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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1月30日 09:5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法制日报
南方某地官员,为自己修建豪华墓地,“请过风水师花了大价钱”；在北方某香火旺盛的寺庙,有官员连续24小时烧香以祈求高升……近段时间,此类官员迷信事件频出,而官员迷信比较共性的目的就是为了预测职位晋升的前程如何。
有反腐人士认为,官员迷信,看似属于个人信仰问题,实则暗藏腐败的因素。
据了解,聘请一名专职风水师的价格,保守估算也得每年10万元至20万元不等,而每一次看风水以及算命运的价钱则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对于吃财政饭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这样的费用无疑是天价。知情人士透露,“相关的酬劳,往往是与官员有往来的商人们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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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人‘抬轿子’的事我愿效劳,伤天害理的事我可不干……某局副局长为了排挤与他竞争局长位子的对手,竟愿花一万元钱让我用巫术‘诅咒’对方。我不愿干……于是推脱说身体不适,发不了功……”上述言论看似荒诞不经,却是一名风水师的真实独白。
讲风水、搞迷信,本属个人素质修养问题,但手握公权力本当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大搞风水迷信,所造成的影响就非常恶劣了。近期,一系列曝光官员迷信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其中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亟待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官员迷信“蔚然成风”
《法制日报》记者在湖南省采访时,在当地公共墓地看到了一片占据整个山顶的豪华墓地,除了巨大的坟头墓碑外,还有假山亭阁,在山之巅坐北朝南极占形胜。
当地群众告诉记者,这是当地某副处级官员为自己修筑的墓地,“请过风水师花了大价钱”。
据了解,当地公墓的价格为,二等墓2万元至3万元,一等墓在5万元左右,类似于土葬的棺材大小的墓地则在10万元以下。这片占据山顶的豪华墓地价格据估算在百万元以上。
而在山西省某座常年香火旺盛的大型寺庙,当地风水界人士告诉记者,当地曾有官员在寺庙里连续24小时烧香,祈求高升。
这名风水界人士进一步披露,个别官员还会佩戴一块被“加持过”的法器,通常是玉器或是别的材质。法器是专门请人根据其生辰八字,将“符咒”写在本人照片上和法器一起供奉七七四十九天。供奉的过程中,“在外面做工程身体平安”、“官位稳定”等“指定信息”已经全部“输入”到法器中。而到年底时,法器还要再拿回坛里,输入新信息以祈求明年运程。
风水界人士提供的价码表明,整套项目每年需要付6000元至7000元。如果还有一些临时的特殊要求,比如在换届或者提拔的关键时刻需要“加把劲儿”,“那么根据具体要求实现的难度,另收几千元到十来万元的情况都有”。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不少政府官员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已经被这种“玄学”俘虏,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例子是:贪腐官员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因为某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他便不惜将建设中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
近期舆论所曝光的一系列风水事件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某国家级重点贫困县2009年1月至10月的财政收入仅有7044万元,但却在今年9月12日耗资500万元(另一说为1300万元),雇用运输公司将重369吨、被当地人称为“神石”的甘州石作为城标。据报道称,搬运这块石头的过程还被寓意为“时(石)来运转”,“县上领导请了好多风水大师”,“县长3步一磕头,磕了99米迎接”,转移巨石还“刷新了吉尼斯纪录”。
某地市政管理局发出一个公文,称要将将军山关公像拆移,原因是“关公像以傲视万夫的姿态俯视全城,甚为不妥”。一来,“关公是英雄,应进庙受万民膜拜,不宜暴露于室外”；二来,“以一武财神傲视所有党政机关,有失君行”。
官场浮沉诱发风水热
普通人讲风水迷信尽管不是什么高雅爱好,但毕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官员一旦涉及此道还真是有些神神叨叨了。
“很多风水师不留胡子,不穿唐装,要尽量掩饰身份。”一名风水师对记者说,“常常是西装领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搞推销的。如果去办公室看风水,一定要在周末没人的时候。”
据介绍,尽量避免找本地风水师,也是官员们都遵守的一条规则。某“易学命理大师”向记者透露,他曾和一名官员约在其他省份的宾馆见面,“当地人容易走漏风声,风险太大”。
“我们有时候去看官员的房子,甚至都见不到主人。看完后,我们还要将所有的演算、草图当面撕掉,以免主人担心外传。”一名要求匿名的风水师说。
《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种种官员讲风水的作法一直备受诟病,但是仍有不少官员乐此不疲。
“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相信一些‘玄’的东西。”一名风水师这样总结他的经验,“给他们调整一下办公桌的位置,他们会觉得太简单,不放心。但给他们在地上埋一点吉祥物,布一个阵,他们就会觉得很灵了。甚至有的官员在风水布置成功后激动得流眼泪了。”
据了解,风水曾经是科学不发达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朴素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风水不是科学,说是能准确地预测未来这是吹牛。”一名资深风水师向记者坦言。
既然如此,为什么官员的迷信程度会如此之高?
