　　■建议

　　还慈善于民间

　　对于今天的中国公益事业现状，徐永光分别从政府、慈善组织及社会层面提出了建议。

　　在政府层面他认为需推动慈善立法，确立慈善的民间属性，保障公民行善的权利。在操作上则须首先取消慈善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直接由民政部门办理，并下达“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的政府令，使其主动“摘官帽”，重建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权威，打破慈善资源垄断，尊重捐款人自愿捐款和选择受捐机构的权利，并实施普惠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改变目前只有给基金会、慈善会和红十字会捐赠才能享受税法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行政性规定，在中央、国务院设立慈善工作委员会。

　　在慈善组织层面，徐永光认为首先需要做到信息公开，公开机构组织结构、理事会、财务、项目、捐款、业务活动信息，提高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和媒体的任何质询、质疑，都应及时、诚恳做出回应。其次，需要加强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治理的核心是建立以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公共治理结构，决定组织的使命、负责人的任免，保证组织履行其法律和道德的责任，对自身的一切行为负责并保持透明度。最后，建立和完善慈善行业自律机制，根据慈善组织的不同类别，通过业内协商，本着自愿的原则，分别建立形式多样的行业自律联盟。各类自律联盟均需订立自律准则，经过独立第三方评估符合标准的机构方可成为自律联盟成员。

　　对于公众，他认为应正确行使捐款人的权利，履行捐款人的义务。在慈善产业链中，理性捐钱、透明管钱和高效花钱是相辅相成的。

　　最后，需要政府、慈善组织、学界、公众、媒体共同做的事：重塑现代慈善文化。慈善体制改革需要现代慈善理念的指引，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慈善文化环境的支持。徐永光表示，如果因慈善组织透明度不高而发誓“永不捐款”，慈善组织官办色彩重而把去行政化变成去组织化，把慈善组织专业化管理所需成本看成是“雁过拔毛”而倒退为陈光标(微博)式的个人布施行为，那中国现代慈善发展就没有希望了。

　　本报记者侯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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