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15件发明专利授权、5584件PCT国际专利申请、14项中国专利奖……2010年，深圳的“专利”在全国内地城市中又是排名第一。2010年，在占深圳工业总产值规模约60%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超过60%。

　　3个“全国第一”和2个60%，显示出这个城市强劲的创新活力。2008年，国家将深圳列为全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在近年多个版本的中国内地城市创新力“排行榜”上，深圳无一不是跻身前列、甚至位居榜首。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站在新起点的深圳要加快推动创新精神的再激发、加快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再提升、加快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再完善、加快推动创新型人才的再集聚、加快推动自主创新环境的再优化。

　　市场是创新的风向标

　　人们抱怨软盘容量太小，就有了邓国顺的“U盘”；人们苦恼ICQ没有中文，就有了马化腾的QQ……

　　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电视市场才刚刚启动，同洲电子的袁明认准数字电视必将取代模拟电视的趋势，倾力研发数字电视机顶盒、数字卫星接收机；“艺术品装饰”刚跨进寻常百姓家门，雅昌印刷的万捷“捷足先登”，推出了达·芬奇、齐白石等的高仿真印刷画作。

　　15年前，冯冠平带领七八个清华人南下深圳，开始了从市场“下游”向科研“上游”递进的“逆向之旅”。在市场寻找科研课题、取得科研资金、检验科研成果，15年间，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让150多项科技成果走上生产线。

　　在深圳，市场是创新的风向标。今年一季度PCT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的中兴通讯，每在确定产品研发之前，就会不断追问“市场在哪里”？2010年以2776件发明专利授权居内地企业之首的华为公司，更是将“卖不出去的研发”称为“奢侈性浪费”。

　　在深圳，创新并非全是高、精、尖。中集集团取得四轮独立驱动行走等多项专利的旅客登机桥、深圳能源集团的发电废水“零排放”，比亚迪更是将镍镉电池生产线由全自动化改为半自动化，因为既能扩大就业、又能带来“1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市场竞争力。

　　市场，让深圳的创新找到了真正的着眼点、着力点和兴奋点。

　　企业是创新的主导者

　　20多年前，任正非、侯为贵“孤注一掷”，用“来料加工”攒下的全部“血汗钱”投入研发，开始了华为、中兴求得生存权的“饭碗创新”。今天的华为、中兴已由求得生存权跨越到赢得发展权，成为全球通信制造业不容小觑的“中国双雄”，在2010年内地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中分获冠亚军。

　　比亚迪以“劳动密集型”化解了国外的技术壁垒、中集公司靠“专利并购”由濒临破产一跃为集装箱行业的“全球第一”、大族激光以中国第一台激光钻孔机结束了“打工史”、迈瑞医疗靠“背水一战”的研发成为中国医疗设备第一品牌。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电化学研发中心设在万裕三信电子公司，根据万裕公司提出的研发课题进行研发。目前，深圳已汇集140多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了数字电视等5家产学研战略联盟，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5648项、实现成果转化近3000项。

　　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深圳市市长许勤说，“四个90%”是深圳自主创新体系中的最大“亮点”，它表明企业是深圳自主创新体系中的主体。

　　政府是创新的服务员

　　1999年10月，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政府搭建起中国最大的科技成果交易市场。至今举行的12届高交会，共有13.64万个（次）项目参展交易。

　　培植市场、服务企业，是深圳给政府在自主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成果、资本、人才等自主创新的诸多要素，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配置、整合。

　　目前，活跃在深圳资本市场的1500多家风投、创投机构管理资金2000多亿元、投资项目2000个；财政投资的深圳高新技术投资担保公司累计为华为、中兴、比亚迪等7900多家企业提供了680亿元的担保服务；政府投资、引进53所国内外高校的虚拟大学园，11年间与企业合作了1000多个项目、为企业输送了3万多名科技人才。

　　目前，深圳由政府建立的5个自主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初现雏形。

　　从对“创新”进行立法保护到对制约创新的政策条文进行“梳理”，从举办高交会到搭建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政府的资源和服务在向自主创新倾斜，行政行为也在创新。

　　在以高新技术为支柱产业、专利申请居全国内地城市之首的深圳，却没有科技局、专利局等政府专管部门。深圳在“大部制”改革中，围绕“市场”，建立起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统筹管理；围绕“服务”，形成工业、贸易、科技、信息等“一站式”的协调服务。

　　创新是深圳人的共识

　　北京大学领导力研究专家杨思卓觉得，创新型城市和人一样有着自己的DNA，就是要有一批“不安分”的创业型人才、要把创新视作内在需求。

　　“体内淌着创新血液”的深圳具有这种DNA。先科欲与飞利浦合作生产激光视盘，不少人认为“技术超前”，叶华明力排众议；迈瑞为求生用研发结束“代理”，不少人打起“退堂鼓”，徐航背水一战；华为用2万元的全部“家当”投入研发，不少人捏了一把汗，任正非斩钉截铁。

　　“不安分”的不仅是企业的掌门人，更有城市的决策者。30年前的“杀出一条血路”、20多年前的“第二次创业”、近年的“文化定输赢”……

　　深圳鼓励创新、也容忍失败。2006年初，深圳立法“宽容失败”，规定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只要程序符合规定“可予免责”。

　　“创新”已成为深圳人的共识，孩子们成了深圳“新一代创新者”。

　　2009年6月，履新深圳的王荣感觉“深圳有这样一种氛围，就是输了，也比在其他地方输得痛快，输得认，输得服。”王荣认为，正是这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推进着深圳的可持续发展，发扬光大创新文化“特区就始终能够坚持‘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