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浙江省劳资关系总体“波澜不兴”，但一些专家和基层政府官员认为，当前的劳动关系和谐还属于“浅层次”的，一些新的动向和深层次的矛盾正在抬头，要站在长远发展长治久安的高度化解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工人：“部分官员和老板的立场一致”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各级党委政府在维护工人的权益方面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工人的收入待遇和工作、生活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在众多工人心目中，“部分官员和老板的立场是一致的”。

　　23岁的江西吉安小伙子张杰毕业于上海的一所中专学校，现在杭州嘉龙职业介绍所工作。他曾经在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做过房地产销售代理，他向记者倾诉了此前被老板“忽悠”的事情：刚去时老板口头“承诺”：底薪1200元，成交一宗房子答应按比例给予提成。结果他做成的几宗生意之后，老板一直以“买方是按揭、分期付款”等等理由，提成只给了他原先答应的一半。

　　张杰说：“此前有一个员工去找劳动局，结果连他的工资都以上班迟到、违纪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借口，从1200元被扣到两三百元”，“斗起来，老板的办法总比我们多”。

　　“法律意识都有，但关键谁来执行？谁来给弱势的职工撑腰？现在很多都是官商勾结，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自认倒霉。官员和老板的立场是一起的，一些官员说要‘放水养鱼’，实际上保护的、养的‘鱼’是企业主，不是职工。”张杰说。

　　很多外来务工人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而当前一些制度的设计，也加剧了工人将与企业的矛盾转嫁到政府的风险。

　　在浙江省劳动仲裁院院长龚和艳看来，劳动仲裁过程中至少存在两大不合理现象：一是制度存在缺陷，仲裁过程过于漫长。从申请劳动仲裁，直至法院最后判决，最复杂的中间环节需要经过行政认定、工伤认定、伤残鉴定、复检等11道程序，“没有3、5年打不下来官司，活人也可能等死了”。

　　二是“一裁终决”使用范围太小。大量工伤群体根本享受不到“一裁终决”的优惠。劳动仲裁和法院的一些判决不一样，可能一个案子里面存在多项诉求，只要其中有一项请求不符合“一裁终决”规定范围的，企业可以到法院起诉，这对于劳动者维权非常不利。

　　凡此种种，使得原本是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向“劳政矛盾”演变趋势越来越明显，劳动者开始质疑现行劳动制度的公平性，质疑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的合理性。

　　工资分配要求进入觉醒期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劳动者参与分享企业发展成果的意识逐渐增强，要求增加工资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愿望比较迫切，而且呈现群体化趋势。

　　受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影响，各地集体罢工要求加薪的事件时有发生，2010年，浙江省连续发生4起因企业职工要求增加工资引发百人以上集体停工事件。

　　“以前的打工者不知道什么法律依据，文化程度也不高，只要能比在家里种田收入多，也就满足了。要求涨工资也是单枪匹马，现在的企业职工对企业和老板要求很高，群体性要求加薪趋势越来越明显。”温岭市城东街道工会副主席王茂荣说。

　　临安市总工会主席杨为伟表示，今年开始有个苗头，某些企业里面有几个挑头的外来务工者，来策划老乡集体罢工、怠工，以此要挟提高工资，一些人从中谋求提成。

　　义乌市总工会副主席虞慧英也表示，以前是工资拖欠、克扣方面投诉比较多，现在工资纠纷主要集中在工价核算、经济赔偿方面比较多，工人的工资分配要求已经进入“觉醒期”。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怀忠表示，劳动关系和谐包括很多方面，核心是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处理不好，直接影响劳资关系。首先国家一些垄断行业工资收入已经处于失控状态，其次在社会保障方面，城乡隔离造成了实质性的差别。再次，工资公平增长欠缺公平机制，一线工人收入增长过慢，税收太高，都应该进行调节。

　　“现在处理劳资关系，都是‘碎片型’的思维，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去解决，一些地方干部甚至认为，劳资关系只是企业的问题，出了问题才是政府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不利于从根本上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劳资关系一定要站在长远发展、长治久安、系统全局的立场去看。”宁海县委书记王剑侯说。

　　王剑侯认为，对于在当前形势下劳资关系中存在的新矛盾、新动向、新问题，既不要有“恐惧症”，也不能不闻不问、得过且过，要主动去化解。首先是要从转变发展方式的高度去看待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充分运用各种社会资源、社会力量，主动疏导和解决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其次是工会组织的作用要得到充分发挥，要能够理直气壮地代表工人的利益，让广大工人群体有党领导下的“组织归属”；再次是强化工人维权的相关的制度、政策、法律建设。

　　谁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

　　“一找老乡，二找劳动局，三找媒体”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浙江省各地10多个县市的企业以及杭州等地的劳动力市场、火车站采访一线农民工时了解到，当发生工伤、拖欠薪等劳动纠纷时，大部分农民工的解决办法是“一找老乡，二找劳动局，三找媒体”。问及是否会寻求工会帮助，绝大部分农民工茫然地摇摇头。

