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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田野上的斑斓画卷——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8日 07:4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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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多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今年粮食生产再创新高。秋粮入仓,农民兄弟又播下来年新的希望。

  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描绘了我国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

  辉煌“十一五”,成就巨大,来之不易,农业立下汗马功劳;关键“十二五”,历史机遇难得,风险挑战交错,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三农”工作仍是重中之重。

  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

  似乎没有哪个产业像农业一样,平时似有若无,不显山不露水,但一有风吹草动,便牵动全国,上至国家领导,下至黎民百姓。

  似乎没有哪个群体像农民一样,常年辛勤劳作,吃苦多,奉献大,却又是容易被忽略的沉默的大多数。

  当今中国是农业农村变化最大、发展最好的时代,也是矛盾集中、挑战严峻的时期。在这个关键阶段,靠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已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我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农业、农村、农民,不能不深刻认识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重要意义,不能不认真思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特色何在?方位何在?路该怎么走?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是残缺不全的现代化、潜藏巨大风险的现代化、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强则中国强,农村兴则中国兴,农民富则中国富

  2004年秋天,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成为新时期制定“三农”政策的基本依据。

  2008年秋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改革开放进入而立之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全会专题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确实意味深长。

  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我国所处的发展时期有一系列重要判断。敏感的人们注意到,其中我国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这样的表述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

  对于国家现代化全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现代化?可能有多种解释,多个标准。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迁移的过程。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解放,是更美好的生活。而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它不仅包括物质装备、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更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让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农业产业中获得较高的收益,过上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支撑。虽然农业产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民以食为天。13亿人口要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而且,我们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必须立足国内,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离乡进城,从农产品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肉、蛋、奶等消费量大幅度增长,这是更多的粮食转化而来。根据农业部的研究,与10年前相比,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2亿多,粮食消费增加了1000多亿斤,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分别增长40%和60%左右。与此同时,农业资源约束日益趋紧,耕地和水资源变得更加稀缺。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8年,12年间我国的耕地净减少1.25亿亩。需求增加和资源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保障农产品的供求平衡。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方针。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消费层次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2009年我国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社会的32%。现阶段,我国工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生产能力,许多行业、企业的发展前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近两年,国家实施家电下乡政策,不仅农民受益,企业也活了。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实现销售额1158.4亿元,同比增长2倍。全国31个省份销售量都增长1倍以上。这充分说明,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会失去重要的拉动力。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最近6年更是连续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到2009年,绝对差距扩大到12000多元,相对差距扩大到3.33∶1。差距不只在收入上,还表现在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上。来自河北承德农村的保洁员小刁,在北京打工10年了,全家住在地下室,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她虽然想念家乡,却不愿意回去。“农村挣钱少,环境不卫生,已经住不惯了,关键是老家的学校教育水平不行,怕耽误了孩子。”上亿农民工的全国大流动,每年春节都要重复一次。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的场面,时时提醒我们,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之外,还有大面积欠发达的农村,还有生活窘迫的父老乡亲。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民的体面劳动、惬意生活,就没有国家长久的和谐安定。

  无法想象这样撕裂的图景:一边是先进的工业,一边是落后的农业;一边是繁华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一边是富裕的市民,一边是贫穷的农民……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因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是残缺不全的现代化,是潜藏着巨大风险的现代化、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只要农业基础依然脆弱,就支撑不起国家现代化大厦;只要占土地和人口多数的农村、农民依然被阻隔在现代化的大门之外,国家就不能算实现了现代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如不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必将丧失发展机遇,经济社会转型难以完成,现代化目标将无法如期实现。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新兴国家经济高速起飞,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没有处理好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经济停滞,贫富分化,社会动荡,几十年过去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徘徊不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没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700美元,已经迈向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警示我们,要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农业转型是最艰巨的任务。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要切实防止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忽视农业现代化,出现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情况。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起点更高,政策体系更加健全,发展氛围更好,但是,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还不完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的利益取向尚未根本调整,我国农业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危险始终存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研究发现,在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化速度加快,城市更加强势,农业处在弱势地位,如果没有必要的政策储备,没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各种资源要素有可能加速被抽离农业,流向工业和城市。

  从国际经验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晓河分析,2009年,全国非农产业占GDP比重近90%,非农劳动就业份额近62%,城镇化水平超46%。这些结构性指标表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仅不再依赖农业积累,而且完全可以支持农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我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2009年财政收入达到6.8万亿元,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储蓄存款充足,完全有能力反哺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农业的重要性、敏感性,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性、紧迫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出来。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必然带有中国国情的独特印记。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经济欠发达、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决定了我们既不可能照搬国外,也不可能一个模式齐步走

  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特”在哪里?只有从比较中才能看得更真切。

  你熟悉这样的画面吗?

