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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用货币政策来解决流动性泛滥，我感觉是在帮倒忙。货币越紧缩，资金泛滥越厉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的一番感慨，一语道出当下不少地方曝出的高利贷危机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双向矛盾症结。
《华夏时报》记者在国庆前后，分别赴安徽铜陵、江西吉安等地区，对民间资金状况、中小企业融资展开调查。在这些三线城市中，高利贷的主要市场与温州等地差异较大。在孙立坚看来，要解决灰色的金融体系，并非从货币政策调整来解决，而更应重视民营企业家的生存条件。
高利贷也有坏账率
吉安市是江西省中部的一个三线城市，曾经兴盛的制药、电子等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崩溃，现在的工业主要来自沿海地区产业的转移和升级。
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老区”，是否也存在高利贷？高利贷的主要市场又在哪？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李华(化名)向记者介绍，据他了解，当地的高利贷主要是针对个人，尤其指向类似电力公司、华能电厂等效益好的国企的好赌工作人员放贷，利率多在月息3.5%，高的也会到6分(月息6%)。这与温州等地的高利贷市场存在较大区别。
记者调查获知，对于放贷风险，放贷人员会有所控制。“他们也有风险控制体系。”据李华了解，大的高利贷集团会允许一定比例的坏账率，且年息40%到60%的高利率足以覆盖这一小部分损失，而且，由于对当地社情熟悉，会提示“跑路”人员的家属向富裕亲戚借钱还款。
他还指出，目前对资金需求大的工业企业，多数是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为主的新办企业，他们基本都能享受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优惠，且企业主多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邻省，目前和当地高利贷之间的勾连不多。
一家当地中型典当行的管理者林韧(化名)也向记者透露，高利贷针对个人的发展，对典当行个人业务冲击很大，尽管其利率相对高利贷有优势，但其个人业务相对三年前，萎缩到只有不到五成。
“个人业务减少当然也因为监管和风险控制等因素，因为针对个人放款，需要抵押物，手续也更复杂些。”但林韧表示，个人业务的减少，还因为它又找到了一个新业务给地产开发企业融资。
林韧还指出，由于产业转移而落产的吉安企业越来越多，以及城镇化进度加快，来自地产行业的资金需求让他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盛世神州房地产投资基金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戈宏10月18日表示，他们公司最近针对一个地产项目的基金募集，5天就募集到2亿元。
为何地产业还如此“火爆”？王戈宏向记者透露，除了大家熟知的煤老板、油老板，现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中，有为数不少的房地产民营企业老板将自己手上的房产项目出售给“招保万金”等大企业后，手上有大笔资金，通过PE等方式参与其他城市地产开发是这些闲钱的一个选择。
而资金紧张，对正在吉安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的中小型企业，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发展瓶颈。
解决之道
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孙立坚指出，国家希望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尤其是三、四线城市负担轻，应先来做产业升级，但事实是，很多三、四线城市这次只是彻底地做了结构调整，由于政策、政府层面这只看得见的手硬推，大量资金由看不见的手引导到虚拟经济，支持着一个巨大的收益链高利贷。
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孙立坚分析说，产业资本之所以退出舞台，或是因为货币政策并未到位。言下之意是，越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越造成产业融资成本上升；而产业资金成本上升，使得做产业越来越困难。倒过来，培育了一个灰色的金融体系，此体系运作中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让很多企业家都停止了产业竞争。
他向记者介绍，最近他在江浙一带和企业家交流，获得的信息是这些企业家已无法再做产业，却在大喊中小企业融资难，同时还把企业的壳留在那里，“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需要低成本的资金，来支撑带来更高利润的"以钱养钱"的生意。”
在孙立坚看来，灰色的金融体系尽管短期的利益非常可观，但没有任何风险控制，不能长久。解决之道并非是货币政策调整，应重视民营企业家生存的条件。
“政府唯一要做的事情是，把不该收的钱放弃掉，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除此之外，可能会帮倒忙。这相比紧缩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来得更直接、更明显。”
华泰柏瑞基金专户投资经理杨景涵也向记者表示，国内8月份CPI出现了拐点，但幅度仍高达6%以上，银行正在出现存款外逃的现象，显示出负利率带来的危害。
他认为，9月份地产传统旺季的成交量非常低迷，导致地产价格出现松动，这可能导致以往大批资金囤积的房地产行业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一部分资金可能会逐步开始回流至实业或资本市场。
在他看来，民间高利贷最近出现崩盘迹象，但其风险释放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破产的同时，也会提高财务稳健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使生存下来的公司，未来的竞争环境更好。
孙立坚同时向记者指出，除了降低企业成本，解决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是从需求层面上，重视富人的消费结构。
他指出，现存的贫富差距是个坏事情，但它可能是推动中国内需的一个有力砝码，今天大量在海外消费的富裕人群，能不能让他们安心地在国内消费？
孙立坚表示，通过富裕阶层的消费，让他们的支出转移到中低收入人群手中，完成中低收入阶层原始财富积累，等到人均收入也超过1万美金时，中国一定会像发达国家那样，民众把自己的财富更多用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而不是防患未来的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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