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不管是工人出身的党员还是非工人家庭出身的党员，都能够为党的事业奋斗，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么一个原则。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形势开始好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惶恐不安。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的四次大“围剿”，其他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在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受空前严重的失败，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危急关头，党领导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远征。

    长征初期，“左”倾错误仍然支配着党和军队。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中央红军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摆脱了错误羁绊的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重重封锁，粉碎了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

    1935年10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由此开始。次年10月，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11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陷。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并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等开始英勇抗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粗瓷大碗，它是革命英雄赵一曼曾经使用过的，已经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1932年，赵一曼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告别了三岁的幼子，来到白山黑水之间，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36年不幸被捕后，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她宁死不屈、视死如归。

    慷慨就义前，她给孩子留下遗言：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5年，日本入侵中国华北地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学生们悲愤地喊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不久，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并呼吁全国同胞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但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不断对外妥协，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实行“兵谏”，扣留前来西安逼迫他们攻打陕甘红军的蒋介石。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9月，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抗日战争开始后，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集中全党的智慧，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奋勇作战。在密密的丛林里，在高高的山冈上，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

    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远在大西南的闻一多读到这些著作后，颇有感触地说道，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

    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员队伍也得到了巩固、发展和壮大。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发展到50多万。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一年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一艰巨任务形容为一项“伟大的工程”。

    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创造，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始在全党范围内确立起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些重要成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党的队伍发展壮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由抗战开始的5万人发展到50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总人口接近1亿人。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来越多的人从抗日根据地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大后两个多月，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侵华日军128万余人向中国投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为了赢得这场胜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