  黑龙江“北大仓”粮田万顷,喷洒农药的飞机从低空掠过;

  江苏太湖之滨,现代化养殖基地,监控屏幕上,8个区域的水质情况同时呈现,水产医院及时诊治虾蟹病情;

  四川凉山,坝子里老水牛踯躅前行,赶牛的小伙两腿淤泥……

  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先进与落后,集约与粗放,开放与闭塞,甚至幸福与煎熬,同时呈现在乡村大地。

  去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经营上百公顷土地的家庭农场,尚未开发的后备耕地资源……在法国、荷兰、以色列,农业的精细化,对资源的高效利用,让人感叹。

  纵观世界农业发展,已经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由于资源禀赋及其工业化水平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类是人少地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大量可耕地,最缺劳动力。在农业现代化起步阶段,他们首选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经营。以美国为例,上世纪40年代初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70年代之后,现代管理、信息和生物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

  一类是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首选提高资源产出率,实现集约化经营。以日本为代表,在基本完成生物技术措施现代化后,把重点转向实现农业机械化。

  第三类是资源禀赋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国家。以德国、法国为代表,他们选择农业机械化和生物现代化并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各国农业现代化大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农业的物质装备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化为主要内容,二是以提高环境友好性和健全支持农业保护体系为主要内容。而中国目前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情况是:两个阶段任务相互叠加,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因此难度更大,问题更复杂。

  那么,发达国家走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原样复制吗?恐怕不可以!

  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人口特别多——占世界人口的1/5,且农民数量特别庞大。

  耕地特别少——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3%,人均耕地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

  环境脆弱、资源短缺——山区丘陵多,平原面积小;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去大部分,绿洲少得可怜;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水土资源极不匹配,譬如水多的贵州缺地,地多的甘肃缺水。

  经济欠发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发布的数据,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九十九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这么大体量、这么多农业人口、这么少人均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先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无法照搬。

  从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经济欠发达的实际出发,我们能采用一个适用全国的模式吗?恐怕不能!

  中国国土广袤,东西跨越5000多公里,南北相望也是5000多公里,5大气候类型,农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东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2.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已经上万,最低的只有千把元。

  只要把目光投射到全国,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地发展现代农业不同的先天条件和鲜明的特色:

  秋收时节,黑龙江农垦建三江垦区,联合收割机在一片金黄中往来穿梭。572万亩耕地, 15个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农场,田间综合机械化率达97%,每年为国家生产近百亿斤粮食。黑龙江省地广人稀,可耕地多,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社和产业化组织,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并依托农垦、森工、矿区推进城乡一体化,初步走出了具有黑土地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绝大多数地方人多地少,但情形也各不相同。 

  经济发达的苏南,发展高效农业园区真有些“苏绣”的功底,针针角角一丝不苟。一个大棚,番茄刚拉秧,丝瓜秧就爬上来了,丝瓜秧底下又种上了莴笋;玻璃温室培育鲜切花,一年收几茬。人和地都不闲着。

  中原粮仓河南,人均耕地只有1.2亩,亩均水资源是全国的1/6,但小麦良种覆盖98%、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粮食单产一年一个新纪录。全国1/10以上的粮食出产于此。依靠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业,他们把麦粒变成面粉、味精、啤酒,转化成猪肉、鸡肉,生产出了全国1/3的方便面、1/2的速冻饺子和火腿肠。

  地处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一半以上的土地沙化、荒漠化,水资源严重匮乏,但昼夜温差大,日照条件好,适于发展特色农业。宁夏人在沙漠里建温室大棚种瓜菜,在坡地上覆膜保墒间作瓜枣,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农民收入成倍提高。全区特色优势产业集中度达到70%以上,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 

