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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8日 07:4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人民日报
经历了多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今年粮食生产再创新高。秋粮入仓，农民兄弟又播下来年新的希望。
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描绘了我国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
辉煌“十一五”，成就巨大，来之不易，农业立下汗马功劳；关键“十二五”，历史机遇难得，风险挑战交错，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三农”工作仍是重中之重。
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
似乎没有哪个产业像农业一样，平时似有若无，不显山不露水，但一有风吹草动，便牵动全国，上至国家领导，下至黎民百姓。
似乎没有哪个群体像农民一样，常年辛勤劳作，吃苦多，奉献大，却又是容易被忽略的沉默的大多数。
当今中国是农业农村变化最大、发展最好的时代，也是矛盾集中、挑战严峻的时期。在这个关键阶段，靠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已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发展之重。我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农业、农村、农民，不能不深刻认识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重要意义，不能不认真思索：中国农业现代化，特色何在？方位何在？路该怎么走？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是残缺不全的现代化、潜藏巨大风险的现代化、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强则中国强，农村兴则中国兴，农民富则中国富
2004年秋天，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成为新时期制定“三农”政策的基本依据。
2008年秋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改革开放进入而立之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全会专题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确实意味深长。
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我国所处的发展时期有一系列重要判断。敏感的人们注意到，其中我国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这样的表述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出现。
对于国家现代化全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现代化？可能有多种解释，多个标准。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迁移的过程。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解放，是更美好的生活。而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它不仅包括物质装备、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更包括农民的现代化。让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农业产业中获得较高的收益，过上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支撑。虽然农业产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民以食为天。13亿人口要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而且，我们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必须立足国内，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离乡进城，从农产品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肉、蛋、奶等消费量大幅度增长，这是更多的粮食转化而来。根据农业部的研究，与10年前相比，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2亿多，粮食消费增加了1000多亿斤，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分别增长40%和60%左右。与此同时，农业资源约束日益趋紧，耕地和水资源变得更加稀缺。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8年，12年间我国的耕地净减少1.25亿亩。需求增加和资源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保障农产品的供求平衡。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方针。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消费层次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2009年我国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社会的32%。现阶段，我国工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生产能力，许多行业、企业的发展前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近两年，国家实施家电下乡政策，不仅农民受益，企业也活了。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实现销售额1158.4亿元，同比增长2倍。全国31个省份销售量都增长1倍以上。这充分说明，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会失去重要的拉动力。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最近6年更是连续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到2009年，绝对差距扩大到12000多元，相对差距扩大到3.33∶1。差距不只在收入上，还表现在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上。来自河北承德农村的保洁员小刁，在北京打工10年了，全家住在地下室，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她虽然想念家乡，却不愿意回去。“农村挣钱少，环境不卫生，已经住不惯了，关键是老家的学校教育水平不行，怕耽误了孩子。”上亿农民工的全国大流动，每年春节都要重复一次。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的场面，时时提醒我们，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之外，还有大面积欠发达的农村，还有生活窘迫的父老乡亲。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农民的体面劳动、惬意生活，就没有国家长久的和谐安定。