“人们往往在遇到风险决策,特别是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或预测结果的风险性,就会产生诉诸迷信办法来预测未来的动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只有1个候选人去竞争一个副局长职位,他就不需要问鬼神了；但如果有5个候选人,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5,这似乎只是一个风险决策,但时下干部能否被提拔的影响因素很不确定,有的说能力和政绩是主要的,有的说和主要领导的关系是主要的,有的说群众关系或同僚关系是主要的,还有的说金钱是主要的,于是,如何能被提拔以及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就变得高度不确定了。这时,求助于八卦、鬼神的动机就很大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任建明认为,从之前迷信官员的个案来看,他们比较共性的目的是为了预测职位晋升的前程如何,这似乎不难理解,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谋求职位晋升应当是满足他们自我实现需要的一种主要途径。一般来说,通过职位晋升满足公务人员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官员追求升官兼有贪污腐败的动机。可是,官员职位是稀缺的,且职位越高稀缺程度越大。由于我国公务人员待遇等其他激励方式都和官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于是,要发展似乎就只有谋求提拔这一条路了。
“如果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范、透明,对于大多数公务人员来说,从事公职也就是一个风险职业罢了。但问题是,从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演化的现状来看,特别是从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腐败日益严重的态势来看,影响官员职业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必然就会诱发干部的迷信动机。”任建明说。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院程萍曾对干部科学信仰问题做过调查,她认为,官员迷信的原因包括:
“官场潜规则”和高心理压力带来的理性缺失。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反而受到压抑,在一些所谓“官场潜规则”的暗示下,多数官员必然会产生沉重的焦灼感、迷茫感和无力感,觉得自己实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便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一些有能力、有追求的官员,原本通过正当的努力就能够获得升迁,但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不正当的“投资”或者祈求神鬼保佑。
此外,由于官场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人对自己已经获得的利益并不具有稳固感,反而时时感到风险的威胁。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一些人希望有神灵佑护自己不受或少受损害。
官员问鬼神暗藏腐败
有反腐人士认为,官员迷信,看似属于个人信仰问题,实则暗藏腐败的因素。
“地方许多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的风水师为他规划。”一名风水界人士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聘请一名专职风水师的价格,保守估算每年也得10万元至20万元不等,有些风水师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元,而每一次看风水以及算命运的价钱则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对于吃财政饭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说,这样的费用无疑是天价。一名风水师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玄机,“相关的酬劳,往往是与官员有往来的商人们支付的”。
风水促人脉的说法于是不胫而走。在风水业界流传着这样一段传奇:某大型国有企业在行将倒闭的关键时刻,通过风水顾问的居中协调,成功邀请到了某位头面人物参与了一次公关活动,这家企业随即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贷款,而这名风水顾问也随即获得了可观的“顾问费”。
“如果官员拿着来路不明的钱去搞风水迷信,那么手中的权力就有可能出现变异,这就属于腐败了。因为腐败的定义主要就是指权力行为的离轨,权力没有在正常应该行使的轨道运行,权力变异的一大现象,就是具有为己牟利、滥用公权力等特征。”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
据了解,一些因腐败落马的官员往往和风水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于那些腐败的干部来说,由于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另外的一个主要的需要了,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腐败干部的比例还比较高,因此,有这种需要的干部还不少。同时,由于保护举报制度缺失以及一些更为复杂的原因,干部腐败之后能否确保安全,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因此,腐败干部也就会有很大的迷信动机,有一些官员迷信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任建明说。
对此,任建明认为,应该从两大制度入手——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对官员迷信行为加以约束。“假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的,规则在先,通过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信息都完全公开,那么,在决定任命这件事上,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应当如何去努力,根本就犯不着去问鬼神。同样,如果反腐败制度改革可以做到‘伸手必被捉’,腐败官员也犯不着去问鬼神,他们很容易就知道为确保安全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林喆则建议,在政府部门和党内建立普遍的“谈话制度”。“上下级之间、党内都可以进行3种类型的谈话,第一种是激励谈话,当面表扬；第二种为上级对下级监督,就是诫勉谈话；第三则是排忧谈话,这样的谈话经常也会有,但是没有形成制度。通过这样的谈话可以减轻官员来自于体制内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信仰危机,自动远离迷信活动”。 （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郑小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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