  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如此不同,经济发展层次如此丰富,决定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可能一个模式齐步走,必然是因地制宜,多元选择,多样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农业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靠外部的政策供给、内部体制机制创新和经营主体的培育。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发展路径不同,不可能一个步调,全面开花,更不能靠行政命令硬推。

  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说到底就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发展阶段,能扬长避短、可操作、走得通的路。

  一只脚迈进了现代农业,一只脚仍在传统农业。看清来龙去脉,明确所在方位,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脚踏实地,坚定前行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几乎就是一部农耕史。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同时代最先进的耕作技术、水利设施,至今让我们为之自豪。但农村不只有田园牧歌,更有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减轻劳动强度,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农民绵延几千年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每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对农业、农业现代化都有经典论述,都有宏伟蓝图。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曾走过漫长弯路,付出了惨痛代价。当年,为了找到实现现代化的捷径,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土地归大堆,劳动“大呼隆”,分配“大锅饭”,其结果是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造成了农村生产力低下,直到1978年,吃不饱肚子的情况在农村还非常普遍。  

  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包干”的全面推开,让农民蛰伏已久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喷发。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连续发布5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步步深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经营勃兴……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此走入正途。

  2000年,迈过基本小康的门槛,全面小康的号角吹响。党的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从2004年开始,7个中央一号文件接连聚焦“三农”问题,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民的补贴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农业税、牧业税等一系列税负被取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推进,反哺“三农”的力度持续加大,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加快了脚步。

  六十年风风雨雨,三十年一路闯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目前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最重要的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平均增长率达到5%以上,粮食产量先后跨上7000亿斤、8000亿斤、9000亿斤、10000亿斤4个台阶。今年,粮食生产有望实现“七连增”,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稳定解决。

  农业的装备水平可谓“鸟枪换炮”,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截至2009年,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0.8%,小麦机械化耕种水平达86%。每到收获时节,一大批有组织的农机手转战南北、跨区机收的场面蔚为壮观。

  农业结构不断优化,优势产业带逐步形成,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东北的玉米、河南的小麦、新疆的棉花、陕西的苹果、云南的鲜花、宁夏中卫的枸杞、山东寿光的蔬菜,都是大面积区域化种植,既有效配置农业资源,又方便提供社会化服务。

  农产品加工企业越做越大。加工禽肉的诸城外贸、广东温氏,加工猪肉的河南双汇、江苏雨润,加工牛肉的吉林皓月集团,加工食用油的山东鲁花,加工果汁的汇源……一批知名度颇高、市场份额很大的龙头企业遍布全国。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还要看农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有几笔大账算得清楚:

  2009年,国家对农民的“四项补贴”已经增加到1230.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5153元,自2004年以来的年均实际增幅连续6年保持6%以上。目前,大电网对农村人口的覆盖率超过了95%,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面覆盖,参合人数达8.33亿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到农民身上。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非常明显。

  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依然存在问题,农业产业化水平还不高。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农民都有成熟的合作组织,可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服务,日本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农协组织。而我们国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很低,生猪、大蒜、绿豆等频繁坐“过山车”的情况在所难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程度一般都在90%以上,而我们只有30%。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体上看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产业化的各链条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基础设施脆弱,经营方式比较粗放。

  今年的旱涝交加,把我们脆弱的农业基础暴露个“底朝天”。尽管大江大河安然无恙,但中小河流险情不断……不少农田不是灌不上,就是排不出。我国还有一半以上的耕地靠天吃饭,缺少基本灌溉条件。

  农业科技创新亟待加快步伐。

  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在诸多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足50%,而发达国家达70%以上。农技推广“线断网破人散”的情况并不少见,先进实用技术与农民之间“最后一公里”往往不能贯通。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长远发展。

  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城乡差距还在扩大。

  一只脚迈进了现代农业,另一只脚还在传统农业,怎么能走得稳,走得快?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不能只考虑“一农”,要着眼“三农”。绕不开也躲不过的难题,唯有在深化改革中求解,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突破

  农村改革和发展站在历史新起点,前进道路上仍有诸多矛盾和问题,绕不开也躲不过。

  家庭经营——效益从哪儿来?