无法想象这样撕裂的图景：一边是先进的工业,一边是落后的农业；一边是繁华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一边是富裕的市民，一边是贫穷的农民……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因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是残缺不全的现代化，是潜藏着巨大风险的现代化、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只要农业基础依然脆弱，就支撑不起国家现代化大厦；只要占土地和人口多数的农村、农民依然被阻隔在现代化的大门之外，国家就不能算实现了现代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如不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必将丧失发展机遇，经济社会转型难以完成，现代化目标将无法如期实现。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新兴国家经济高速起飞，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没有处理好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经济停滞，贫富分化，社会动荡，几十年过去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徘徊不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没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700美元，已经迈向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警示我们，要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农业转型是最艰巨的任务。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要切实防止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忽视农业现代化，出现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情况。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起点更高，政策体系更加健全，发展氛围更好，但是，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还不完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的利益取向尚未根本调整，我国农业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危险始终存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研究发现,在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化速度加快，城市更加强势，农业处在弱势地位，如果没有必要的政策储备，没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各种资源要素有可能加速被抽离农业，流向工业和城市。
从国际经验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晓河分析，2009年，全国非农产业占GDP比重近90%，非农劳动就业份额近62%，城镇化水平超46%。这些结构性指标表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仅不再依赖农业积累，而且完全可以支持农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我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2009年财政收入达到6.8万亿元，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储蓄存款充足，完全有能力反哺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农业的重要性、敏感性，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性、紧迫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出来。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必然带有中国国情的独特印记。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经济欠发达、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决定了我们既不可能照搬国外，也不可能一个模式齐步走
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特”在哪里？只有从比较中才能看得更真切。
你熟悉这样的画面吗？
黑龙江“北大仓”粮田万顷，喷洒农药的飞机从低空掠过；
江苏太湖之滨，现代化养殖基地，监控屏幕上，8个区域的水质情况同时呈现，水产医院及时诊治虾蟹病情；
四川凉山，坝子里老水牛踯躅前行，赶牛的小伙两腿淤泥……
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先进与落后，集约与粗放，开放与闭塞，甚至幸福与煎熬，同时呈现在乡村大地。
去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经营上百公顷土地的家庭农场，尚未开发的后备耕地资源……在法国、荷兰、以色列，农业的精细化，对资源的高效利用，让人感叹。
纵观世界农业发展，已经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由于资源禀赋及其工业化水平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类是人少地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大量可耕地，最缺劳动力。在农业现代化起步阶段，他们首选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经营。以美国为例，上世纪40年代初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70年代之后，现代管理、信息和生物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
一类是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首选提高资源产出率，实现集约化经营。以日本为代表，在基本完成生物技术措施现代化后，把重点转向实现农业机械化。
第三类是资源禀赋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国家。以德国、法国为代表，他们选择农业机械化和生物现代化并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各国农业现代化大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农业的物质装备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化为主要内容，二是以提高环境友好性和健全支持农业保护体系为主要内容。而中国目前农业现代化面临的情况是：两个阶段任务相互叠加，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因此难度更大，问题更复杂。
那么，发达国家走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原样复制吗？恐怕不可以！
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人口特别多——占世界人口的1/5，且农民数量特别庞大。
耕地特别少——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3%，人均耕地1.38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
环境脆弱、资源短缺——山区丘陵多，平原面积小；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去大部分，绿洲少得可怜；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水土资源极不匹配，譬如水多的贵州缺地，地多的甘肃缺水。
经济欠发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发布的数据，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九十九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这么大体量、这么多农业人口、这么少人均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先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无法照搬。
从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经济欠发达的实际出发，我们能采用一个适用全国的模式吗？恐怕不能！
中国国土广袤，东西跨越5000多公里，南北相望也是5000多公里，5大气候类型，农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东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2.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已经上万，最低的只有千把元。
只要把目光投射到全国，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地发展现代农业不同的先天条件和鲜明的特色：
秋收时节，黑龙江农垦建三江垦区，联合收割机在一片金黄中往来穿梭。572万亩耕地， 15个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农场，田间综合机械化率达97%，每年为国家生产近百亿斤粮食。黑龙江省地广人稀，可耕地多，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社和产业化组织，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并依托农垦、森工、矿区推进城乡一体化，初步走出了具有黑土地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绝大多数地方人多地少，但情形也各不相同。
