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农：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_新闻台

日本画册上的辛亥革命图片。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时间：2011年2月28日，转载仅为提供资料。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怎样看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看起来像是老问题，实际上却是新问题。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否认和贬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我围绕这个论题谈几点看法。

　　■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中国人备受欺凌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

　　首先，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起义没有出路。从1850年到1893年，大规模起义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历时14年，影响力遍及半个中国。然而，这些农民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

　　其次，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清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自强。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军事体制的混乱，大清帝国还是被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败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也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再次，甲午战败后兴起的维新派的上书、请愿，同样求不来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这一天开始。但是光绪所要推行的新政，无论是裁汰冗员、废八股，还是开学堂、练新军，没有哪一项得到执行，反而触怒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废除新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

　　百日维新被扼杀的事实，使清政府失去知识精英的支持。有识之士意识到，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更难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他们最终抛弃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此可见，革命是客观时势所逼！

　　此时的中国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亡国灭种的威胁，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而当时清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并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希望了。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近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必然。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