　　43岁的郑均建是河南淮滨县固城乡人，他在杭州的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每个月工资1370元，全年无休。当记者问及他们如何维权时，郑钧建说：“为自己维权？只要你还想在那个厂做，是不可能跟老板发生矛盾的。不想做了，才去‘维权’，但这么做的话，最大的权饭碗就没有了。”

　　“老板如果敢扣我的血汗钱，他有他的办法，我有我的办法，我反正是‘光脚板的不怕穿鞋的’，你要硬扣、赖我的钱，我只能以暴易暴！”目前在杭州一家私人的石油制品公司打工的陕西富平县人黄志伟说，如果拿不到钱，他们老乡几个会互相帮忙去向老板“讨说法”。

　　除了找老乡，农民工另一条主要的维权路径还是找当地劳动部门。

　　据统计，2010年，浙江省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6080件，涉及劳动者人数57009人。此外，全省各级劳动仲裁委及基层调解组织还以案外调解的方式处理劳动争议案件59396件，两项相加，案件总量为95476件。

　　在杭州市江干区保安服务公司工作、来自安徽淮北的宋世军说：“找劳动局还管用些，(企业)工会只是哑巴身上的耳朵摆设，没有用的。工会主席拿的是老板的钱，当然是替老板干活了。”

　　“无维权组织易乱，有维权组织则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表示，应该把所有的劳动者纳入工会体系，工会应该对劳动者的正当权利起到应有的保障和保护作用，而不仅仅只是资方的附庸。

　　他同时表示，社会应该建构起一些相应的为劳动者服务的民间组织，顺应“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大势，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让劳动者可以正当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

　　定位模糊的企业工会

　　虽然《工会法》把工会定位为职工利益的代言人，而在实践中，工会却只是起着居中调解作用的“第三方”角色。大多数农民工表示，并不知道自己的工厂有工会组织，即使有，也从来没见工会组织过什么活动，更别说帮着工人维权而向老板“叫板”了。

　　“工会不是向老板拿钱、拿的是老板给的饭碗吗？这样傻瓜也会想一想，你是工会主席，你会为谁‘维权’？”黄志伟说。

　　华统集团是浙江义乌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总经理朱俭军说：“我们公司工会是有，但主要是个形式，没有真正开展起相关工作。公司的事情，最后还是老板说了算。”

　　有的企业工会主席私下也表示，自己的实际身份就是“给老板跑腿的”，一般享受“副总经理待遇”。

　　“我国工会实际的身份就是党和政府的工人工作部门，要完全代表工人，客观上达不到，主观上也不可能，甚至可能造成企业主的反感和不配合。工会真正的角色应该是利益协调者，保持公正和中立。”浙江德清常务副县长陈发瑶说。

　　浙江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金长征表示，企业员工维权的方式始终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力推、企业职工参与，工会主要发挥的是双方利益沟通协调的“老娘舅”的作用。

　　杭州市下城区总工会主席马德华表示，工会不能制定政策，说了不算数，只能作为一种途径去了解工人的需求和心声，起到协调者作用。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总工会主席叶法明告诉记者，每年的工会经费要工会主席花很大精力去收钱，而且都收不足，地方政府也更多从“减轻企业负担、放水养鱼”的角度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能在体制上保障这笔工会经费，就可以由工会出钱派驻工会主席到企业，工会主席不拿老板的钱，当然就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去维护广大工人的正当利益了。

　　“体制外”维权组织应运而生

　　2006年7月，在杭州打工的江西人徐文财创办了为农民工提供维权、学习、就业等服务的“草根之家”网站。在网上凝聚大量人气后，2008年11月，徐文财等5位志同道合的农民工在一个小区几十平米的出租房里成立了现实版的“草根之家”。2010年6月“草根之家”被“收编”进杭州市工会系统，改名为“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说，这些民间自助组织出现有空间和合理性，也有必然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取缔或者不闻不问，而是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体制内的组织如果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体制外的组织就会应运而生。”浙江省工会系统的一名干部说。

　　“草根之家”被纳入工会系统管理之后，因为搬到政府提供、设施良好的“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之后，少数会员表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不要恩赐”“坚决不去”。

　　徐文财说，“草根之家”是不是全部搬到“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这以做，因为整体搬过去了，就等于草根之家的“魂”将要消失，五年的奋斗就都要结束了。

　　“中央政府选择了‘小政府，大社会’，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和领导不希望这样，他们不愿意让百姓有太多的话语权，就是不想让草根之家这样公益组织存在。”徐文财说。

　　对于如何建构社会组织并规范发展社会组织，杨建华说，现在政府力量非常强大、市场力量其次、社会力量最弱。在这种格局下，一旦社会方面出现问题，只能找政府寻求解决。好多劳资矛盾因此上升到劳政矛盾。结果就是政府要把什么问题都扛住，也加剧了政府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一些紧张。加强社会体制改革，很重要的就是培育发展合法的社会组织。缓解社会紧张，缓和劳资关系、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