经济发达的苏南，发展高效农业园区真有些“苏绣”的功底，针针角角一丝不苟。一个大棚，番茄刚拉秧，丝瓜秧就爬上来了，丝瓜秧底下又种上了莴笋；玻璃温室培育鲜切花，一年收几茬。人和地都不闲着。
中原粮仓河南，人均耕地只有1.2亩，亩均水资源是全国的1/6，但小麦良种覆盖98%、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粮食单产一年一个新纪录。全国1/10以上的粮食出产于此。依靠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业，他们把麦粒变成面粉、味精、啤酒，转化成猪肉、鸡肉，生产出了全国1/3的方便面、1/2的速冻饺子和火腿肠。
地处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一半以上的土地沙化、荒漠化，水资源严重匮乏，但昼夜温差大，日照条件好，适于发展特色农业。宁夏人在沙漠里建温室大棚种瓜菜，在坡地上覆膜保墒间作瓜枣，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农民收入成倍提高。全区特色优势产业集中度达到70%以上，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
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如此不同，经济发展层次如此丰富，决定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可能一个模式齐步走，必然是因地制宜，多元选择，多样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农业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靠外部的政策供给、内部体制机制创新和经营主体的培育。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发展路径不同，不可能一个步调，全面开花，更不能靠行政命令硬推。
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说到底就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发展阶段，能扬长避短、可操作、走得通的路。
一只脚迈进了现代农业，一只脚仍在传统农业。看清来龙去脉,明确所在方位，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脚踏实地，坚定前行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几乎就是一部农耕史。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同时代最先进的耕作技术、水利设施，至今让我们为之自豪。但农村不只有田园牧歌，更有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减轻劳动强度，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农民绵延几千年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每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对农业、农业现代化都有经典论述，都有宏伟蓝图。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曾走过漫长弯路，付出了惨痛代价。当年，为了找到实现现代化的捷径，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土地归大堆，劳动“大呼隆”，分配“大锅饭”，其结果是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造成了农村生产力低下，直到1978年，吃不饱肚子的情况在农村还非常普遍。
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包干”的全面推开，让农民蛰伏已久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喷发。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连续发布5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步步深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经营勃兴……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此走入正途。
2000年，迈过基本小康的门槛，全面小康的号角吹响。党的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从2004年开始，7个中央一号文件接连聚焦“三农”问题，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民的补贴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农业税、牧业税等一系列税负被取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推进，反哺“三农”的力度持续加大，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加快了脚步。
六十年风风雨雨，三十年一路闯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目前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最重要的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平均增长率达到5%以上，粮食产量先后跨上7000亿斤、8000亿斤、9000亿斤、10000亿斤4个台阶。今年，粮食生产有望实现“七连增”，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稳定解决。
农业的装备水平可谓“鸟枪换炮”，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截至2009年，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0.8%，小麦机械化耕种水平达86%。每到收获时节，一大批有组织的农机手转战南北、跨区机收的场面蔚为壮观。
农业结构不断优化，优势产业带逐步形成，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东北的玉米、河南的小麦、新疆的棉花、陕西的苹果、云南的鲜花、宁夏中卫的枸杞、山东寿光的蔬菜，都是大面积区域化种植，既有效配置农业资源，又方便提供社会化服务。
农产品加工企业越做越大。加工禽肉的诸城外贸、广东温氏，加工猪肉的河南双汇、江苏雨润，加工牛肉的吉林皓月集团，加工食用油的山东鲁花，加工果汁的汇源……一批知名度颇高、市场份额很大的龙头企业遍布全国。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还要看农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有几笔大账算得清楚：
2009年，国家对农民的“四项补贴”已经增加到1230.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5153元，自2004年以来的年均实际增幅连续6年保持6％以上。目前，大电网对农村人口的覆盖率超过了95%，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面覆盖，参合人数达8.33亿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到农民身上。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非常明显。
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依然存在问题，农业产业化水平还不高。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农民都有成熟的合作组织，可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服务，日本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农协组织。而我们国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很低，生猪、大蒜、绿豆等频繁坐“过山车”的情况在所难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程度一般都在90%以上，而我们只有30%。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体上看数量偏少、规模偏小，产业化的各链条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基础设施脆弱，经营方式比较粗放。