  有人说,现代农业要大规模、高效率,靠一家一户难实现,家庭经营已经落伍了。一些地方鼓励大公司、大老板直接下乡种田,有的甚至违背农民意愿,靠行政手段搞土地流转,规模倒是迅速扩大了,效率短时间内也提高了,但被挤出土地的农民出路在哪儿?农业现代化真的这么简单?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说,实行家庭经营,是农业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尽管经营规模有大有小,但基本的经营主体都是农户。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短时间内土地规模无法扩大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

  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吉炳轩,曾经长期在河南省工作,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规模经营对于土地少、人口多的地区是很难办的。比如河南省人均一亩多地,如果把30亩地交给一户种,在黑龙江还不算规模经营,但河南就等于把6户的土地交给一户耕种,那其他5户干什么?必须转移出去80%的人口不从事农业。

  中农办副主任唐仁健说,其实谁也不愿意小规模,但这是中国国情。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更科学、更有效、更集约地用于农业。

  事实上,农业的规模,不单是指土地规模,也可以是服务规模。科技的创新和推广、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也能形成规模,带来规模效益。陈锡文说,不管是新大陆国家一户的几万亩地,还是在日本的小规模经营,打一个电话,农药、化肥、销售等专业组织都能上门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农业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

  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决不是维持传统的小农经济,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改善外部环境,转变发展方式,创造家庭经营向现代化迈进的条件。

  经营方式怎么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明确回答: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家庭经营也能创造高效益。

  ——效益从适度规模中来。在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只要因势利导,做好服务工作,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就会在农民之间进行。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陆续出现了一些种粮大户、家庭农场。苏州种粮大户高健浩,在租种、代管的6000亩农田里用有机肥、覆盖防虫网,还在田里放养鸭子,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产出的有机大米1公斤卖到几十元。

  ——效益从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中来。山东三元朱村发明的冬暖式大棚已经发展到第五代。一按电钮,近100米的草帘自动卷起,轻点鼠标,数十个喷灌头水雾弥漫。一个温室大棚收入能达到2万—3万元,一亩棚收入超过十亩地。这一技术已经从山东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份,创造了惊人的效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马铃薯专家屈冬玉博士, 为推广先进技术,十几年来跑遍全国的马铃薯主产区。他说,仅脱毒马铃薯这一项生物技术,就能增加单产300—500公斤。今年全国能推广3000万亩,只算一年的账,农民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便十分可观。

  ——效益从社会化服务中来。河南五女镇保献农机合作社,今年代耕、代管、代收小麦2万多亩。合作社社员赵国庆说,家里没有壮劳力也不怕。不管是种还是收,打个电话就行。大马力拖拉机下田,作业深度35厘米以上,土壤透气了,产量噌噌往上蹿。过去亩产500公斤就是顶,现在这个顶早已被打破,今年亩产超过600公斤,亩增收200多元。

  小农户,大市场——产业竞争力怎样提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市场连成一体。分散的农户,面对这样的阵势,难免茫然失措。当下的农业国际竞争,已不仅是初级农产品的竞争,更是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面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农业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引进来”、“走出去”,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谋划发展。

  农业产业化,是“小生产”对接“大市场”的一个现实途径。发达国家也是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连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农户和企业之间或由固定合同联结,或由合作社负责收购、加工、销售,并给农户返还利润。

  农民完全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紧紧扣住市场脉搏。同样是种菜,山东安丘“田间变车间”, 从引导农民种什么,到培训农民怎么种,制定了33个生产规程、200多个国际生产标准,发展50万亩标准化蔬菜基地,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

  从国内外成功的经验看,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壮大的关键。对企业来说,与其直接进入生产环节,与农民争土地、争利益,不如提供充分的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与农民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有效的农业合作组织,对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说,在发达国家,从生产资料供应、大型农机的使用,到农民的贷款、农产品的销售,都离不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后,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速度很快,但目前带动力、竞争力仍然偏弱,应大力发展和培育。

  中农办原主任段应碧说,来来回回试了很多年,农业的微观主体还必须是农民。从长远看,中国的粮食问题靠农民的小规模、兼业化解决不了。还是应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前提下,发展专业大户。将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职业。搞现代农业,提高农民素质是个大问题。要有计划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学校应该开设培养职业农民的相关专业。

  城镇化、新农村——农民往哪儿去?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关键是减下来的农民往哪儿去?

