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

    现在叫什么？

    回答：

    沈豪宇。

    警察：

    沈豪宇。

    解说：

    行动结束后，被解救的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而犯罪嫌疑人则被押回贵州遵义。

    杨凯：

    被公安部列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1号案件的遵义“1149”系列拐卖儿童案件，在陕西、河南、河北等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目前已经成功告破。

    解说：

    至此，一个网络涉及贵州、河南、陕西、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犯罪团伙被成功抓获，而这个案件的突破口则源自一个3岁女孩的失踪。2011年4月9日，遵义市机关接到一个3岁女孩失踪案报案后，将此案连同之前的一系列儿童失踪案定为“1149”拐卖儿童案件。在摸牌走访中，一个名叫万引娣的女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杨世杰：

    我们在大量的视频监控里面找到了一个镜头，就是万引娣在遵义带小孩上大客车的镜头，虽然比较模糊，但应该就是那个被拐卖的小孩。

    解说：

    贵州省公安厅抽调60余名精干民警组成的专案组先后赴陕西、河北、河南等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侦查。透过万引娣，这个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连通此次行动抓捕的5人，目前共有18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张羽：

    由公安部牵头，两个多月的排查，多收联动，最终才动手一起破获了这起案件。那么这个案件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听听专案组的说法。

    杨世杰：

    是2009年的11月，2010年专案组才开展工作。由于这些案件比较特殊，遵义只有一个人作案，每个人或者两个月做一次案，一瞬间，几分钟的时间就把小孩坐车送到重庆，他也没有其他的违法犯罪，就是一个拐卖儿童。查找他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拐到儿童以后，他主要的交接还是在重庆，陕西汉中的三个嫌疑人到重庆接人，从贵州到重庆，重庆到陕西，这是一个中转，陕西这个犯罪嫌疑人一个是直接卖到河南的安阳，一个卖给他的下家，陈中秀，主要人是陈文娟，陈中秀又把买过来的孩子转卖到河南、河北，经过这条线就到了陕西、河南、河北。打拐工作很不容易，侦破工作应该说历尽千辛，感受最深的是全国各地的警方，特别是重庆、陕西、河南、河北都全力的支持配合。

    张羽：

    今年以来我们不断看到解救妇女儿童的新闻，打拐无疑是今年新闻的一个关键词。公安部牵头在以空前的力量和打击力度、规模在推进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看，2011年4月12日，公安部规定，今后凡是发生拐卖儿童案件，必须由县一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担任专案组长，并对案件侦办、查找解救被拐卖人员、安抚被害人家庭等三项工作全程负责到底。2011年6月1日，公安部建立来历不明儿童失踪查找机制，凡是儿童失踪案件公安部门都要查找，疑似来历不明的儿童都要采血，进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到现在，公安部门通过全国打拐的DNA信息库比对已经解救了1400多名来历不同的儿童。

    为什么会对打拐案件如此重视呢？一方面是拐卖妇女儿童对家庭的伤害非常大，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打拐案非常的棘手。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案件的特点是什么，犯罪很容易，而破案很难。比如说拐卖儿童，在抓到万引娣之后，她就交待，说现在拐卖儿童太容易了，你只要进入城中村，或者是偏僻的乡村、贫困地区，父母都是打工子弟，已经出去打工了，或者说白天不在家，这时候你进到屋里随便就可以把小孩领走或抱走，旁边都不会有人问一声，而且拐卖儿童的成本非常低，几乎是零成本，随时就可以倒手，而且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龙的利益链。我们看到犯罪分子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也就可以看出这样的犯罪成本很低。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买卖人口的买主受到的惩罚很小。根据我们国家现在法律规定，只要这些买主不难为被拐卖的儿童和妇女，而且在解救的时候不实施阻拦的话，一般不进行刑事追究，这就使得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其它的法律风险，而且他们可以通过伪造证件，或者说抱养、领养的手续来给孩子上户口，这样使他们获得孩子的成本很低，而最终犯罪惩罚的成本门槛很低。

    正由于这样一个特点，公安部加大的整个的打拐的力度。我们来看一个专家的意见。说中国警方推行了“一长三包”制，对于遏制拐卖儿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应该看到，国内拐卖犯罪高法，在于买方市场巨大，违法分子有利可图，警方打拐是卡住了出口，还还要管紧入口，这样才能减少拐卖的现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买主几乎不受到惩罚。还要有赖于技术打拐，建立DNA库，民间打拐，如宝贝回家计划等等，也需要从立法上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