今年的旱涝交加，把我们脆弱的农业基础暴露个“底朝天”。尽管大江大河安然无恙，但中小河流险情不断……不少农田不是灌不上，就是排不出。我国还有一半以上的耕地靠天吃饭，缺少基本灌溉条件。
农业科技创新亟待加快步伐。
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在诸多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足50％，而发达国家达70%以上。农技推广“线断网破人散”的情况并不少见，先进实用技术与农民之间“最后一公里”往往不能贯通。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长远发展。
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城乡差距还在扩大。
一只脚迈进了现代农业，另一只脚还在传统农业，怎么能走得稳，走得快？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不能只考虑“一农”，要着眼“三农”。绕不开也躲不过的难题，唯有在深化改革中求解，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突破
农村改革和发展站在历史新起点，前进道路上仍有诸多矛盾和问题，绕不开也躲不过。
家庭经营——效益从哪儿来？
有人说，现代农业要大规模、高效率，靠一家一户难实现，家庭经营已经落伍了。一些地方鼓励大公司、大老板直接下乡种田，有的甚至违背农民意愿，靠行政手段搞土地流转，规模倒是迅速扩大了，效率短时间内也提高了，但被挤出土地的农民出路在哪儿？农业现代化真的这么简单？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说，实行家庭经营，是农业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尽管经营规模有大有小，但基本的经营主体都是农户。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短时间内土地规模无法扩大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
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吉炳轩，曾经长期在河南省工作，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规模经营对于土地少、人口多的地区是很难办的。比如河南省人均一亩多地，如果把30亩地交给一户种，在黑龙江还不算规模经营，但河南就等于把6户的土地交给一户耕种，那其他5户干什么？必须转移出去80%的人口不从事农业。
中农办副主任唐仁健说，其实谁也不愿意小规模，但这是中国国情。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更科学、更有效、更集约地用于农业。
事实上，农业的规模，不单是指土地规模，也可以是服务规模。科技的创新和推广、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也能形成规模，带来规模效益。陈锡文说，不管是新大陆国家一户的几万亩地，还是在日本的小规模经营，打一个电话，农药、化肥、销售等专业组织都能上门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农业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
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决不是维持传统的小农经济，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改善外部环境，转变发展方式，创造家庭经营向现代化迈进的条件。
经营方式怎么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明确回答：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家庭经营也能创造高效益。
——效益从适度规模中来。在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只要因势利导，做好服务工作，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就会在农民之间进行。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陆续出现了一些种粮大户、家庭农场。苏州种粮大户高健浩，在租种、代管的6000亩农田里用有机肥、覆盖防虫网，还在田里放养鸭子，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产出的有机大米1公斤卖到几十元。
——效益从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中来。山东三元朱村发明的冬暖式大棚已经发展到第五代。一按电钮，近100米的草帘自动卷起，轻点鼠标，数十个喷灌头水雾弥漫。一个温室大棚收入能达到2万—3万元，一亩棚收入超过十亩地。这一技术已经从山东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份，创造了惊人的效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马铃薯专家屈冬玉博士, 为推广先进技术，十几年来跑遍全国的马铃薯主产区。他说，仅脱毒马铃薯这一项生物技术，就能增加单产300—500公斤。今年全国能推广3000万亩，只算一年的账，农民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便十分可观。
——效益从社会化服务中来。河南五女镇保献农机合作社，今年代耕、代管、代收小麦2万多亩。合作社社员赵国庆说，家里没有壮劳力也不怕。不管是种还是收，打个电话就行。大马力拖拉机下田，作业深度35厘米以上，土壤透气了，产量噌噌往上蹿。过去亩产500公斤就是顶，现在这个顶早已被打破，今年亩产超过600公斤，亩增收200多元。
小农户，大市场——产业竞争力怎样提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市场连成一体。分散的农户，面对这样的阵势，难免茫然失措。当下的农业国际竞争，已不仅是初级农产品的竞争，更是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面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农业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引进来”、“走出去”，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谋划发展。
农业产业化，是“小生产”对接“大市场”的一个现实途径。发达国家也是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连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农户和企业之间或由固定合同联结，或由合作社负责收购、加工、销售，并给农户返还利润。
农民完全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紧紧扣住市场脉搏。同样是种菜，山东安丘“田间变车间”， 从引导农民种什么，到培训农民怎么种，制定了33个生产规程、200多个国际生产标准，发展50万亩标准化蔬菜基地，产品源源不断走向世界。
从国内外成功的经验看，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壮大的关键。对企业来说，与其直接进入生产环节，与农民争土地、争利益，不如提供充分的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与农民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有效的农业合作组织，对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说，在发达国家，从生产资料供应、大型农机的使用，到农民的贷款、农产品的销售，都离不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后，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速度很快，但目前带动力、竞争力仍然偏弱，应大力发展和培育。
中农办原主任段应碧说，来来回回试了很多年，农业的微观主体还必须是农民。从长远看，中国的粮食问题靠农民的小规模、兼业化解决不了。还是应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前提下，发展专业大户。将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职业。搞现代农业，提高农民素质是个大问题。要有计划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学校应该开设培养职业农民的相关专业。
城镇化、新农村——农民往哪儿去？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关键是减下来的农民往哪儿去？
