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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家属滥用监护权，“三个不得限制”为什么成为突破点？
记者：有什么突破呢？
唐院长：这个突破点就是充分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就是解决了原来我们的做的谁送来谁接走的问题。
医生权利过大，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唐院长：全凭是你医生的主观的（判断），。。。你就完全有可能把一个正常人，关到精神病院里去进行治疗。
2011年2月，福建省南平市45岁的陈国明遭其妻子等人捆绑，直接送到了当地精神病院。直到陈国明的姐姐报警进行求助，他才得以出院。然而，等待陈国明的是不仅自己近80万元的存款已被人套现，还有妻子提出的一纸离婚诉状。针对这样的事例，在这次的草案中，我们看到，非自愿住院仍然由监护人，近亲属、民警启动，但是，和以往草案不同，对不能确诊为精神病障碍的，或者虽确诊但不需住院的，或经鉴定不是患者或者不需要非自愿住院的，都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这三点解决了一直以来 “谁送来的谁接走”的争议性问题。
唐院长：一部法律里面，在三处不同的地方，同时表述一个相似的，这个词语表述一个，我在其他的法律里面还没见到过。原来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谁送来你谁接走，现在是谁送来关系不大，问题是判断没有问题的时候您自己可以走人，这就是我们目前的草案的突破点。
记者：有什么突破呢？
唐院长：这个突破点就是充分尊重他自己的意愿了，就是解决了原来我们做的，谁送来谁接的这个问题，原来他是诊断没病的时候，原来是也很难让他走人的。假如说一个正常人，被家属送过来了，那么医生给他做诊断，诊断没有病他自己现在就可以走，我们精神科医生最苦恼的真的不是所谓因为被精神病，而被起诉的。苦恼的不是在这儿。
记者：那苦恼在哪儿？
唐院长：苦恼的是治疗好的患者没人接，一住住好几年，找不着人你怎么送他啊？
结果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的一些监护人的职责，由于监护人的过错，让医生去背了这个黑锅，造成了一个外面有人等着住院进不来。每个医院都有啊，就占用这种资源的，基层的医院这种情况更严重。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家里非常的贫困，并且在家里闹事，病人在家里闹事，一家子人让他弄的家破人亡，他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以后，然后就是你们治吧，钱差不多了，家里没钱了，干脆举家就不见了。有的出现危险以后，一个村里的人就明确的表示，你们要是接他出来，我们全村人把他打死，因为他原来他在村里面，他怎么危害别人的。那最后没办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流浪的精神病人，在大街上流浪的精神病人，由公安的、由民政的把他送过来，一送过来以后，能够找到家属的就去找。我们精神科的医生，普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除了对他进行检查以外，很多的情况下，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套话：您姓什么 ？您叫什么？您家住在哪儿？经常套不出来，所以这个患者一直就压在医院里面，他出不去，你不能够把板子打在精神科医生的身上，也不能打在家属的身上。
虽然“三个不得限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护人、近亲属滥用监护权的问题，但是，如何解决监护人判定和权限的问题，在本次草案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记者：好比说自己的这样一个配偶，有精神疾病，送到了精神病医院，但是自己的父母又觉得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孩子不是精神病要领回去。当这种监护人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有遇到过吗？
唐院长：遇到过很多，非常麻烦。
记者：在这次的法案里面的草案中，有没有对这个作出明确的规定？
唐院长：没有，真的非常困难。
记者：那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的是，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就是监护人，近亲属是可以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来的，但是首先有人提出来了，你怎么说他是监护人，你没有经过法律宣判，你怎么说他是监护人？
唐院长：这是个死结，面对不同的这样的监护人的话，对于精神病院的医生来讲，怎么来抉择，非常困难。我自己就在这个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中，我有自己的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我就两家、两方，把他召集在一块儿，跟他们反复地去讲权衡利弊，反复做一个沟通。我作为一个医生，在这里面作为一个法律的解释，作为一个桥梁的解释，如果达不成意见的话，那我只能告诉他，从法律上来讲配偶是他的第一监护人，所以还是应该听她丈夫的。父母亲就反对，她丈夫符合符合不对，说她这么做是对妻子不利的。那我就只能建议让他们，让父母亲去向法院去起诉，要求变更监护人，最后再让法院去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个人的工作经历里面，还没有一起患者家属闹到法院去。
记者：那如果这个问题在法案中，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话，那在今后的操作中还会带来这样的困惑啊？
唐院长：这个困惑可能就是一直会带下去。我举个例子，日本的精神保健福利法，它是规定任何人，发现疑似精神障碍的患者，都可以向当地的行政长官报告，它指的是任何人。他为什么要开这么大？他考虑到它是一个公众安全，他考虑公共安全和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之间，怎么去权衡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规定。
虽然此草案解决了谁送来谁接走的问题，那么又是谁来诊断这些精神病患者呢？在这次的草案中，我们注意到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并且医疗机构要在72个小时内作出书面诊断结论。这是前不久上映的一部电影，影片通过滑稽的方式，展示了医生们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那么虚构的电影是否真的会变成现实？医生依靠什么来判断出疑似病患应该住院治疗？在精神疾病的诊断过程中医生会不会掺杂主观因素？目前，精神科医生的权利过大也是争论的焦点。
记者：大在哪儿？
唐院长：大在可以把一个人说成是精神病。因为他认为我们精神科的诊断，没有客观依据，就凭医生的主观的判断，说这不科学。
记者：但是鉴定疾病，本身就是只有医学专家才最权威呀。
唐院长：但是你一部法律，你面对的不是一个行业，你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所以它必然要面临，整个社会的质疑。，社会对你的质疑的过程中间，就经常质问我们同样的问题。
记者：怎么质问你？
唐院长：你没有这个客观的证据，你怎么去给他去做诊断？现在全凭是你医生的主观的，那么你怎么保证，你的每一个医生的水平都相近？那么每一个医生水平相近，不相近的话，那么诊断错了，你就完全有可能把一个正常人，你把他关到精神病院里去进行治疗？就这么质疑的。
记者：你怎么回答。
唐院长：没法回答，因为确实有这种情况啊，你确实不能够保证，所有医生的水平都能够达到，对这个疾病进行正确的诊断。
记者：那您这儿不就成了一个矛盾和无解的一个题了吗？
唐院长：你比如说他们说我们精神科这个诊断，说没有标准，我们就反复解释，我们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国际上面三个标准，一个是ICD10标准，就是国际的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里面的第五章是专门讲精神疾病的诊断的，还有我们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我们都有这个明确的标准的。但是质疑者就说，你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主观的，不是数据，不是检查结果。
记者：也可能你们百分之一的误诊率，对某一个患者来讲就是百分之百害到他。
唐院长：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在里面要设置一些很好的一些程序，设置一些复核的程序，还有处理异议的程序，他如果提出来了我诊断可能是错了，我们要有一个复核的一个程序，这是精神卫生立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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