  程国强说,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由于农民基数小,非农产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比较顺利。而一些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大国,由于简单地把土地析出的农民抛向市场、推向城市,造成了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农村贫民,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说明,对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一个渐进和漫长的过程。

  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5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城镇化率可达到70%,这意味着在短短20年中,将有3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如此,仍然有四五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因此,必须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一方面大力建设新农村,双轮驱动,并行不悖。

  但是必须弄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城镇化?什么样的新农村?

  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

  一些城市,只想要农民的地,并不想要农民;城市建得越来越光鲜亮丽,却没给进城的农民及其家庭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一些地方,以建设新农村为名,搞大拆大建,让农民离开村庄,搬上楼房,集中居住,却不问群众愿不愿意,生产生活方便不方便。嘴里说的是为农民谋福利,眼睛盯着的却是农民手里的地。更有一些村庄仅因为行政区划的变更,农民坐地 “被城镇化”。

  城镇化的本质是让更多农民真正变为市民;建设新农村的目的,是让农民在乡村也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同样文明幸福的生活。要真正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改革还待攻坚,制度仍需完善。

  只有非农产业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城市能接纳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农村能开辟更多的就业和增收门路,农业现代化才能推进得更快。

  陈锡文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三农”问题,不是“一农”问题,如果只是要提高农业效率,大机械在大地块集中作业就能解决,但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就必须统筹兼顾,通盘考虑。“三农”问题都解决好了,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

  基础弱、底子薄——支持保护谁承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后认为,要充分发挥现代投入要素的作用,必须有两个重要条件:相配套的农业制度、相配套的新型农民。

  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是农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都离不开政府全方位、大力度的财政和信贷支持,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段应碧说:“中国农业到了最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国农民没有什么积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靠市场的作用,实现不了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反哺”才刚刚开头。资料显示,日本农民收入的60%、韩国农民收入50%、欧盟农民收入的40%,来自政府补贴,而我国不足10%。

  随着国家财力不断增强,对农业的反哺力度应当不断加大。这是时代潮流、国际潮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张红宇认为,过去对“三农”投入的历史欠账实在太多,现在一时还补不上,无论是从投资结构还是支出增幅看,农业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因此,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继续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水平,并建立更加完善的支持保护体系。

  政府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才能吸引农民积极筹资投劳,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河南省瞄准薄弱环节,集中70%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连续6年投入27个产粮大县。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吸引了群众自筹及社会资金43.74亿元,累计改造600多万亩中低产田,核心产区粮食增量占到全省增量的80%。

  资源环境紧约束——如何可持续?

  中国农业正处于一个资源环境趋紧的时期,耕地越来越少,水资源频频告急,生态亮起“红灯”,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难题。当一些发达国家一滴一滴地浇灌农作物的时候,我们仍有很多地方扒开口子,大水漫灌!我国每千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粗放、落后的农业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打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统筹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出路在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向先进耕作技术转。一度缺水的河西走廊,小麦玉米田正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棉花、制种玉米等节水作物,膜下滴灌技术使“浇地”变为“浇作物”,棉花亩节水335立方米,增产12%。

  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上转。成都市设立了耕地保护基金,市县两级财政每年投入26亿元,为承担耕地保护的农户提供养老保险补贴,建立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一粒稻谷,如今在黑龙江垦区的产业链上“吃干榨尽”:剥壳做成精米,稻壳用于发电,壳灰变成白炭黑和活性炭,米糠粕提炼出卵磷脂……稻谷衍生出30多种产品,每吨增值700多元,努力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向多功能并重转。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和能源替代等新兴业态,兼顾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四川率先开创的“农家乐”,如今已经有了星级标准,向集约精细的乡村度假型转变,吸纳农村就业300多万人。

  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时代课题,其艰巨性、挑战性可想而知。唯有直面矛盾,不避难题,在深化改革中求解,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突破。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办法、新途径。眼下,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脚步一刻也不能迟疑,一刻也不能放慢。

  “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已经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

  前半程,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巨大奉献,为奠定国家工业化基础提供了巨额积累;小岗村18位农民的手印石破天惊,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幕,农村经济支撑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半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仍然取决于农村改革能否有新的突破,农业发展能否有质的飞跃。

  让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建设亿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