程国强说，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由于农民基数小，非农产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比较顺利。而一些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大国，由于简单地把土地析出的农民抛向市场、推向城市，造成了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农村贫民，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说明，对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是一个渐进和漫长的过程。
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5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城镇化率可达到70%，这意味着在短短20年中，将有3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如此，仍然有四五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因此，必须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一方面大力建设新农村，双轮驱动，并行不悖。
但是必须弄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城镇化？什么样的新农村？
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
一些城市，只想要农民的地，并不想要农民；城市建得越来越光鲜亮丽，却没给进城的农民及其家庭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一些地方，以建设新农村为名，搞大拆大建，让农民离开村庄，搬上楼房，集中居住，却不问群众愿不愿意，生产生活方便不方便。嘴里说的是为农民谋福利，眼睛盯着的却是农民手里的地。更有一些村庄仅因为行政区划的变更，农民坐地 “被城镇化”。
城镇化的本质是让更多农民真正变为市民；建设新农村的目的，是让农民在乡村也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同样文明幸福的生活。要真正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改革还待攻坚，制度仍需完善。
只有非农产业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城市能接纳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农村能开辟更多的就业和增收门路，农业现代化才能推进得更快。
陈锡文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三农”问题，不是“一农”问题，如果只是要提高农业效率，大机械在大地块集中作业就能解决，但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就必须统筹兼顾，通盘考虑。“三农”问题都解决好了，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
基础弱、底子薄——支持保护谁承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后认为，要充分发挥现代投入要素的作用，必须有两个重要条件：相配套的农业制度、相配套的新型农民。
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是农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都离不开政府全方位、大力度的财政和信贷支持，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段应碧说：“中国农业到了最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国农民没有什么积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靠市场的作用，实现不了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反哺”才刚刚开头。资料显示，日本农民收入的60%、韩国农民收入50%、欧盟农民收入的40%，来自政府补贴，而我国不足10%。
随着国家财力不断增强，对农业的反哺力度应当不断加大。这是时代潮流、国际潮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张红宇认为，过去对“三农”投入的历史欠账实在太多，现在一时还补不上，无论是从投资结构还是支出增幅看，农业仍然处在弱势的地位。因此，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继续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水平，并建立更加完善的支持保护体系。
政府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才能吸引农民积极筹资投劳，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河南省瞄准薄弱环节，集中70%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连续6年投入27个产粮大县。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吸引了群众自筹及社会资金43.74亿元，累计改造600多万亩中低产田，核心产区粮食增量占到全省增量的80%。
资源环境紧约束——如何可持续？
中国农业正处于一个资源环境趋紧的时期，耕地越来越少，水资源频频告急，生态亮起“红灯”，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难题。当一些发达国家一滴一滴地浇灌农作物的时候，我们仍有很多地方扒开口子，大水漫灌！我国每千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粗放、落后的农业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打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统筹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出路在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向先进耕作技术转。一度缺水的河西走廊，小麦玉米田正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棉花、制种玉米等节水作物，膜下滴灌技术使“浇地”变为“浇作物”，棉花亩节水335立方米，增产12%。
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上转。成都市设立了耕地保护基金，市县两级财政每年投入26亿元，为承担耕地保护的农户提供养老保险补贴，建立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一粒稻谷，如今在黑龙江垦区的产业链上“吃干榨尽”：剥壳做成精米，稻壳用于发电，壳灰变成白炭黑和活性炭，米糠粕提炼出卵磷脂……稻谷衍生出30多种产品，每吨增值700多元，努力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向多功能并重转。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和能源替代等新兴业态，兼顾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四川率先开创的“农家乐”，如今已经有了星级标准，向集约精细的乡村度假型转变，吸纳农村就业300多万人。
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时代课题，其艰巨性、挑战性可想而知。唯有直面矛盾，不避难题，在深化改革中求解，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突破。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办法、新途径。眼下，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脚步一刻也不能迟疑，一刻也不能放慢。
“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已经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
前半程，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巨大奉献，为奠定国家工业化基础提供了巨额积累；小岗村18位农民的手印石破天惊，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幕，农村经济支撑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半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仍然取决于农村改革能否有新的突破，农业发展能否有质的飞跃。
让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建设亿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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