　　“社会组织应该分担社会矛盾，没必要将所有责任都一股脑揽在政府头上。政府应该做市场的监督者、引导者。”杨建华说。

　　工会维权之浙江样本：做好沟通桥梁

　　工人“直选”企业工会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自1999年开始进行非公企业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工作，目前全区2000余家企业的工会主席99%由民主选举产生、16个镇乡工会主席全部实行直接选举、197个行政村的工会主席有187个通过直选产生、58个社区工会班子直选率达100%。

　　余杭区总工会主席杜坚强说，每个工会领导候选人都要经过报名、资格审查、竞选演讲、答辩、投票这5个程序，由员工选举产生，一改以往由企业老板或者上级党组织指定“候选人”的做法。

　　杭州中强轧辊集团有限公司总工会主席沈芬芳告诉记者，选举完全是职工说了算，所以工会主席必须得为员工谋福利。

　　在杭州中强轧辊集团有限公司刚刚举行的工资协商会议上，经过工会协调，公司董事会同意员工工资同比平均增长18%。其中一线员工增幅最大，最高增长幅度达27%。

　　除此之外，余杭区还通过民主决策、民主评议和落实会员民主权利等各方面措施，职工可以从德、能、勤、洁、廉等方面对工会领导班子的监督和评议，如果在测评中有三分之二的职工认为工会领导不称职，将进行重新选举，以此确保民主直选结果落到实处。

　　在工会作用带动下，在一些非公企业，职工对于工会领导的监督权还延伸到对所有中层以上干部的监督。据杭州仁和热熔胶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张建成介绍，2010年8月，公司工会针对大家反映比较大的负责生产管理的中层领导陈武睿进行民主评议，评议结果显示，70%的职工认为他工作松懈、不称职。公司依据民主评议结果将其解聘。

　　工会出面实现社会化维权

　　浙江省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在现有体制内，工会开展工作急需一些社会资源，特别是党委政府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工会可以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社会化维权就是四大班子以及公检法等部门的主要领导作为顾问，并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法律人员，作为工会维权的主要力量。

　　10多年前，义乌劳资纠纷突出。仅在1999年，义乌市荷叶塘镇、大陈镇各发生了一起劳资关系引发的凶杀案，时常有员工的群体性斗殴事件，甚至还出现了收“保护费”的涉黑组织。当时全市只有34家基层工会组织。正是基于激烈的劳资纠纷，义乌在2010年10月成立了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并且目前已经拥有包括机关、企业、学校等各种形式的3400多家基层工会。

　　截至2010年底，义乌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共受理投诉案件4708起，调解成功率达93.6%；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225起，出庭诉讼代理317起；已为当事人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2339万元。

　　“一开始老板都认为，‘多个工会就是多个婆婆’，后来越来越多老板觉得工会可以在协调劳资关系上发挥很大的协调作用。原来每年年底和7、8月份都是劳资矛盾的高峰期，现在基本没有这样的情况了。”陈有德说。

　　“应该将部分党政权力和社会资源让渡给工会。”浙江德清县常务副县长陈发瑶说，要让工会有影响力，必须要授权或者让渡一部分部分党政和社会的资源给他们，否则工会就是“弱不禁风”的。

　　德清县的“权力让渡”主要分为工会获得某些劳动人事部门权力、直接介入劳动力市场和通过工会牵头下属部门联合开通职工利益诉求渠道。

　　“这就为劳资双赢多增设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将矛盾尽量化解在萌芽状态。让工会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相当于把劳资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前置。如果不成功，还有劳动仲裁的力量。”陈发瑶说。

　　既代表工人利益，又做好沟通桥梁

　　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杭州天堂园区是个工业密集型园区，一度面临工会组建难、开展工作难的状况，区政府决定向园区派驻工会主席。同时从企业里面推选代表，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联合工会，联合工会主席由区里派驻，其它职务由企业工会主席担任。

　　2005年7月开始，天堂园区组建联合工会，共有27名代表，10家企业参与。2009年杭宁高铁穿过天堂工业园区，导致大量企业搬迁，工会工作停了将近一年时间。2010年5月份，又重新恢复了组织，现在又有14家企业工会在联合工会下开展工作。

　　“企业工会主席拿着老板的饭碗，终究是老板的人，不可能为了员工利益去顶撞甚至得罪老板。但派驻工会主席就不一样了。”园区内的杭州豪情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宝林说。

　　“我们工会从上到下都应该是这样的，屁股是要坐到工人这边的，但想问题不能简单地从工人利益出发，一定要考虑到企业的发展和利益。企业利益和工人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杭州市下城区总工会主席马德华说。

　　王昶被下城区总工会派驻到天堂园企业联合工会担任主席一职。王昶认为，作为联合工会的主席，首先自己的角色要找准，起码自己是总工会派驻的，是拿着政府饭碗的，要把总工会的思想传达下去。跟企业主进行沟通、协商，让他们了解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王昶认为，工会主要担任的是桥梁和喉舌的作用，应该尽可能直接具体地深入到每一个企业当中去。特别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困难员工帮扶，每家企业的工会主席要先去沟通，然后提出方案，再跟老总沟通，看情况是否严重，看如何解决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